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威尔克(ke)斯是英王乔治三世最难缠(chan)的“敌手”，博马舍则可被视作法王路易(yi)十六最头(tou)疼之人。《费加(jia)罗的婚礼》剧本进呈御览后，国王得(de)出结论：“上演这出戏剧必定铸成大错(cuo)——它将迫使大家拆除(chu)巴士底狱。”原因很简单，因为“此人嘲弄了政府必须敬重的一切”，换言之，即动摇(yao)了国王及其政府统治的根基(ji)——出于同一理由，国王的祖父路易(yi)十五当年查封了戏剧家的首部名作《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博马舍继承莫里哀(ai)的喜剧传统，同时也继承了卢梭、伏(fu)尔泰等人的启蒙思想，并将二者一同发扬光大——诚如评论家雅克(ke)·舍雷尔（Jacques Scherer）所言，在喜剧的外表之下（“我忙于欢笑……害怕有时不得(de)不掩面(mian)而泣”），博马舍的剧作“充满(man)政治色彩”。

平民(min)出身的博马舍平生最恨贵族特权。在“除(chu)了空气，什(shi)么都要收税”的法国，贵族单凭祖先“高贵的血脉”便可免除(chu)一应税负(fu)。“士兵盗窃手镯，会被毫不留情地绞死；将军(jun)中饱私囊，却被视为天经地义”——正应了“窃国者为诸侯”的那句老话。博马舍曾借小人物费加(jia)罗之口向剧中的伯爵大人发起挑(tiao)战：“因为您是个大贵族，您就自以为是伟(wei)大的天才！门第、财产、爵位、高官，这一切使您这么洋洋得(de)意！您有何功劳，配有如此享受？您不过(guo)在走出娘胎时使过(guo)些力气罢了。”或(huo)许由于他本人两次遭中伤被判入狱的经历，博马舍对贵族的滥权义愤填(tian)膺(ying)：“在权力的眼里，无(wu)所过(guo)错(cuo)本身就是犯罪。他们只想惩罚(fa)，而无(wu)需裁决”，并嘲讽道，“我相信只要大人物不来伤害大家，就等于是对大家的施恩。”

通过(guo)费加(jia)罗这一正直善良而足智多(duo)谋(mou)的人物形象，博马舍对旧制(zhi)度（Ancien Régime）发起猛烈抨击(ji)。他不仅谴责上层(ceng)阶级的骄奢淫逸和(he)滥用权力，而且大声疾呼出版自由，要求改(gai)革审查制(zhi)度并结束专制(zhi)司(si)法，这反映出广大第三等级的共同心愿，因此也激起了强烈反响。博马舍对资讯出版审查制(zhi)度最为不满(man)，曾不无(wu)讥讽地写道，“只要不谈当局，不谈宗教，不谈政治，不谈道德，不谈当权人物，不谈有声望的团体……经过(guo)两三位检查员的检查，我可以自由付印一切作品”——其激愤之情，可想而知(zhi)。十九世纪文学批评家圣伯夫（Sainte-Beuve）评价这位著(zhu)名戏剧家时宣称：“十八世纪的法国如果没(mei)有博马舍，就像没(mei)有伏(fu)尔泰、狄德罗和(he)米拉(la)波一样，结果会大不相同。”堪为定评。

当然，雄心勃(bo)勃(bo)的博马舍并不甘(gan)于当一名剧作家，他自认(ren)为更擅长的是政论文和(he)小册子。在一桩遗产继承官司(si)中遭遇司(si)法不公后，他以《备(bei)忘(wang)录》（Memorials）为名，连发四篇檄文陈诉(su)冤情，剑指贪赃枉法的巴黎高等法院法官戈兹曼（Goezman）——其实质是一场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奴役和(he)暴政的斗争，并最终撼动了沿袭数百年的法兰西(xi)王国司(si)法体系。《备(bei)忘(wang)录》文笔遒劲，伏(fu)尔泰盛赞(zan)它“比任何一部喜剧更有趣，比任何一部悲剧更动人”，结果它为博马舍赢得(de)了无(wu)数的拥趸，同时也招致了更多(duo)的仇(chou)敌。

事实上，一度担任宫廷乐师的博马舍被逐出凡尔赛宫，主要原因乃是他的小册子太过(guo)“煽动性”。比如他在一篇论述君主制(zhi)的文章中写道：国王在加(jia)冕时习惯于宣誓遵守教会和(he)国家的法律。如果国家的法律只是国王专断意志（arbitrary will）的体现，那么宣誓便毫无(wu)意义——谁会诚心发誓自缚手脚？博马舍由是断言，在每个君主制(zhi)国家中，除(chu)了国王的专断意志之外，一定还存在着更为强大的约束力，即法律和(he)权威的主体（corpus），因为这是国王权威和(he)人民(min)福祉的唯一有效基(ji)础。由此观之，“王权不是建立在武力之上，而是建立在正义之上”。在另(ling)一部作品中，博马舍甚至让(rang)他笔下的人物疾呼：“大家拥有最好(hao)的国王/让(rang)大家发誓在他的统治下死去。”——照传记编辑的说法，倘若不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首席赞(zan)助人”蓬帕(pa)杜夫人百般回护，迷信绝对君主专制(zhi)的路易(yi)十五早就立誓要将博马舍绳之以法——后改(gai)为“发配”至英国充当秘密特工。

身在伦敦的博马舍一方面(mian)为法国政府秘密搜(sou)集情报（并负(fu)责“摆平”王室绯(fei)闻），一方面(mian)密切关注英军(jun)和(he)大陆军(jun)的战况(kuang)。根据最新截获的一份军(jun)事情报，博马舍作出研(yan)判，倘若军(jun)需物资不能及时就位，“美国人再也无(wu)法守住阵地。他们别无(wu)选择，只能投降”。于是，他第一时间选择上书(shu)法国外交大臣(chen)韦尔热(re)纳（Vergennes），并希翼后者能将他的“军(jun)援计划书(shu)”转呈国王。韦尔热(re)纳是铁(tie)杆保皇派，一开始他拒绝向美国“叛乱分子”提供帮助——毕竟，“革命相当危(wei)险；此处的革命必定会引(yin)发彼(bi)处的革命”。但(dan)在仔细阅读计划书(shu)后，这位大臣(chen)改(gai)变了想法。正如博马舍所言，法国在不久前(qian)的七年战争（1756-1763）中遭受重创，根据战后签订(ding)的《巴黎和(he)约》，法国被迫将整个加(jia)拿大和(he)法属路易(yi)斯安那割让(rang)给英国，而这些殖民(min)地的经贸损失反过(guo)来又加(jia)剧了法国紧张的财政状况(kuang)。因此，法国朝野上下都急切寻找复仇(chou)的良方。“天意安排了这个羞辱英国的时机”——通过(guo)秘密渠道的军(jun)事援助，既能在北美战场拖(tuo)垮英国，又能在南亚、北非等殖民(min)地争夺战中抢得(de)先机，使得(de)法国一雪前(qian)耻，重回欧陆霸主地位，何乐而不为？

在转呈国王的书(shu)信中，老谋(mou)深算的外交大臣(chen)竭力说服年仅二十二岁、缺乏治国理政经验(yan)的新任国王出手，对危(wei)在旦夕的美国革命进行干预。与穷兵黩(du)武的先祖路易(yi)十四和(he)路易(yi)十五不同，路易(yi)十六性情温和(he)，信奉“寂静主义”（Quietism），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冲突和(he)战争，尤其反对与同为君主制(zhi)的英国开战——他与英王向来以“兄弟”（“Monsieur mon frère”）相称，况(kuang)且此刻(ke)乘人之危(wei)亦有悖于他的为君之道。当然，除(chu)了良心和(he)道德考量之外，国王也不得(de)不顾虑朝中稳健派的意见，比如财政总监杜尔哥（Turgot）明确(que)反对鹰派韦尔热(re)纳将法国拖(tuo)入美国革命泥潭的方略，警(jing)告说这场战争将永久摧毁任何财政改(gai)革的希翼，并且预言“第一声枪响将使国家走向破产”。尽管如此，优柔(rou)寡断的国王最终还是采(cai)纳了韦尔热(re)纳和(he)博马舍的军(jun)援计划，理由很简单：一是出于国王对外交大臣(chen)的绝对信任——视之为“唯一的朋友，我唯一可以倚(yi)靠之人”；一是因为博马舍的秘密援助计划天衣(yi)无(wu)缝，可令法国立于不败之地，且无(wu)任何后顾之忧(you)。

照此计划，先由法王出资一百万利弗尔（livre，或(huo)译锂，币(bi)值(zhi)约合(he)一法郎），交由博马舍成立一家名为奥塔莱兹（Hortalez）的空壳企业(si)（cover company），并以私人名义采(cai)购军(jun)火(huo)及其他战备(bei)物资运往美国。对方货物收讫，在一年期信用期限内，合(he)同金(jin)额（包括成本价加(jia)保险、运费和(he)佣金(jin)）约半数可以通过(guo)现款支(zhi)付，其余部分则可以美洲盛产的烟草、靛蓝、蔗糖等商品进行以物易(yi)物的等价交换。整个订(ding)货、采(cai)购、运输及结款一系列(lie)过(guo)程由博马舍一力担当——货物售卖盈余部分则需和(he)法国政府利润(run)分成，如此一来，万一走漏风(feng)声，或(huo)船只被皇家海军(jun)截获，法方可以不知(zhi)情为托词，从而避免与英国的外交争端。

除(chu)此而外，按照大陆会议代表【阿瑟·李因“通英”嫌疑被罢免，改(gai)派美国驻法商务代理塞拉(la)斯·迪恩（Silas Deane）负(fu)责洽谈】的承诺，“作为对法国秘密援助的奖励……在美国和(he)平建国后的若干年内，法国将有权享受美国一个世纪以来使英国富裕(yu)起来的贸易(yi)的所有好(hao)处”。与此同时，美国同意将“尽其所能保证法国在西(xi)印度群(qun)岛的领土安全”。很显然，相对于军(jun)火(huo)生意的盈亏(kui)，路易(yi)十六认(ren)为这一附加(jia)条款对法兰西(xi)王国更具吸(xi)引(yin)力。

在华盛顿及大陆军(jun)浴血奋战之时，“令人敬畏(wei)的实业家”博马舍（历史学家阿尔伯特·索布尔语(yu)）也开始了他的革命拯救计划。他遍(bian)访巴黎军(jun)火(huo)商，寻找质优价廉的货源，同时外出勘查大西(xi)洋沿线海港，寻求避开皇家海军(jun)和(he)英国私掠船的安全海上航线。和(he)心胸狭隘的李不同，迪恩热(re)情洋溢，满(man)怀对美国独立、个人自由和(he)平等机会的热(re)望，博马舍深受其激励和(he)感染，决心将美国事业视作自己的事业。为此他不辞劳苦，不计名利，一度甚至荒(huang)废了写作——尽管他声称“做生意的灵魂跟文学爱好(hao)并不矛盾”。

1777年2月，经过(guo)数月奔波，博马舍采(cai)购的首批战略紧缺物资准备(bei)完毕，分装三艘货轮，其中仅“安菲特里特号”（Amphitrite）便载有下列(lie)军(jun)需品：五十二辆铜(tong)炮车、两万枚炮弹、九千枚手榴弹、约六千五百支(zhi)火(huo)枪、九百多(duo)顶帐篷、三百二十条毛毯、八千五百四十五件长袜、四千零九十七件衬衫、一千两百七十二打手帕(pa)，以及铲(chan)、镐等各(ge)类挖掘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从1776年成立到1783年宣告解(jie)散(san)，奥塔莱兹企业(si)向美国运送了数以万计的步(bu)枪、制(zhi)服、帐篷等军(jun)需物资，以及成吨的火(huo)药，这些物资“对华盛顿苦苦挣扎的军(jun)队在1777年坚持作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传记作家乔治·勒迈特（Georges Lemaitre）经过(guo)研(yan)究得(de)出结论：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博马舍旗(qi)下企业(si)所从事的贸易(yi)总额累(lei)计超四千两百万利弗尔，其中相当份额是与美国的军(jun)火(huo)贸易(yi)——博马舍以一己之力为美国提供的军(jun)备(bei)占据大陆军(jun)军(jun)援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日后迪恩在写给美国国会的信中感慨，“如果没(mei)有博马舍先生的不懈努力、慷慨和(he)智慧”，他本人永远也无(wu)法完成大陆会议交付的使命——“博马舍对美国所做出的贡献比大洋彼(bi)岸的任何人都要多(duo)”。

1777年10月，被围困在萨拉(la)托加(jia)的英军(jun)将领约翰·伯戈因爵士被迫率部投降。博马舍的大炮、步(bu)枪和(he)火(huo)药在此役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自此，装备(bei)齐(qi)全、领导(dao)有方的大陆军(jun)不仅能够与英国人正面(mian)交锋(feng)，而且完全能够打垮敌军(jun)并取得(de)最后的胜利，已成为美国人共同的信念。萨拉(la)托加(jia)大捷是战争的转折(she)点，消(xiao)息传至巴黎，博马舍备(bei)受鼓舞。他认(ren)为大陆军(jun)在解(jie)决军(jun)需后面(mian)临的另(ling)一重大问题是缺乏作战经验(yan)丰富的军(jun)官。在得(de)到美方将向他支(zhi)付相关费用的保证后，他和(he)迪恩经过(guo)遴选，在欧洲范围内招募了三十名军(jun)官——包括受过(guo)骑兵专业训练的拉(la)法耶特侯爵，以及后来升任大陆军(jun)首席工程师的杜波泰尔。值(zhi)得(de)一提的是，博马舍本人的外甥也自告奋勇(yong)走上前(qian)线，不久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炮兵指挥官。军(jun)事化的专业训练大大改(gai)进了大陆军(jun)战术水平，强化了作战纪律，也大幅(fu)增进了部队官兵的战斗力，大陆军(jun)面(mian)貌至此焕然一新。为了鼓舞士气，博马舍不仅向军(jun)官们发放现金(jin)奖金(jin)，而且承诺提供往返旅费并提前(qian)预支(zhi)六个月薪水。在海上运输船只遭遇英方劫掠后，他又自费将他的商船改(gai)造(zao)升级为战舰——由“费埃罗德里格号”（Le Fier Rodrigue）率十二艘帆船组(zu)成总吨位高达六千吨的护航舰队，并在海战中成功摧毁敌舰，从而确(que)保了海上通道的顺利运转。

1778年，为期一年的信用期满(man)后，博马舍致函美方，询(xun)问付款事宜。时任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杰伊（John Jay）经调查后回复博马舍，一面(mian)表达感激之情，一面(mian)为延迟付款深表歉意——“美利坚合(he)众国国会认(ren)识(shi)到您为其所做的巨大努力，向您表示感谢……国会对您为支(zhi)持建国大业而遭受的损失深感悲痛。不幸的意外阻碍了愿望的实现；但(dan)它将采(cai)取最迅(xun)速(su)的措(cuo)施来偿还它与您签订(ding)的债(zhai)务……凭借非凡的才能，您赢得(de)了这个年轻共和(he)国的敬重，并赢得(de)了新世界的掌声。”在获得(de)杰伊答复后，更多(duo)的军(jun)火(huo)通过(guo)博马舍开辟的海上航道源源不断地运往美国。博马舍本人为此不惜背负(fu)巨额债(zhai)务，因为他真诚地相信，美国革命是改(gai)变西(xi)方世界政治和(he)社会秩序(xu)的媒介(jie)——这一改(gai)变将实现他毕生孜孜以求的平等、进步(bu)和(he)自由的光荣与梦想。

半年之后，杰伊去职（转任美国驻西(xi)班(ban)牙使节），加(jia)之美国自身由于滥发纸币(bi)引(yin)发的财政危(wei)机，导(dao)致此后博马舍的若干催款函如泥牛入海，杳无(wu)音讯。而究其主要原因，乃在于当初因被排斥出局而愤愤不平的阿瑟·李从中作梗——在大陆会议身居要职的两位兄长扶持下，李得(de)以重返政坛，同时也开启了他的复仇(chou)计划。他首先攻击(ji)迪恩在军(jun)火(huo)交易(yi)中存在“不法勾当”（迪恩遭弹劾(he)后流亡(wang)英伦，最终客死他乡），随后又指控博马舍为“战争贩子（war-profiteer）”。根据李的证词，博马舍最初一百万利弗尔的启动资金(jin)乃是路易(yi)十六对于美国革命的“慷慨馈赠”，因此在双方账户结算时，不仅要扣除(chu)这一笔赠金(jin)，而且要计算利息——作为当事人的李言之凿凿，知(zhi)情人富兰克(ke)林三缄其口，美国政府延迟偿付的博马舍货款遂沦为“一笔糊涂账”。

1789年7月，法国大革命爆发。一向以反专制(zhi)暴政自许的博马舍被革命法庭冠(guan)以“效忠王室”的罪名，财产被没(mei)收，随后又被列(lie)入“流亡(wang)者”名单（流亡(wang)伦敦期间，曾因债(zhai)务问题锒铛入狱）。罗伯斯庇尔垮台后，博马舍流亡(wang)归来，却眼见自己的住宅被洗劫一空，而街头(tou)的暴力事件仍是层(ceng)出不穷，令他大为伤感。当年，贵族老爷加(jia)害于他，他尚(shang)能维权发声；而今(jin)，和(he)他一样平民(min)出身的革命群(qun)众同样加(jia)害于他——他们行恶的能力和(he)权贵不相上下，而他此际却申诉(su)无(wu)门。可见，正如他在与友人书(shu)信中所言，一旦权力在握，普通人的傲慢和(he)残(can)酷(ku)，跟那些贵族相比——“不多(duo)不少”。

1795年4月，无(wu)可奈何的博马舍在最后一封书(shu)信中向美国国会和(he)全体美国人民(min)陈情：“我以不懈的热(re)情为你们服务，而我得(de)到的回报只有苦涩（bitterness）。”1799年，博马舍病逝。这位被历史学家称为“美国革命中最被低估的法国英雄”，至死也未能收到美国政府的欠款。直至1835年，在美国政府即将对拿破仑战争中的经济损失向法方提出索赔（金(jin)额高达两千五百万法郎）之际，自觉理亏(kui)的美国人开始不情愿地偿还债(zhai)务。经过(guo)反复计算，美国国会向博马舍的继承人提供了八十万法郎的一揽子和(he)解(jie)方案——前(qian)提条件是“要么接受，要么放弃(qi)”。事实上，照美国著(zhu)名历史学者杜尔（Jonathan R. Dull）在《美国革命外交史》（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85）一书(shu)中的测算，这笔拖(tuo)欠近半个世纪的货款仅相当于博马舍合(he)同金(jin)额的三分之一。美国人的蛮横霸道，由此可见一斑。而美国政府之所以前(qian)恭后倨(ju)，甚至百般抵赖，根本原因乃是由于建国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法美结盟固然是美国革命期间外交的一大胜利，但(dan)时过(guo)境迁(qian)，1783年后，美国外交政策已日益转向亲英远法的轨(gui)道。毫无(wu)疑问，在“公平正义”的旗(qi)号之下，实用主义才是美国外交政治信奉的准则。

尽管生前(qian)遭遇不公，但(dan)博马舍无(wu)怨无(wu)悔。这位美国革命的无(wu)名英雄晚年在《回忆录》（Memoirs）手稿中将奥塔莱兹企业(si)和(he)“我在美国自由中所扮演的光荣角色”称为“我一生中最伟(wei)大的行为”，在此过(guo)程中，他成功地将个人的生命“和(he)人类一项光辉的使命联系在一起”。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他身后，美国政府“变脸”如此迅(xun)速(su)而彻底——这样的神操作，难免令人意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