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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zhe)里拟以王炳华(hua)先生对“新疆(jiang)吐火罗问题”所秉持的学(xue)术态度和所坚持的学(xue)术原则为例，对他留下的更(geng)值得我(wo)们学(xue)习的东西略(lue)加分析(xi)。

自从1907-1908年德国(guo)学(xue)者缪勒（F. W. K. Müller）根据德国(guo)吐鲁番探险队在吐鲁番所获的一(yi)件回鹘文写本《弥勒会见记》的一(yi)则跋文中提到的“toγri”（吐火罗）语，把新疆(jiang)库车、焉(yan)耆等地发(fa)现的一(yi)种(zhong)不知名的古代(dai)印欧语定(ding)名为“吐火罗语”，并进而把这(zhe)种(zhong)语言(yan)分为吐火罗语A和吐火罗语B两种(zhong)方(fang)言(yan)（语言(yan)学(xue)家又将(jiang)前者称作焉(yan)耆语，后者称作龟兹语）以后，吐火罗语问题逐渐引起学(xue)界关注，进而引出所谓吐火罗人的问题。西方(fang)学(xue)界不少人进而又将(jiang)这(zhe)一(yi)问题与古代(dai)新疆(jiang)的民族及其语言(yan)联系了起来(lai)，形成了所谓的“新疆(jiang)吐火罗问题”。如果古代(dai)焉(yan)耆、龟兹地区流行的语言(yan)的确是吐火罗语，那么当地民众就应当是吐火罗人。在西方(fang)甚至出现了泛吐火罗人和泛吐火罗语思潮，认为吐火罗人和吐火罗语在早(zao)期新疆(jiang)居(ju)民中曾广泛存在。部分中国(guo)学(xue)者也受(shou)到了西方(fang)的影(ying)响，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为了证(zheng)成这(zhe)一(yi)点，他们积极寻找考古证(zheng)据。他们寻找的考古资料(liao)的重(zhong)点是王炳华(hua)先生在二十(shi)世纪七十(shi)年代(dai)末发(fa)现并全面(mian)发(fa)掘了的孔雀河(he)古墓沟墓地，以及王先生于2000年末再次发(fa)现，而后被全面(mian)发(fa)掘了的罗布泊小河(he)墓地。因此对“新疆(jiang)吐火罗问题”的讨(tao)论，王先生已经(jing)难以置身事外。自从体质(zhi)人类学(xue)家将(jiang)古墓沟墓地的部分人骨鉴定(ding)为“迄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dai)最早(zao)、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人类型”，与南西伯利亚铜石并用时代(dai)的阿凡纳(na)羡沃（Afanasievo）学问居(ju)民的头骨类型“较为接(jie)近”（韩康(kang)信《新疆(jiang)孔雀河(he)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xue)报》1986年第3期，331-364页）后，更(geng)激发(fa)了西方(fang)学(xue)者在新疆(jiang)地区寻找吐火罗人踪迹的热情，并开始(shi)构拟吐火罗人迁徙的路径，一(yi)幅新疆(jiang)地区印欧人迁徙演变的图(tu)景在某(mou)些西方(fang)学(xue)者的脑海中逐渐建(jian)构起来(lai)（J. P. Mallory & V. H. Mair，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 London:Thames & Hudson， 2000）。

面(mian)对西方(fang)学(xue)者掀起的“新疆(jiang)吐火罗问题”的巨浪，王炳华(hua)先生并没有(you)盲目(mu)跟(gen)从，而是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他始(shi)终保持着一(yi)份清醒，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对考古材(cai)料(liao)进行全面(mian)地、实事求是地科学(xue)分析(xi)，坚持让考古材(cai)料(liao)说话(hua)，让事实说话(hua)。

2011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xue)召(zhao)开的“重(zhong)构丝(si)绸之路”国(guo)际学(xue)术研讨(tao)会上，面(mian)对西方(fang)学(xue)者将(jiang)新疆(jiang)不同地域、不同时段(duan)的考古遗存，从古墓沟、小河(he)，到哈(ha)密五堡、吐鲁番苏贝希(xi)、且(qie)末扎洪鲁克、尼雅精绝，无不收入“吐火罗”这(zhe)顶大帽子(zi)中，王炳华(hua)先生明确表达了不同意见：在论及居(ju)民的“民族”时，不能只(zhi)看其种(zhong)族特征，更(geng)必须关注其经(jing)济、精神(shen)学问内涵；这(zhe)些考古学问，不仅时、空有(you)别，物质(zhi)、精神(shen)文明也是相当不同的，对这(zhe)些考古学问的差异，只(zhi)用吐火罗语A、B、C去区别，实在是过(guo)分简单(dan)化了；语言(yan)、种(zhong)族不能等同于民族，新疆(jiang)各地所见古尸，虽(sui)不少有(you)白种(zhong)人体貌特征，但物质(zhi)、精神(shen)文明各异，葬俗不同，绝对不能混同为一(yi)个民族的考古学问[王炳华(hua)《〈孔雀河(he)青铜时代(dai)与吐火罗假想〉序》（以下简称《序》），载王炳华(hua)主编《孔雀河(he)青铜时代(dai)与吐火罗假想》（以下简称《假想》），科学(xue)出版社，2017年，3-4页]。

《孔雀河(he)青铜时代(dai)与吐火罗假想》书影(ying)

针对有(you)人仅据回鹘文译语中的“toγri”一(yi)词，就判定(ding)当年天山南麓(lu)通行着印欧语西支“吐火罗语”，王先生指出，这(zhe)一(yi)结论明显(xian)存在极大的逻辑失误，欠缺社会政治、经(jing)济、学问资料(liao)的有(you)力支撑。他进而辨析(xi)了“民族”与“语言(yan)”的关系：语言(yan)，是民族认同中最重(zhong)要的根据，但语言(yan)，又不能等同于民族。不同的民族，持同样的语言(yan)，在社会历史生活中，并不稀见；同一(yi)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也可能使(shi)用不完全相同的语言(yan)（《序》，5页）。

不难看出，在思考吐火罗问题时，王先生首先考虑的是考古材(cai)料(liao)所包含的学问内涵，以及对社会政治、经(jing)济、学问等因素的综合考虑，在他看来(lai)，对古代(dai)人群(qun)的族属的判断(duan)，学问因素远比体貌特征所呈现的种(zhong)族特征更(geng)为重(zhong)要。这(zhe)与陈寅恪先生所强调的族属的判断(duan)应以学问为要而不以体貌特征为要的逻辑是一(yi)致的。人种(zhong)，是指人的生物属性。而人与一(yi)般生物种(zhong)属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有(you)学问、有(you)社会，因此在族群(qun)划分时，学问属性应起决定(ding)性作用。由(you)此可见，王先生的方(fang)法论无疑是正确的。

循(xun)此思路，王先生对“小河(he)墓地古墓沟居(ju)民是吐火罗人”说作了十(shi)分有(you)力的回应：小河(he)墓地是去今四(si)千至三千五百年前的青铜时代(dai)考古遗存，居(ju)民具(ju)有(you)白种(zhong)人形貌特征，但并没有(you)发(fa)现过(guo)文字或其他任何(he)可以与语言(yan)、文字相关联的资料(liao)，就一(yi)次又一(yi)次地“假说”他们是吐火罗人，宣称“小河(he)墓地与古墓沟的居(ju)民，应来(lai)自西方(fang)或北方(fang)，他们与后来(lai)说吐火罗语的吐火罗人，可能有(you)某(mou)种(zhong)渊源关系”，实在是十(shi)分不谨慎、不靠谱，没有(you)科学(xue)根据的（《序》，6页）。

2020年12月，王炳华(hua)先生在前往小河(he)墓地途中

有(you)学(xue)者将(jiang)古墓沟墓地的学问与阿凡纳(na)羡沃考古学问相联系，认为该学问是阿凡纳(na)羡沃学问东走、南下，进入孔雀河(he)水系后形成的经(jing)济实体，从而进一(yi)步勾勒出吐火罗人自欧亚草原迁入新疆(jiang)的迁徙路径。为此，王先生团队一(yi)方(fang)面(mian)对古墓沟、铁板河(he)、小河(he)墓地等孔雀河(he)青铜时代(dai)学问遗存进行了充分的整理、分析(xi)；同时，对阿凡纳(na)羡沃、阿尔泰山南麓(lu)克尔木齐墓地、准格尔南缘奇台西坎儿孜(zi)墓地资料(liao)，也进行了梳理，以便比较、分析(xi)。结论是：阿凡纳(na)羡沃学问与孔雀河(he)青铜时代(dai)考古学问，时空有(you)别、总体特征不同，是两种(zhong)并不相同的考古学问，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考古学问个性，说它们之间存在迁徙、传承的关系，从目(mu)前已获考古资料(liao)分析(xi)，难以成立。所谓阿凡纳(na)羡沃学问与古墓沟考古学问相同，阿凡纳(na)羡沃学问是古墓沟学问的源头，这(zhe)一(yi)结论没有(you)考古资料(liao)的支撑，不足凭信（《序》，7页；陈晓露《吐火罗相关史前考古遗存概述》，载《假想》，108页）。

既然阿凡纳(na)羡沃考古学问与古墓沟考古学问明显(xian)不同，那为什么又有(you)那么多学(xue)者无一(yi)例外地将(jiang)古墓沟学问的源头指向(xiang)了阿凡纳(na)羡沃呢？这(zhe)引发(fa)了王先生的进一(yi)步思考。王先生认为，这(zhe)很有(you)可能是由(you)于古墓沟的居(ju)民与阿凡纳(na)羡沃学问居(ju)民的头骨类型“较为接(jie)近”的缘故。王先生并没有(you)否认孔雀河(he)下游青铜时代(dai)的居(ju)民主要为白种(zhong)人这(zhe)一(yi)事实，他说，在这(zhe)片地区，距今约四(si)千年的青铜时代(dai)的居(ju)民，从种(zhong)族上分析(xi)，主要为白种(zhong)人（王炳华(hua)《探寻“小河(he)”》，载氏(shi)著《瀚海行脚——西域考古60年手记》，北京：三联书店，2024年）。但王先生也明确指出：种(zhong)族特征类同，与其下属的特定(ding)民族群(qun)体是否一(yi)致，概念(nian)是完全不一(yi)样的。体质(zhi)特征的“近同”，只(zhi)不过(guo)是居(ju)民种(zhong)族特征（生物学(xue)特征）的近同，与民族认同并无关涉。后者是否类同，主要看物质(zhi)、精神(shen)学问是否一(yi)致，才(cai)能作出大概的判断(duan)（《序》，7-8页；王炳华(hua)《孔雀河(he)青铜时代(dai)考古学问》，载《假想》，71页）。这(zhe)里，王先生再次强调了“学问因素分析(xi)”对族群(qun)判断(duan)的重(zhong)要性。

《瀚海行脚——西域考古60年手记》书影(ying)

近年语言(yan)学(xue)、历史学(xue)以及宗教学(xue)围绕这(zhe)一(yi)问题展(zhan)开的进一(yi)步研究表明，王炳华(hua)先生的坚持是正确的，他的认识与判断(duan)庶几(ji)接(jie)近历史真实。

事实上，已知吐火罗B语（龟兹语）佛典的年代(dai)上限约为五世纪初，下限则进入回鹘时期。世俗文书方(fang)面(mian)，龟兹语木简至今能确定(ding)系年者只(zhi)有(you)龟兹王苏发(fa)叠时期（624-646年）的木简通行证(zheng)，纸质(zhi)文书则多属于唐代(dai)；吐火罗A语（焉(yan)耆语）文献几(ji)乎全为佛典，现存写本的年代(dai)在七八世纪以后至回鹘时期。所以所谓的“吐火罗语”材(cai)料(liao)所包含的语言(yan)学(xue)信息，以及宗教、社会历史信息，对于探讨(tao)新疆(jiang)早(zao)期历史或史前史学(xue)者所谓“吐火罗人”（Tocharians）或“原始(shi)吐火罗人”（Proto-Tocharians）的起源、迁徙等议题往往缺乏关键启示（庆昭蓉《略(lue)述“吐火罗语”命(ming)名的历史语言(yan)文献学(xue)问题及近年吐火罗语研究发(fa)展(zhan)》，载《假想》，193页）。而且(qie)从语言(yan)学(xue)的角度看，吐火罗语A（焉(yan)耆语）、吐火罗语B（龟兹语）实际上是古代(dai)焉(yan)耆居(ju)民和古代(dai)龟兹居(ju)民使(shi)用的两种(zhong)当地语言(yan)，与帕米尔以西吐火罗故地的吐火罗人所操的吐火罗语没有(you)直接(jie)关系，那么古代(dai)焉(yan)耆居(ju)民和古代(dai)龟兹居(ju)民与吐火罗人也就没什么关系了。这(zhe)方(fang)面(mian)的证(zheng)据越来(lai)越多了。根据唐代(dai)佛教文献记载，在唐代(dai)龟兹高僧、天才(cai)语言(yan)学(xue)家利言(yan)的概念(nian)中，“四(si)镇胡(hu)语”与“吐火罗语”是并不相同的。因而学(xue)者指出，唐人所谓的“吐火罗言(yan)”，是指唐代(dai)吐火罗地区流行的主流语言(yan)，将(jiang)唐代(dai)龟兹、焉(yan)耆等地流行的语言(yan)，继续称为吐火罗语，恐怕是徒(tu)增纷扰（庆昭蓉《龟兹僧利言(yan)的生平事业（上）——兼论唐人所谓“吐火罗言(yan)”》，《唐研究》第20卷，2014年，469-490页）。而从地理概念(nian)的角度看，在唐人眼中，焉(yan)耆、龟兹也并不等于吐火罗。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官方(fang)的过(guo)所文书上，“焉(yan)耆”与“吐火罗”并称（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垂拱元年康(kang)义罗施等请过(guo)所案卷》，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图(tu)录本第叁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346-350页；荣新江(jiang)《“吐火罗”非“焉(yan)耆”——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载《内陆欧亚历史语言(yan)论集——徐(xu)文堪先生古稀纪念(nian)》，兰州大学(xue)出版社，2014年，131-135页）；也从未见唐人将(jiang)龟兹又称作吐火罗。

2020年12月，王炳华(hua)先生在小河(he)5号墓地认真观察遗址中最粗大的“男根”立木

关于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跋文中称作“吐火罗语”的语言(yan)到底是指什么语言(yan)，以及粟(su)特文《九姓回鹘可汗碑(bei)》、中古波斯文《摩尼教会领袖赞美诗》以及回鹘文摩尼教《二宗经(jing)》跋文等文献中为何(he)将(jiang)龟兹、焉(yan)耆、高昌(chang)、北庭等地称为“四(si)吐火罗（斯坦）”的问题，目(mu)前已能作出合理的说明。

根据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跋文可知，《弥勒会见记》先由(you)印度语译成吐火罗语，再由(you)吐火罗语译成突厥语。这(zhe)符(fu)合佛典翻译的一(yi)般情况。这(zhe)里的“吐火罗语”的确是指帕米尔以西吐火罗故地吐火罗人使(shi)用的语言(yan)，与古代(dai)龟兹居(ju)民和古代(dai)焉(yan)耆居(ju)民使(shi)用的龟兹语和焉(yan)耆语无关，因此不能用这(zhe)里的“吐火罗语”指代(dai)焉(yan)耆语或龟兹语。以往学(xue)界所谓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实际上是由(you)梵语（印度语）翻译为焉(yan)耆语的文本，与真正的吐火罗语无涉，称焉(yan)耆语《弥勒会见记》更(geng)贴切。以往学(xue)界之所以这(zhe)样称谓，是沿袭了德国(guo)语言(yan)学(xue)家的习惯。

研究表明，回鹘文中的“吐火罗”来(lai)自摩尼教的概念(nian)。至于摩尼教徒(tu)为何(he)将(jiang)龟兹、焉(yan)耆、高昌(chang)、北庭称为“吐火罗斯坦”或“四(si)吐火罗”，学(xue)者指出，葱岭(ling)以西的真正的吐火罗斯坦地区原本是摩尼教的一(yi)个大教区，八世纪初叶(ye)以降由(you)于伊斯兰势力的东进，大批吐火罗斯坦的摩尼教徒(tu)奔往对摩尼教友善的回鹘汗国(guo)领地，随着摩尼教教团在西域地区丝(si)路北道开教成功，其原本的“吐火罗斯坦”的名称也随着“东方(fang)教区”一(yi)起移到丝(si)路北道。也就是说，上述粟(su)特文《九姓回鹘可汗碑(bei)》以下的文献中涉及的“吐火罗”的概念(nian)，是来(lai)自吐火罗斯坦的西域移植，这(zhe)一(yi)称谓又最终被高昌(chang)回鹘摩尼教教团所继承（荣新江(jiang)《所谓“吐火罗语”名称再议——兼论龟兹北庭间的“吐火罗斯坦”》，载《假想》，191页；荣新江(jiang)《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si)绸之路十(shi)八讲》，江(jiang)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21-25页）。

历史真相告(gao)诉我(wo)们，所谓的“新疆(jiang)吐火罗问题”其实是一(yi)个伪命(ming)题，那么所谓“原始(shi)吐火罗人的迁徙问题”自然也成了一(yi)个伪命(ming)题。

1996年底，王炳华(hua)先生在塔中油(you)田

毫无疑问，王炳华(hua)先生在“新疆(jiang)吐火罗问题”的讨(tao)论上贡(gong)献了他的考古学(xue)智慧，他对考古材(cai)料(liao)的客(ke)观的论证(zheng)分析(xi)，成为解决这(zhe)一(yi)问题的十(shi)分重(zhong)要的一(yi)环。但这(zhe)里我(wo)更(geng)想强调的是，在这(zhe)个问题的讨(tao)论上，王先生表现得十(shi)分沉着、学(xue)术和专业，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yi)名考古学(xue)家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而支撑起他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支柱(zhu)”是他的职业操守，即作为一(yi)个考古人的最基本的职业操守。他说，“考古学(xue)者是最后的接(jie)近真相的人，一(yi)定(ding)要严谨，要说真话(hua)，如果考古人都(dou)不求索真相，不说真话(hua)，可能真相就永远湮灭于历史长(chang)河(he)了。”（《已知不得不离开——纪念(nian)考古学(xue)家王炳华(hua)教授》，载“绝望的老爹”微信公众号，2025年2月8日）这(zhe)是在告(gao)诉我(wo)们，考古人作为“最后的接(jie)近真相的人”，身份其实是很特殊的，所以一(yi)定(ding)要恪守严谨、说真话(hua)、求真相的底线。在他看来(lai)，这(zhe)就是考古人的最基本的职业操守，他因而为此坚守了一(yi)生！我(wo)认为，这(zhe)才(cai)是王炳华(hua)先生留给我(wo)们考古人的最珍(zhen)贵的精神(shen)遗产，也是作为考古人最应该向(xiang)他学(xue)习的地方(fang)。

强调王先生的这(zhe)一(yi)精神(shen)遗产，也不无现实意义。须知时下也存在少数(shu)考古人为了其他个人目(mu)的，对自己的考古工作夸大其词、在未做认真研究的情况下便妄下断(duan)语、甚至故意歪(wai)曲事实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