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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亚地区(qu)紧张态势持续升级，该构想于2025年1月进入实操阶段：公明党(dang)干(gan)事长(chang)西田实仁与邻(lin)国就“亚洲版OSCE”框架展开磋商，并获得(de)“建(jian)设性提案”的初步回应；同月下旬，党(dang)高层联合日本和平(ping)学会学者(zhe)召(zhao)开战略会议，细化提出(chu)在东盟地区(qu)论坛（ARF）基础上增设常设秘书处、引入OSCE式每周大使级常态化对(dui)话等机制创新方案，试图突破既有机制年度化会议模式的效能(neng)瓶颈。该构想试图通过“小(xiao)多(duo)边”试点逐步扩大参(can)与，并借助OSCE经验，成(cheng)为(wei)亚洲安全架构变革的重要议题。

日本首相石(shi)破茂此番政策宣示，绝非临时起意。观察石(shi)破政权(quan)自去年组阁以来的行动轨迹，从(cong)高调配合北约的印太扩张战略，力推“亚洲版北约（NATO）”，到转向更(geng)具调和色彩的区(qu)域多(duo)边安全架构“亚洲版OSCE”。这种看似矛盾的政策调整，恰(qia)是日本在中(zhong)美战略竞争烈度持续升级背景下，试图在安全依赖与经济现实间寻找战略平(ping)衡点的生动写照。

石(shi)破政权(quan)推动“亚洲版OSCE”的动因透视

笔者(zhe)认为(wei)日本推动“亚洲版OSCE”倡(chang)议有四重战略动因。其一，以对(dui)华经济依赖与安全焦虑为(wei)驱动的“缓和策略”，试图通过多(duo)边安全对(dui)话重建(jian)中(zhong)日战略互信(xin)；其二，以“有限自主”为(wei)核心的美日同盟调适，借机制创新规避美国对(dui)日本外交的过度约束(shu)；其三，以争夺区(qu)域规则(ze)制定权(quan)为(wei)目标的领导权(quan)竞逐，意图通过填补东盟机制的功能(neng)真空，重塑(su)日本区(qu)域影响力；其四，东南亚国家普遍(bian)存在的“选边站”焦虑，倒逼日本必须(xu)设计(ji)低门(men)槛、渐进式的合作路径(jing)。具体而言：

（一）经济依赖与安全焦虑的双重驱动：

根据日本外务省2024年发布的统(tong)计(ji)数据，2023年中(zhong)日双边贸易(yi)额达到3007亿(yi)美金，中(zhong)国连续14年保持日本最大贸易(yi)伙伴地位(wei)。更(geng)具指标意义的是，中(zhong)国在日本对(dui)外贸易(yi)格局中(zhong)占(zhan)据核心地位(wei)，具体表现为(wei)：在日方进出(chu)口总(zong)额中(zhong)，中(zhong)国占(zhan)比分别(bie)为(wei)出(chu)口17.6%、进口22.2%、进出(chu)口总(zong)额20.0%。从(cong)贸易(yi)结构来看，半导体制造设备、电子零部件及塑(su)料等原材料构成(cheng)日本对(dui)华出(chu)口主力商品。日本国内的半导体材料企业和精(jing)密器械制造商坦言“无法承受对(dui)华产业链脱钩成(cheng)本”，这一数据深刻揭示了中(zhong)日经贸的高度依存关系。

截至2022年10月，中(zhong)国以31324个日企分支机构数量稳(wen)居日本企业海(hai)外布局首位(wei)。在《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实施背景下（该法案于2022年5月立法强化技术出(chu)口管制），日企的对(dui)华技术转移规模仍(reng)实现逆势增长(chang)。中(zhong)国日本商会2023年在北京发布的《会员(yuan)企业景气及营商环境问卷(juan)调查》显示：将中(zhong)国视为(wei)“最重要市场”或“三大战略市场”的日企比例达53%，较法案实施前提升4个百分点；更(geng)有58%的在华日企明确表示将“扩大”或“维(wei)持”投资规模，该数据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这种政策管控与市场选择间的明显背离，反映出(chu)日本企业对(dui)供应链重构成(cheng)本的现实考(kao)量。

在安全战略层面，川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展现出(chu)鲜明的单边主义与交易(yi)主义特征。再次执政后在乌克兰危(wei)机中(zhong)绕过北约体系，直接(jie)与俄(e)罗(luo)斯进行利益(yi)交换的谈(tan)判模式，凸显美国为(wei)追求战略利益(yi)不惜忽视盟友安全诉求的政策倾向。这种战略不确定性若演变为(wei)常态，将深刻冲击作为(wei)核心盟友的日本。

（二）美日同盟的弹性化改造需求

日本认为(wei)，当前亚洲安全架构依托美国“轴辐式”体系，通过日美、韩(han)美等双边同盟构建(jian)威慑网络，但与北约体系相比存在三大结构性缺陷：其一，体系中(zhong)枢稳(wen)定性脆弱，白宫政权(quan)更(geng)迭易(yi)导致战略转向，如1971年“尼克松冲击”的政策突变风险始终存在；其二，利益(yi)协同机制薄弱，参(can)与国对(dui)地区(qu)关键议题的战略权(quan)重差异显著，易(yi)被对(dui)手通过经济合作分化、历史矛盾激化等手段实质性削(xue)弱联盟凝聚力；其三，多(duo)边行动效能(neng)低下，缺乏北约式联合司令部及快速反应机制。

基于对(dui)美国“轴辐式”安全架构力有不逮的判断，石(shi)破政权(quan)甫一上台即(ji)推动“亚洲版NATO”构想，试图建(jian)立日本主导的协同防御体系。但实践(jian)遭遇重大挫(cuo)折(she)：东盟国家明确拒绝“军事集团化”提案，澳大利亚要求维(wei)持美澳同盟优先地位(wei)，印度则(ze)强调“战略自主”原则(ze)。

而“亚洲版OSCE”的好处在于制度弹性。相较于北约的协同防御体系，OSCE模式强调信(xin)任措施建(jian)设、危(wei)机预防与多(duo)轨道对(dui)话，这种“先易(yi)后难”的推进策略既能(neng)规避强推“亚洲版NATO”直接(jie)刺激区(qu)域大国的敏感神经，又能(neng)通过防灾合作、海(hai)上执法等非传统(tong)安全领域的合作积(ji)累政治资本。可见该方案融合了公明党(dang)长(chang)期倡(chang)导的“和平(ping)中(zhong)道”路线与自民党(dang)传统(tong)安全思维(wei)，既保留与北约的战略协调空间，又为(wei)地区(qu)各国的安全对(dui)话预留接(jie)口。

日本更(geng)可以借“亚洲版OSCE”框架实施双向突破：政策层面，在2025年发布的《日美联合声明》中(zhong)新增“多(duo)层次、协同合作，包(bao)括美日澳印四边机制（Quad）、美日韩(han)、美日澳以及美日菲等合作”，规避直接(jie)军事扩张的民意风险；法律层面，推动国会于2024年7月通过《与联合国维(wei)持和平(ping)行动合作法》修正(zheng)案，扩大参(can)与国际救灾、反海(hai)盗(dao)等非战斗行动的法律适用(yong)范围，为(wei)多(duo)边安全机制提供国内法支撑。这一机制实质是通过低敏感领域的功能(neng)性合作，在维(wei)持同盟框架的同时渐进拓(tuo)展日本的战略自主空间。

（三）区(qu)域机制主导权(quan)争夺

东盟主导的地区(qu)安全架构正(zheng)面临双重结构性困境：其一，制度效能(neng)弱化。2022年东盟地区(qu)论坛（ARF）因成(cheng)员(yuan)国对(dui)“南海(hai)行为(wei)准(zhun)则(ze)”的法律效力与适用(yong)范围存在根本分歧，导致协商进程实质性停(ting)滞；其二，共识凝聚失能(neng)。传统(tong)安全领域的高政治敏感性持续侵蚀东盟“中(zhong)心地位(wei)”的合法性基础。

在此背景下，日本借势填补机制真空，通过非传统(tong)安全领域的机制化建(jian)设实施战略突破：在防灾合作维(wei)度，借2023年日本-东盟建(jian)立对(dui)话关系50周年之机，双方签(qian)署《强化灾害管理伙伴关系宣言》，构建(jian)包(bao)含实时卫星监测系统(tong)与联合指挥中(zhong)心的24小(xiao)时应急响应机制。该机制技术参(can)数对(dui)标欧安组织（OSCE）的危(wei)机预警框架，使日方获得(de)东南亚灾害应急网络的实际调度权(quan)。

在网络安全领域，依托自2009年启动的年度政策会议机制，日本以“网络安全能(neng)力建(jian)设伙伴”身份主导建(jian)成(cheng)覆盖东盟十国的威胁情报(bao)共享平(ping)台。该平(ping)台通过标准(zhun)化数据接(jie)口将东盟国家纳入日本主导的网络安全生态体系，实质上形(xing)成(cheng)以东京为(wei)技术枢纽(niu)的区(qu)域联防架构。

这种以人道救援、数字(zi)治理等低敏感领域切入的合作模式，本质上是在进行渐进式制度替代——通过高频次、高可见度的功能(neng)性合作，逐步强化东南亚国家对(dui)日本所提供的区(qu)域公共产品的路径(jing)依赖。

（四）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避险需求

东南亚国家在中(zhong)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正(zheng)面临着日益(yi)深化的“选边站”困境。尤(you)索夫伊萨(sa)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态势报(bao)告：2024》显示，针对(dui)“若东盟被迫与战略竞争对(dui)手结盟应选择哪国”的设问，50.5%的受访者(zhe)选择中(zhong)国（49.5%选择美国），这是该问题自2020年纳入调研以来中(zhong)国首超美国。数据折(she)射出(chu)双重现实：不仅折(she)射出(chu)中(zhong)国通过“一带一路”倡(chang)议实现的影响力跃升，更(geng)凸显地区(qu)国家希翼(wang)规避大国对(dui)抗风险的强烈意愿。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作为(wei)区(qu)域性安全对(dui)话平(ping)台，通过预防冲突、危(wei)机管控及冲突后重建(jian)等合作机制，致力于协调成(cheng)员(yuan)国在军控、反恐、能(neng)源(yuan)安全、人口贩(fan)运等非传统(tong)安全领域的共同行动，以此弥合分歧并构建(jian)互信(xin)。日本敏锐捕捉到东南亚国家在安全治理中(zhong)的战略焦虑，通过“经济基建(jian)+战略通道”双轨模式深化区(qu)域合作，逐步重塑(su)其在印太地区(qu)的安全影响力。

在经济合作层面，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以“高质量基建(jian)伙伴关系”计(ji)划为(wei)抓手，重点布局数字(zi)基建(jian)与绿色转型项目。通过投资5G通信(xin)网络、智慧城市等数字(zi)经济基础设施，以及太阳能(neng)发电、氢能(neng)源(yuan)开发等低碳项目，日本在满足东南亚发展需求的同时，将技术标准(zhun)与产业链深度嵌入区(qu)域经济体系。

在战略通道治理领域，日本采取“军事能(neng)力民事化”策略规避敏感议题：2024年将菲律宾、印尼等四国列(lie)为(wei)“政府安全保障能(neng)力强化支援（OSA）”重点对(dui)象，通过无偿提供海(hai)岸监视雷达、巡(xun)逻艇等非杀伤性装备，协助升级港口监控系统(tong)等基础设施。这种将军事技术转化为(wei)民事安全公共产品的做法，既契合东南亚国家“低敏感度”合作诉求，又实质强化了日本对(dui)马六甲海(hai)峡、龙目海(hai)峡等战略水道的监控能(neng)力。

“亚洲版OSCE”的多(duo)重挑(tiao)战

石(shi)破政权(quan)此番布局。旨在通过功能(neng)性多(duo)边机制弱化区(qu)域主导力量对(dui)安全议程的掌控；深层逻辑则(ze)在于预防性制度设计(ji)，试图以规则(ze)网络缓冲美国单边主义引发的战略不确定性。实质上是在中(zhong)美战略竞争的夹缝中(zhong)开辟“第三条道路”。

具体而言，选择网络安全与灾害管理作为(wei)突破口，既规避了美日同盟框架下的军事合作限制，又精(jing)准(zhun)对(dui)接(jie)东南亚国家非传统(tong)安全能(neng)力建(jian)设的迫切需求。技术层面，通过卫星监测系统(tong)与网络威胁平(ping)台的设备输出(chu)，日本成(cheng)功将技术标准(zhun)转化为(wei)制度权(quan)力。

不过，“亚洲版OSCE”构想面临多(duo)重挑(tiao)战。首先，亚洲不仅缺乏类似欧安组织的多(duo)边主义传统(tong)，更(geng)持续承受朝核危(wei)机升级、台海(hai)对(dui)峙等高压态势，其安全挑(tiao)战的复合性远超欧洲经验。其次，历史问题纠葛难解，日本若不能(neng)实质性改善历史问题造成(cheng)的信(xin)任赤字(zi)，其倡(chang)导的多(duo)边机制将难破认同困局。最后，日本试图模仿欧洲构建(jian)“规则(ze)秩序”本身存在内生矛盾，日本既要依托美国军事存在以维(wei)持威慑可信(xin)度，又谋求通过多(duo)边机制稀释美国单边行动空间。这种矛盾本质上是日本“半主权(quan)国家”地位(wei)在制度设计(ji)层面的投射，除非实现日美同盟关系的结构性调整，否则(ze)任何替代性框架都难逃“制度装饰品”的命(ming)运。

（王鹏飞(fei)，天(tian)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暨区(qu)域国别(bie)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