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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mei)乌(wu)会晤(wu)的跌宕起伏，也进一步加剧了国(guo)际舆论和欧洲国(guo)家对北约(yue)内部协调的担忧。因此，德国(guo)候(hou)任总理默茨质疑北约(yue)能否维持现有形式，声(sheng)称德国(guo)拟修改(gai)宪法(fa)豁免国(guo)防支出的财(cai)政限(xian)制，并呼吁欧洲构建独立防务(wu)能力。欧盟(meng)也已计划放宽预算规则，增加国(guo)防开支。北约(yue)秘书长(chang)斯托尔滕贝格则敦促乌(wu)克兰修复与特朗(lang)普的关系，以(yi)维持联盟(meng)团结。

2月28日，乌(wu)总统(tong)泽连斯基在(zai)白宫会见特朗(lang)普时场面失控，导致空(kong)手而归。

有专家分(fen)析，美(mei)国(guo)是否退出北约(yue)需国(guo)会批(pi)准，而共和党内部存在(zai)分(fen)歧，部分(fen)议员仍支撑北约(yue)。2023年一项法(fa)案规定退出需参议院三分(fen)之二通过，所以(yi)目前阻力较(jiao)大。而马斯克的表态可能是试探性的，具体的政策动向尚(shang)不明朗(lang)。

特朗(lang)普政府通过施压盟(meng)友和释放退出信号的真实(shi)目的，其实(shi)是试图重构北约(yue)责任分(fen)担机(ji)制。尽(jin)管短期内美(mei)国(guo)退出北约(yue)的可能性较(jiao)低，但此举显然已加剧北约(yue)内部裂痕，欧洲也正加速防务(wu)自主以(yi)应对潜在(zai)变局，北约(yue)的长(chang)期存续问题确实(shi)正在(zai)面临挑战。

回顾历史，北约(yue)成立于1949年冷战初期，诞生于美(mei)苏两大阵(zhen)营对立的特殊国(guo)际格局之下，其建立初衷是“应对苏联威胁、保护西欧自由主义国(guo)家”。北约(yue)以(yi)西欧和北美(mei)资本主义国(guo)家为主体，通过军事联合与合作，试图增强防御能力，遏制苏联势力扩张，维护西方国(guo)家的政治、经济(ji)与社会制度。

几乎(hu)在(zai)整个(ge)冷战时期，北约(yue)的防务(wu)战略都以(yi)围堵苏联及其领导的“华沙条约(yue)组织”为核心，通过集体防御机(ji)制、军事训练和技术(shu)合作等手段，在(zai)两大阵(zhen)营对抗中谋求(qiu)军事优势，确保西方阵(zhen)营的安全(quan)与稳定。作为西方世界的军事与政治联盟(meng)，北约(yue)不仅是对抗苏联的重要工具，也是西欧在(zai)美(mei)国(guo)支撑下协调利益、维护价值观的机(ji)制。

冷战结束后，随着(zhe)苏联解(jie)体和华约(yue)解(jie)散，两极格局瓦解(jie)，北约(yue)赖以(yi)成立的安全(quan)威胁已不复存在(zai)。许多人认为，北约(yue)的历史使命已然结束。然而，北约(yue)非但没有转(zhuan)型或收缩规模，反而通过持续的东扩行为，打(da)破了冷战后的欧洲安全(quan)平衡。这种扩张不仅直接威胁了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安全(quan)缓冲地带(dai)，加剧了俄罗斯与西方的信任危机(ji)与安全(quan)对抗，还恶化了欧洲乃至全(quan)球的安全(quan)形势，使地缘(yuan)政治局势更加复杂。

尽(jin)管北约(yue)在(zai)冷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持续扩张已与当(dang)前国(guo)际格局的现实(shi)需求(qiu)脱节。不仅未能促进地区与全(quan)球的和平与稳定，反而因其扩张政策和内部矛盾，成为潜在(zai)的不稳定源头，引发全(quan)球范围内的复杂安全(quan)挑战。

一、冷战时期北约(yue)的历史功能与其使命的完(wan)成

1. 北约(yue)的历史使命：应对华约(yue)，维持欧美(mei)安全(quan)体系

1949年《北大西洋(yang)公约(yue)》的签署标志了以(yi)美(mei)国(guo)为首的军事同盟(meng)体系正式形成，与1955年成立的华沙条约(yue)组织构成冷战时期两极对抗的核心架构。北约(yue)通过第(di)五(wu)条“集体防御”条款，将(jiang)成员国(guo)安全(quan)利益捆(kun)绑(bang)，突(tu)破了传统(tong)军事同盟(meng)的临时性特征，构建起制度化的“安全(quan)共同体”。这一机(ji)制将(jiang)西欧国(guo)家的安全(quan)需求(qiu)与美(mei)国(guo)全(quan)球战略结合，为遏制苏联的扩张提供了制度保障。

北约(yue)通过建立一体化指挥体系、标准化武器装(zhuang)备和联合演(yan)习机(ji)制，实(shi)现了军事能力的整合。1954年采纳的“大规模报(bao)复”战略，更将(jiang)核威慑纳入集体防御框(kuang)架，形成对华约(yue)集团的战略制衡。在(zai)柏林危机(ji)（1948-1949）中，美(mei)英法(fa)三国(guo)通过“空(kong)中走廊”打(da)破苏联封(feng)锁，加速了北约(yue)的成型。古巴导弹(dan)危机(ji)（1962）则展(zhan)示了北约(yue)在(zai)核威慑中的作用，肯尼迪政府通过集体安全(quan)承诺协调盟(meng)国(guo)立场，最终迫使苏联撤出导弹(dan)。

经济(ji)上，北约(yue)与西欧经济(ji)复兴形成了协同效应。马歇(xie)尔计划与《共同防御援助法(fa)案》将(jiang)军事援助与经济(ji)重建捆(kun)绑(bang)，推动西欧工业体系恢复，为北约(yue)的防御能力提供了物质基础。这种“安全(quan)—经济(ji)”双(shuang)轨模式，不仅构筑了物理层面的“铁幕”，更塑造了西方阵(zhen)营的价值认同与利益共同体。柏林危机(ji)中的战略空(kong)运与古巴危机(ji)中的核威慑博弈，彰显了北约(yue)机(ji)制在(zai)应对系统(tong)性危机(ji)时的韧性与整合能力，使其成为冷战时期西方阵(zhen)营的核心架构。

2. 后冷战国(guo)际环境转(zhuan)型与北约(yue)的战略悖论

1991年苏联解(jie)体与华约(yue)解(jie)散后，冷战两极格局终结，但传统(tong)意识形态对抗的消解(jie)并未带(dai)来预期的和平。权力真空(kong)、地区冲突(tu)与非传统(tong)安全(quan)威胁的出现，使北约(yue)在(zai)失去传统(tong)对手后陷入战略定位困(kun)境。北约(yue)选择通过东扩重构地缘(yuan)政治版图，但这一过程反而暴露了其“扩张性生存”的悖论。

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guo)家因安全(quan)焦虑与身(shen)份认同需求(qiu)主动寻求(qiu)融(rong)入西方体系，北约(yue)则以(yi)“民主扩展(zhan)论”为外衣，将(jiang)东扩塑造为“欧洲完(wan)整与自由”的工程。1999年吸纳波兰、匈牙利、捷克，2004年纳入波罗的海三国(guo)，北约(yue)成员国(guo)从16国(guo)增至30国(guo)。这一进程被视为巩固美(mei)国(guo)单(dan)极霸权、压缩俄罗斯战略空(kong)间的工具，但其本质是冷战思维的延续。尽(jin)管1997年《北约(yue)—俄罗斯基本法(fa)案》承诺避免在(zai)新成员国(guo)永久(jiu)驻军，但北约(yue)在(zai)波罗的海的前沿部署直接触犯俄罗斯“红线”，为后续冲突(tu)埋下隐患。

后冷战时代(dai)的安全(quan)威胁呈现非对称性与多元化特征，但北约(yue)的应对却陷入功能泛化与战略失焦。1999年科索沃(wo)战争中，北约(yue)未经联合国(guo)授权实(shi)施空(kong)袭，虽迫使南联盟(meng)屈服，却开创了“人道主义干预”先例，加剧国(guo)际法(fa)的碎(sui)片化。2001年“9·11”事件后，北约(yue)首次(ci)启动第(di)五(wu)条集体防御条款，但阿富汗战争暴露了其能力短板。美(mei)国(guo)主导的反恐战争被北约(yue)“工具箱化”，欧洲盟(meng)国(guo)因战略目标分(fen)歧导致行动陷入“使命蔓延”与“合法(fa)性危机(ji)”。

北约(yue)东扩与功能泛化未能有效应对新兴挑战，反而激化与传统(tong)大国(guo)的矛盾。2008年俄格战争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ji)，揭示了北约(yue)“过度延伸(shen)”的地缘(yuan)风险。俄罗斯将(jiang)北约(yue)东扩视为生存威胁，通过强化核威慑与“混合战争”手段反制。2022年俄乌(wu)军事冲突(tu)则是北约(yue)东扩与俄罗斯安全(quan)诉求(qiu)长(chang)期对抗的总爆发。北约(yue)通过军援乌(wu)克兰实(shi)施“代(dai)理人战争”，却无力阻止冲突(tu)外溢与全(quan)球能源链震荡。

因此，北约(yue)在(zai)后冷战时代(dai)的存续，体现了国(guo)际制度的路径依赖特性，但其战略定位始终困(kun)于“敌人缺失”与“威胁创造”的悖论。东扩虽短暂巩固了西方地缘(yuan)影响力，却以(yi)牺牲战略稳定性为代(dai)价，制造出新旧(jiu)交织的安全(quan)困(kun)境。

资料(liao)图：NATO官网

3. 北约(yue)的合法(fa)性危机(ji)：政治符号化与战略必要性消解(jie)

冷战后北约(yue)的持续东扩，本质是对制度惯性的路径依赖，而非基于现实(shi)安全(quan)需求(qiu)的理性选择。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guo)加入北约(yue)的进程，体现了北约(yue)从军事同盟(meng)向政治共同体的异化。这些国(guo)家的“入约(yue)”诉求(qiu)更多是借(jie)北约(yue)身(shen)份完(wan)成“脱俄入欧”的政治认证，而非应对实(shi)质性军事威胁。事实(shi)上，1990年代(dai)中东欧国(guo)家的军费削减已表明其安全(quan)压力有限(xian)，而北约(yue)东扩的真正驱动力是美(mei)国(guo)试图通过这个(ge)“民主俱乐(le)部”巩固冷战胜利成果。

北约(yue)在(zai)后冷战时代(dai)的军事行动进一步验证了其功能失调与战略失焦。1999年科索沃(wo)战争开创未经联合国(guo)授权的军事干预先例，引发国(guo)际社会对其合法(fa)性的质疑。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北约(yue)因成员国(guo)立场分(fen)裂陷入“功能性瘫痪”。2011年利比(bi)亚军事干预中，欧洲盟(meng)国(guo)对美(mei)军后勤的依赖暴露了其自主防务(wu)能力的缺陷。

此外，北约(yue)东扩制造了“自我实(shi)现的预言”。1999年吸取中东欧国(guo)家后，北约(yue)在(zai)波兰部署反导系统(tong)，2016年启动“增强前沿存在(zai)”计划，在(zai)波罗的海驻军，直接刺激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ji)与2022年俄乌(wu)冲突(tu)，正是北约(yue)地缘(yuan)挤压引发的大国(guo)对抗。这种通过制造“俄罗斯威胁”维系内部团结的逻辑，导致欧洲安全(quan)环境恶化，印证了联盟(meng)扩张引发对抗的理论预言。

当(dang)今北约(yue)的存在(zai)价值更多体现在(zai)成员国(guo)身(shen)份的政治象征意义，而非军事效用。从中东欧国(guo)家的“政治入约(yue)”到乌(wu)克兰危机(ji)的安全(quan)困(kun)境，北约(yue)的制度扩张与战略透(tou)支，正在(zai)侵蚀其合法(fa)性根(gen)基。当(dang)军事同盟(meng)异化为地缘(yuan)政治博弈工具，其存续必要性终将(jiang)消解(jie)，最终沦为冷战遗产的“僵尸机(ji)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