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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江南市民构成(cheng)复杂，各人拥(yong)有的经济资(zi)本、学问资(zi)本和社会地位(wei)可以有很大(da)差(cha)异。虽然如此，市民之间仍有两个(ge)普遍特点：一，政治、军事、经济实力上(shang)，他们远逊(xun)于(yu)贵族、藩王、勋戚、中(zhong)官(guan)、功臣家族这类自皇权延伸的群(qun)体。由于(yu)缺乏皇室庇荫(yin)，他们无可避免要自谋生(sheng)计或经营家业，只不(bu)过(guo)明代家事管理之责经常委诸妇女，故士人往往自称“不(bu)事生(sheng)产”。二，明代中(zhong)期以后，朝廷无力控制之下，社会规范越发(fa)松弛，阶层(ceng)流(liu)动逐(zhu)渐普遍。此一社会现象，学界已有充分(fen)讨论(lun)。而个(ge)人的社会身(shen)份，在(zai)家世(shi)以外(wai)，还取决于(yu)个(ge)人的经济和学问资(zi)本的多寡，而累积的学问资(zi)本和社会地位(wei)，又对(dui)往后所能进(jin)一步获得的经济资(zi)本及(ji)其他社会资(zi)源(yuan)（如人脉）有影响，各项因素(su)互为作用。汲汲于(yu)经营自身(shen)的学问生(sheng)活和社会身(shen)份，因此亦是江南市民的普遍特点。“而雅俗之分(fen)，在(zai)于(yu)古玩之有无，故不(bu)惜重值，争而收入”（吴其贞《书画记》卷二）。个(ge)人拥(yong)有的器(qi)物，尤其是古今工艺和书画作品，皆为个(ge)人学问内涵和社会身(shen)份的外(wai)显指标，故深受重视(shi)。如何治生(sheng)、如何使用器(qi)物、如何建立社会地位(wei)等(deng)问题(ti)环环相扣，正(zheng)是晚明江南不(bu)少市民的关(guan)注所在(zai)。

图1 金笺朱漆(qi)描金人物纹竹(zhu)折扇(shan)（图录1.95） 明晚期（约1550－1644） 1966年上(shang)海(hai)宝山区朱守城家族墓出土 上(shang)海(hai)博物馆藏

图1 金笺朱漆(qi)描金人物纹竹(zhu)折扇(shan)（图录1.95） 明晚期（约1550－1644） 1966年上(shang)海(hai)宝山区朱守城家族墓出土 上(shang)海(hai)博物馆藏

朱守城家族墓1966年发(fa)现，地点在(zai)上(shang)海(hai)宝山区顾村(cun)镇朱家巷。一墓三棺，墓主分(fen)别(bie)是朱守城、其妻(qi)王氏及(ji)儿媳杨氏。其中(zhong)属于(yu)杨氏的买地券显示，其入葬年份为万历九年（1581）。该墓的重要随葬品，大(da)部分(fen)出自朱守城棺内，包括嵌(qian)玉木剑饰一件、明代竹(zhu)刻名家朱缨所制香筒一个(ge)，以及(ji)现存最为齐备的明代书斋文房(fang)用具一套，后两者(zhe)发(fa)现于(yu)守城头部两侧(ce)；另外(wai)，三棺共(gong)出土折扇(shan)二十多把，大(da)部分(fen)置于(yu)死者(zhe)手旁（图1）。由于(yu)随葬品充满文人气息，加上(shang)墓主生(sheng)平史料失载，因此论(lun)者(zhe)过(guo)往一直视(shi)朱守城为文人雅士，其随葬品则为晚明精致文人学问的实物代表。直至(zhi)近年，学者(zhe)刘芝华翻检出明代嘉靖、万历两朝大(da)臣徐学谟为守城之子(zi)显卿撰写的墓志铭《亡友忠伯朱君墓志铭》（《徐氏海(hai)隅(yu)集·文编》卷十七），厘清守城实为富农而非文人，才改变了过(guo)往对(dui)这批重要文物主人的认(ren)知。而此一发(fa)现，亦为研究晚明江南精致文物与当时社会中(zhong)层(ceng)的物质生(sheng)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一、治生(sheng)之道：田产与纺织

朱守城，名铃，号守城（墓志铭作“守诚”），世(shi)籍(ji)嘉定(ding)朱家衖(long)。守城与妻(qi)王氏育有一子(zi)，名显卿，字忠伯，生(sheng)于(yu)嘉靖二年（1523），卒于(yu)万历二年（1574）二月。显卿元配刘氏早卒，与继(ji)室杨氏生(sheng)一女。据墓志铭“执守诚公丧(sang)，虽逾祥，寸帛不(bu)施于(yu)体”数语，得知显卿于(yu)其父去世(shi)后一至(zhi)两年仍在(zai)世(shi)，故可推算守城的逝世(shi)时间约在(zai)隆庆六年（1572）或稍前。

墓志铭称守城“以农起家，颇积高赀”，是财力雄厚的富农。儿子(zi)尚幼时，守城已侨(qiao)居(ju)嘉定(ding)县(xian)城，并(bing)与徐学谟为邻(lin)。徐学谟，字叔明，号太室山人，嘉定(ding)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jin)士，后至(zhi)湖广荆州为官(guan)，累官(guan)至(zhi)礼部尚书。徐学谟年纪与显卿相若，考取进(jin)士后便(bian)离乡出仕，所以他与朱家为邻(lin)应在(zai)嘉靖二十九年（1550）考取进(jin)士前。墓志铭称"守诚公故任侠，日征歌选舞，召宾客为长夜之饮"。所谓"任侠"，既指明中(zhong)期以后城市士人之间不(bu)事生(sheng)产、轻财结客、善(shan)酒、纵情游乐的豪侈交(jiao)游风气；同时亦形容英雄俊杰义无反顾，触白刃死患难的豪侠气慨。“任侠”一词，不(bu)禁(jin)令人联想到朱守城棺出土的嵌(qian)玉螭(chi)云(yun)纹木剑饰（展品）。明人有谓，设剑于(yu)书斋意(yi)在(zai)“壮怀志勇”（高濂：《遵生(sheng)八笺．燕闲清赏笺中(zhong)卷》）。不(bu)过(guo)，徐学谟使用“任侠”一词似无嘉许之意(yi)。他提及(ji)朱守城，旨在(zai)对(dui)比显卿为人之“醇”，不(bu)为其父之酒色歌舞所诱惑。据此推测，朱守城在(zai)嘉定(ding)士人之间，应没有特别(bie)的声(sheng)望。

守城“以农起家”，依靠家族田产供应开销并(bing)累积财富。明清社会中(zhong)层(ceng)家庭营生(sheng)的方式，以购买田产和收取田租、房(fang)租最为普遍。文人鉴赏家李日华自万历三十二年（1604）离开官(guan)场，退(tui)隐二十余年，他在(zai)嘉兴的田产正(zheng)是重要收入来源(yuan)之一。袁中(zhong)道屡试(shi)不(bu)第后考虑隐居(ju)，同样(yang)希望以家族田产供应家人生(sheng)活及(ji)自己游乐的开支(zhi)。

至(zhi)于(yu)朱家的农田种植何种作物，墓志铭并(bing)无记载，惟参照地方史志资(zi)料，则可大(da)致推断(duan)。明代中(zhong)叶以后，丝织业和棉织业发(fa)展蓬勃，江南大(da)量耕地从种植米粮转为种植桑、棉。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属地大(da)半用于(yu)植桑，而苏(su)州和松江两府的耕地则多植棉花。朱守城家族所在(zai)的苏(su)州府嘉定(ding)县(xian)，因“地形高亢，宜种棉花，名曰旱田。大(da)都旱田当十之七八，是以种花者(zhe)恒多，种稻者(zhe)恒少。民之占田，富者(zhe)以顷计，贫者(zhe)以亩计，最下者(zhe)佃人之田而偿其税，俱不(bu)务积粟。”（《嘉靖嘉定(ding)县(xian)志》卷三）。至(zhi)迟在(zai)嘉靖年间，棉已是嘉定(ding)的主要农作物，该地植棉比例(li)为江南最高。“邑之货(huo)莫大(da)于(yu)布、帛。平布则户织之”，当地民众纷纷投入棉布产业。嘉定(ding)棉布是明中(zhong)晚期国内市场的著名商品，“富商巨贾(jia)，积贮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zhi)辽、蓟、山、陕，动计数万。” 江南地区纺纱业和织布业日益兴盛，使棉业成(cheng)为嘉定(ding)人财富的主要来源(yuan)：“ 国之赋敛(lian)庸调(diao)，民之服食(shi)器(qi)用，与夫养生(sheng)送死交(jiao)际之费，胥此焉出。”因此，朱守城的生(sheng)活，很可能也是靠着家族田地植棉纺纱供养。

纺织业是明代江南城市的重要经济支(zhi)柱，由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两大(da)产业组成(cheng)。大(da)概在(zai)弘治、正(zheng)德、嘉靖年间，苏(su)州、杭州、南京等(deng)大(da)城市，以至(zhi)松江、苏(su)州、嘉兴、湖州、杭州各府乡镇，民间纺织业皆先后兴盛起来。明代中(zhong)叶以后，蚕桑生(sheng)产在(zai)国内多地衰落，唯独江南和四川两地持(chi)续发(fa)展，及(ji)后江南蚕桑生(sheng)产更走向极盛，质量为全国之冠，江南丝织业因此具有先天优势(shi)。至(zhi)十六世(shi)纪下半叶，江南的生(sheng)丝、丝织品和棉布已成(cheng)为国内和海(hai)外(wai)市场的畅销商品，棉布和丝货(huo)产量极大(da)。据学者(zhe)估算，晚明时棉布年产量高达约5000万疋(pi)。丝绸商品的年产量虽缺乏文献记载，但江南丝绸产业在(zai)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生(sheng)产毛额已达203万两，到了崇(chong)祯十年（1637）更上(shang)升(sheng)至(zhi)337万两，国内和国外(wai)市场分(fen)占120万两和217万两（李隆生(sheng)：《晚明海(hai)外(wai)贸易数量研究──兼论(lun)江南丝绸产业与白银(yin)流(liu)入的影响》，页212－213）。出口丝货(huo)占中(zhong)国出口商品总值七成(cheng)左(zuo)右，足见其经济价值之巨大(da)。晚明江南丝货(huo)和棉布出口量逐(zhu)年跃升(sheng)，促使巨额白银(yin)流(liu)入，江南城市持(chi)续繁盛端(duan)赖于(yu)此。纺织品市场蓬勃，亦吸引大(da)量乡镇人口投入到桑棉种植、纺织品深加工和纺织品贸易行业。“纺织不(bu)止乡落，虽城中(zhong)亦然。里(li)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zhe)率日成(cheng)一匹，有通宵不(bu)寐者(zhe)。田家收获，输官(guan)偿息外(wai)，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shi)全赖此。”（《正(zheng)德松江府志》卷四）顾绣（展品）发(fa)源(yuan)地上(shang)海(hai)露香园(yuan)的主人顾名世(shi)，由于(yu)父亲早逝，自幼“偕(xie)兄依母夫人从机杼中(zhong)课读”（《云(yun)间志略》卷十七），正(zheng)是依靠母亲纺织供给(gei)所需。

织染技术与花花世(shi)界

明代纺织业的兴旺，为江南提供大(da)量财富；而纺织技术的进(jin)步，更将大(da)量花纹色彩带入城市生(sheng)活。明初洪武五年（1372），朝廷曾规定(ding)"民间妇人礼服惟紫絁，不(bu)用金绣，袍衫止紫、绿、桃红及(ji)诸浅淡颜色，不(bu)许用大(da)红、鸦青、黄色，带用蓝绢布"；至(zhi)天顺二年（1458）又定(ding)，官(guan)民衣服不(bu)得用“玄(xuan)、黄、紫及(ji)玄(xuan)色、黑、绿、柳黄、姜黄、明黄诸色”（《明史》，卷六十七）。从江南地方志可见，明初民间服饰相当朴素(su)，用色单调(diao)。如嘉靖常州府《江阴县(xian)志》载：“国初时，民居(ju)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su)，老者(zhe)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zhe)出游于(yu)市，见一华衣，市人怪而哗之。”（《嘉靖江阴县(xian)志》卷四）然而，随着明中(zhong)期以后社会经济发(fa)展，民众消费力上(shang)升(sheng)，对(dui)华美衣饰的追求越发(fa)普遍，纺织技术亦在(zai)庞大(da)需求的刺激下，不(bu)断(duan)迈进(jin)。

就晚明江南纺织技术的改进(jin)，学者(zhe)范金民已作精辟分(fen)析。例(li)如，大(da)型斜身(shen)式花楼织机的出现，有效提高织物密度，有利于(yu)大(da)量生(sheng)产柔韧耐用、光亮平滑的丝织品。缎织物在(zai)明清大(da)盛，即得益于(yu)此。又如织物提花工艺上(shang)，晚明发(fa)明了“挑花结本”的新(xin)方法，一般(ban)织工只要掌握提花程序，据花本依次下色，就能织出复杂的花样(yang)。花本不(bu)仅可重复使用，还可在(zai)织造过(guo)程中(zhong)多次更换。从此织物纹样(yang)不(bu)必循环重复，更发(fa)展出龙袍、蟒服等(deng)独幅设计的织成(cheng)面(mian)料，依线裁(cai)剪并(bing)缝制即可制成(cheng)。

图2 柿红地盘绦(tao)四季花卉纹宋式锦（图录1.57） 明晚期 华萼(e)交(jiao)辉楼藏

然而，织染技术进(jin)步对(dui)晚明物质生(sheng)活影响之巨，却是此前甚少论(lun)及(ji)的面(mian)向。相较明初的朴素(su)单调(diao)，晚明织染技术为民间服饰带来前所未有的花纹与色彩。例(li)如当时发(fa)展完善(shan)且极为流(liu)行的妆花技术，用彩色小纬管在(zai)门幅内分(fen)段(duan)织造，突破了织物相邻(lin)纹样(yang)色彩配搭的限制，达至(zhi)逐(zhu)花异色，变化无穷。此中(zhong)变化，又得益于(yu)晚明高超的染色技术，产生(sheng)更强烈的视(shi)觉效果(guo)。有别(bie)于(yu)明前中(zhong)期多采用未经练白的丝，晚明使用已经脱胶的练白丝，故能染出光亮的浅色；配合多次套染的技术，增(zeng)加媒染剂种类，更使新(xin)色迭出，各种层(ceng)次的中(zhong)间色尤为丰富。（范金民：《衣被(bei)天下：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如在(zai)图录1.50杏林春燕织金妆花缎上(shang)，浅蓝、粉红等(deng)各种柔和素(su)雅的色彩，便(bian)为晚明吴服所尚。学者(zhe)根据文献归纳，江南丝绸的颜色从明初大(da)概有十五六种，发(fa)展至(zhi)嘉靖朝已有五十余种，到明末更达至(zhi)一百二十余种。如图录1.57宋式锦上(shang)的琐纹花绦(tao)（图2），在(zai)细小的空间内变换多种图案和颜色，并(bing)织入捻银(yin)线，花色之多，令人目不(bu)暇给(gei)。染色工艺精湛，不(bu)仅令织物色彩夺目，更使南北(bei)刺绣发(fa)展登(deng)峰(feng)造极。顾绣能以丝线表现水墨设色浓淡不(bu)一的层(ceng)次变化，丝染技术进(jin)步正(zheng)是达至(zhi)此一艺术高度的先决条件。

图3 杂宝小团(tuan)花暗花缎夹袍（局部），江苏(su)泰州森(sen)森(sen)庄明墓出土，泰州市博物馆藏。 转引自苏(su)淼：《中(zhong)国古代丝绸设计素(su)材图系．暗花卷》，页142。

图3 杂宝小团(tuan)花暗花缎夹袍（局部），江苏(su)泰州森(sen)森(sen)庄明墓出土，泰州市博物馆藏。 转引自苏(su)淼：《中(zhong)国古代丝绸设计素(su)材图系．暗花卷》，页142。

江南墓葬出土的嘉靖、万历年间的服饰，便(bian)充分(fen)体现纺织技术和时代风尚带来的改变。此时期的官(guan)民墓葬，如江苏(su)泰州徐蕃夫妇墓、刘鉴家族墓、刘湘夫妇墓、森(sen)森(sen)庄明墓、浙江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等(deng)，大(da)量出土使用花缎制作的服饰，如长衫、棉袄、裙、百褶裙、围腰、护膝(xi)等(deng)。花缎用两种颜色或以上(shang)的纬线通梭织成(cheng)，色彩富于(yu)层(ceng)次。虽然考古出土的织物，大(da)多因颜色脱落而仅剩原丝的黄色（图3），但对(dui)照各地所保存的晚明重刊《永乐北(bei)藏》的丝绸经面(mian)，落花流(liu)水纹花缎、万字曲水纹花缎、杂宝水波(bo)马纹花缎等(deng)流(liu)行衣料，仍可想像当时江南市民衣服色彩如何缤纷绚烂(lan)（图4）。至(zhi)于(yu)出土的织金织物，则多为补子(zi)，或衣物的局部装饰，如门襟、边襴(lan)等(deng)。其他高档衣料，如妆花罗（图5）、妆花纱、妆花缎、织金妆花缎等(deng)皆鲜艳夺目，尽显奢华。

图4 红地杂宝水波(bo)马纹花缎经面(mian)。明代晚期。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图5 大(da)红地朵云(yun)纹妆花罗经面(mian)。明代晚期。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织物之所以对(dui)晚明物质生(sheng)活环境产生(sheng)巨大(da)影响，原因在(zai)于(yu)它们不(bu)仅是衣料，更是包装和陈设的材料。例(li)如纱用于(yu)制作窗(chuang)纱、床罩帐(zhang)幔；花缎用于(yu)寝具制作；绫锦用于(yu)包装器(qi)物，装裱书画；锦用作桌围、椅披等(deng)室内装饰。这些陈设和器(qi)用的制作，涉及(ji)不(bu)同门类的工匠对(dui)织物广泛(fan)而灵活的应用。晚明版画，如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K?ln）藏崇(chong)祯十三年（1640）吴兴闵齐伋刻套色印本《西厢记》第七出《负(fu)盟(meng)》和第十三出《就欢》，即可见花纹织物用作椅披、桌围、地毯、床罩、帐(zhang)幔、床单、锦被(bei)等(deng)（图6）。单色版画的例(li)子(zi)则更多，如武林起凤馆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元本出相北(bei)西厢记》（图7）、环翠(cui)堂万历年间刊《义烈记》、《人镜阳秋》等(deng)插图，织物几近遍布生(sheng)活每个(ge)角落。这些版画描绘满布繁密锦纹的室内空间，也许意(yi)不(bu)在(zai)写实，而在(zai)表现晚明某一种典型或理想的物质生(sheng)活环境。事实上(shang)，织物的花纹、用色和意(yi)象，明清时期已大(da)量转化和挪(nuo)用到其他材质上(shang)。及(ji)至(zhi)十七世(shi)纪下半叶，室内装饰满布织锦纹样(yang)的图像例(li)子(zi)，更俯拾皆是。

图6《西厢记》第七出〈负(fu)盟(meng)〉。崇(chong)祯十三年（1640）吴兴闵齐伋刻套色印本。 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藏（Inv.-Nr. R 62,1）。? Rheinisches Bildarchiv K?ln, Walz, Sabrina, 2009.02.05, rba_d012779_07

图7《元本出相北(bei)西厢记》插图，武林起凤馆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本。 转引自郑振铎编：《中(zhong)国版画史图录》，第2册，页22–23。

晚明江南织物的用色，动辄可达十种或以上(shang)，即便(bian)是当时官(guan)窑的釉上(shang)彩瓷，也无法媲美。既然江南织物繁多的色彩和纹样(yang)，日渐融入市民的生(sheng)活环境，在(zai)此一环境中(zhong)生(sheng)产的日常用器(qi)和清玩，又有否模(mo)仿、挪(nuo)用甚或发(fa)展出与织物抗衡(heng)的装饰策略呢？晚明商品流(liu)动相对(dui)自由，研究者(zhe)要系统地建立此一时期物品之间的线性发(fa)展关(guan)系殊不(bu)容易，也未必合适。然而，可以看到，存世(shi)各种材质的晚明器(qi)物，不(bu)仅普遍共(gong)用装饰主题(ti)，如五毒、寿字等(deng)，整体用色搭配和花纹选取亦有很多相近之处。例(li)如五彩描金瓷执壶与朱地织金锻(duan)，两者(zhe)在(zai)色彩表现上(shang)十分(fen)相似（图8－9）；万历官(guan)款戗金彩漆(qi)长方盒的描金锦地，则与菱格卍字杂宝纹锦如出一辙。此外(wai)，晚明民间使用油(you)漆(qi)混调(diao)的方法，在(zai)漆(qi)器(qi)上(shang)制造天蓝、雪(xue)白、桃红、粉红等(deng)浅淡明亮的中(zhong)间色；色彩斑斓的百宝嵌(qian)于(yu)晚明出现；甚或在(zai)竹(zhu)、硬木等(deng)器(qi)物表面(mian)采用单纯的素(su)面(mian)磨光或不(bu)着色的镂雕凿(zao)刻装饰等(deng)，这些手法和策略，皆见证了工匠在(zai)织物色彩与纹样(yang)涌现的时代环境中(zhong)，如何充分(fen)利用各种材质的独特之处，回应审美潮流(liu)以及(ji)当时社会赋予这些装饰符号的学问标签。百工竞技，对(dui)于(yu)城市中(zhong)的工匠和商人，自是谋生(sheng)致富和身(shen)份转型的良机。而生(sheng)活在(zai)城市中(zhong)稍有资(zi)财的市民，面(mian)对(dui)琳琅满目的器(qi)用，乃至(zhi)器(qi)用所蕴含的各种学问象征，就不(bu)得不(bu)留(liu)心选择。

图8 朱地缠枝(zhi)西番莲纹织金缎（图录1.45；局部） 明中(zhong)晚期 华萼(e)交(jiao)辉楼藏

图9 五彩描金执壶（图录1.47） 明嘉靖（1522－1566） 江西景德镇窑 上(shang)海(hai)博物馆藏

二、时尚物品与学问观念的转变

朱守城居(ju)住的嘉定(ding)县(xian)城，从嘉靖到万历朝，在(zai)民风和物质供应上(shang)，都经历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对(dui)解读该墓出土的文物，以及(ji)当时文人群(qun)体对(dui)时尚物品观念的发(fa)展，至(zhi)为重要。嘉定(ding)县(xian)在(zai)明代曾四次修纂县(xian)志，其中(zhong)《嘉定(ding)县(xian)志》成(cheng)书于(yu)嘉靖三十六年（1557），当时守城年龄(ling)应介乎五十至(zhi)六十之间，其子(zi)显卿约三十四岁，书中(zhong)所载为二人活跃年代的社会状况(kuang)。至(zhi)于(yu)《嘉定(ding)县(xian)志》，始纂于(yu)万历三十二年（1604），三十三年（1605）夏(xia)刊行，书成(cheng)距离朱氏父子(zi)离世(shi)已三十多年，两版县(xian)志的差(cha)异，正(zheng)好反映此期间风俗的变化。

据《嘉定(ding)县(xian)志》记述，嘉定(ding)的风俗本来“简远朴茂”，然而，自弘治朝始，民风渐变：“弘治、正(zheng)德间，习侈好靡，无丰俭之节，置酒高会，辄刲羊(yang)击鼓，连日夕不(bu)言(yan)厌饫。”豪侈浪费的生(sheng)活习惯，弘、德两朝主要见于(yu)饮食(shi)无节制。当时嘉定(ding)植棉纺织业正(zheng)蓬勃发(fa)展，民众渐有余财，开始有条件讲究生(sheng)活质素(su)。及(ji)至(zhi)嘉靖中(zhong)期，社会日益富裕，作风更为奢靡，待客饭(fan)食(shi)丰盛，婚葬更极尽奢华，细节安排直可与贵族媲美：“父母死，送葬音乐、文绣拟诸王侯(hou)，甚至(zhi)倾产”、“男女婚姻馈遗，多致远方珍异之物，金珠纨(wan)绮，照耀里(li)闾”。对(dui)于(yu)民间炫富之习，县(xian)志的修纂者(zhe)直言(yan)：“呜呼，风俗转移(yi)，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至(zhi)《嘉定(ding)县(xian)志》，风俗转移(yi)的焦点则在(zai)“中(zhong)人”之变，即中(zhong)等(deng)人家的行为变化。如宴客，富室设远方水陆珍品佳(jia)肴，“至(zhi)于(yu)中(zhong)人，亦慕效之，一会之费，常耗数月之食(shi)”，中(zhong)等(deng)家庭为模(mo)仿富家，不(bu)惜用上(shang)数月的膳食(shi)费宴客。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更见功利，不(bu)但大(da)家僮(chong)仆见主家衰落会掉臂不(bu)顾，“至(zhi)于(yu)中(zhong)人之家，抚养有恩，或至(zhi)长子(zi)育孙，而一旦叛去，恣意(yi)殴詈，甚且操戈入室焉”，长幼间的忤(wu)逆不(bu)时发(fa)生(sheng)。社会道德亦出现崩解之征，恣意(yi)构陷、诬(wu)告、纠党欺凌(ling)、侵占土地、拦抢乡民棉花等(deng)劣行，间有所闻。而县(xian)志列举的恶俗之末，则是社会下层(ceng)的豪侈之风：“食(shi)肆之盛，珍错毕备，侑以歌舞，巨室僮(chong)奴(nu)，公门厮役，厌饫其中(zhong)。一饱之余，捐(juan)金成(cheng)笏，食(shi)者(zhe)嬉笑(xiao)，而主者(zhe)痛心。”社会下层(ceng)的僮(chong)奴(nu)和厮役，豪饮饱食(shi)山珍海(hai)错，挥霍无度。此等(deng)恶俗，前志皆未有载，修纂者(zhe)不(bu)禁(jin)感叹道：“其民不(bu)能安居(ju)乐处于(yu)太平之世(shi)，而服谗搜慝，自为僇民，是何心哉！”

十六世(shi)纪嘉定(ding)县(xian)经历的，是从富庶丰足，到豪侈讲究，至(zhi)最后侈靡挥霍风气深入社会中(zhong)下层(ceng)的演变。面(mian)对(dui)这些转变，《嘉定(ding)县(xian)志》的修纂者(zhe)──张应武、郑胤骥、唐时升(sheng)、娄坚、李流(liu)芳等(deng)人俱作严厉批评。上(shang)述几位(wei)修纂者(zhe)，皆为嘉靖、万历年间著名文士，提倡以古学力抗当时的俗学，而后三者(zhe)与程嘉燧合称“嘉定(ding)四先生(sheng)”，诗文书画海(hai)内闻名。他们的观点，在(zai)晚明江南文人之间极具代表性。他们痛心社会失序，将下层(ceng)民众过(guo)度挥霍与逾越阶层(ceng)列为恶习之末，可见十七世(shi)纪初文人对(dui)此何其厌恶。

从嘉靖中(zhong)晚期至(zhi)明末，随着社会风俗和物质生(sheng)活环境变迁，不(bu)同材质和装饰的器(qi)物所得的评价不(bu)断(duan)改变，文人对(dui)上(shang)述恶习的厌恶，亦投射到一些民众借以炫富的材质和装饰上(shang)。

说回朱守城棺内出土的文物，主要有四大(da)类：一，文房(fang)用品、香筒及(ji)剑饰；二，折扇(shan)；三，个(ge)人衣物和小衣饰；四，丧(sang)葬用品包括梳和铜镜。与上(shang)海(hai)其他明墓对(dui)比可知，第三、四类是典型的陪葬品。而第一、二类则并(bing)非典型的陪葬品，似是墓主生(sheng)前钟爱之物。这两类文物的材料、器(qi)形和装饰，包括使用硬木制造、具工匠名款，以至(zhi)嵌(qian)银(yin)丝、彩漆(qi)竹(zhu)骨等(deng)仿古与尚彩的装饰，皆属嘉靖末至(zhi)隆庆朝的时尚，而且这些工艺特点的流(liu)行更延续至(zhi)明末。观察这些特点，正(zheng)好揭示晚明七八十年间对(dui)“物”的观念的转变。

从紫檀文房(fang)到朱缨香筒

朱守城墓的出土器(qi)物之中(zhong)，以文房(fang)用具最为瞩目（图10），当中(zhong)有九件用紫檀木制作。紫檀木器(qi)在(zai)中(zhong)国民间大(da)量生(sheng)产和销售，发(fa)生(sheng)于(yu)十六世(shi)纪后半叶。生(sheng)于(yu)嘉靖十九年（1540）的范濂，于(yu)万历二十一年（1593）左(zuo)右完成(cheng)的《云(yun)间据目抄》卷二有以下记述：“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bu)一见。民间止用银(yin)杏金漆(qi)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zi)，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nu)隶(li)快甲之家，皆用细器(qi)，而徽(hui)之小木匠，争列肆于(yu)郡治中(zhong)，即嫁妆杂器(qi)，俱属之矣。”范濂年轻时，松江民间只用“银(yin)杏金漆(qi)方桌”，由此可知，嘉靖末年以前，即便(bian)有硬木家具在(zai)江南流(liu)通，亦只是富家大(da)户才会从苏(su)州少量购入。及(ji)至(zhi)隆庆、万历二朝，精致的硬木家具始于(yu)民间普及(ji)。范濂的观察，与嘉靖四十三年（1564）权臣严嵩籍(ji)没的八千多件家具中(zhong)未提及(ji)紫檀、黄花梨(li)等(deng)硬木家具的情况(kuang)相符，也佐证了紫檀文房(fang)用品在(zai)江南的流(liu)行年期。王士性成(cheng)书于(yu)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广志绎(yi)》，论(lun)及(ji)当时流(liu)行的木制品风格：“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li)为尚，尚古朴不(bu)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hai)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 紫檀文房(fang)用器(qi)和家具于(yu)十六世(shi)纪后半叶普及(ji)，主要原因有二：一，民间消费力不(bu)断(duan)提升(sheng)；二，隆庆年间开放(fang)海(hai)禁(jin)，原产自印度的紫檀木自此可经由远洋(yang)货(huo)船大(da)量输入。

图10 朱守城家族墓出土的文房(fang)用具，上(shang)海(hai)博物馆藏。

高濂所著《遵生(sheng)八笺》，成(cheng)书于(yu)万历十九年（1591），与《云(yun)间据目抄》和《广志绎(yi)》同样(yang)完成(cheng)于(yu)十六世(shi)纪的最后十年。高濂在(zai)书中(zhong)对(dui)紫檀制作的文房(fang)用具和饰物赞赏有嘉。他对(dui)紫檀制成(cheng)的念珠、扇(shan)柄(bing)、笔床、压尺、图书匣、笔船和小几，皆评为“雅”、“美”、“佳(jia)”、“上(shang)”、“精甚”、“传玩佳(jia)品”、“甚快心目”，此外(wai)古研匣、秘阁和墨匣亦常见；惟有用于(yu)制琴时，紫檀木才受质疑“虽美何取”。由此可见，至(zhi)十六世(shi)纪末，紫檀于(yu)文人心目中(zhong)仍是美好的材质。汤显祖于(yu)万历二十六年（1598）创作《牡丹亭还魂记·闹殇》一节，特地描写杜丽娘吩咐丫鬟春香用"紫檀匣儿"收贮其自画像，藏在(zai)太湖石底。万历三十七年（1609），休居(ju)嘉兴的李日华，尚收藏一紫檀芝朶击子(zi)（磬），以为把玩（《味水轩(xuan)日记》卷一）。

紫檀木普及(ji)至(zhi)社会中(zhong)下层(ceng)之际，贬之为“俗”的声(sheng)音在(zai)十七世(shi)纪初便(bian)开始涌现，至(zhi)天启、崇(chong)祯年间更甚。沈德符在(zai)万历三十四年（1606）及(ji)四十七年（1619）写于(yu)浙江嘉兴的《万历野获编》，指出“今吴中(zhong)折扇(shan)，凡紫檀、象牙、乌木者(zhe)，俱目为俗制”。文震亨的《长物志》成(cheng)书年代稍晚，写于(yu)天启元年（1621）至(zhi)崇(chong)祯十年（1637）之间，书中(zhong)列出更多时尚紫檀制器(qi)，如画卷轴身(shen)、架脚手炉、雕花笔管、梳等(deng)，一律遭到编辑(zhe)贬斥为雅士不(bu)可用之物；此前高濂认(ren)为适合用紫檀制作的雕花秘阁、扇(shan)柄(bing)、研匣、图书匣、文具匣，亦被(bei)评为俗品，仅压尺、笔船、笔筒、鼎彝式炉盖、旧式木榻数种器(qi)物可用紫檀。由高濂到沈德符、文震亨，数十年间对(dui)紫檀评价剧(ju)变，展现了晚明文人品鉴器(qi)物如何随时代变迁。而文震亨对(dui)个(ge)别(bie)材质和器(qi)类的贬抑，除了意(yi)欲维护文人阶层(ceng)评定(ding)雅俗的学问权威(wei)，很可能亦有意(yi)无意(yi)地将中(zhong)下层(ceng)市民过(guo)度挥霍、逾越阶层(ceng)的“恶习”，投射到遭“滥(lan)用”的材质和器(qi)物之上(shang)。就此而言(yan)，他的评论(lun)跟《嘉定(ding)县(xian)志》的修纂者(zhe)斥责巨室僮(chong)奴(nu)、公门厮役厌饫山珍海(hai)错，并(bing)无差(cha)异。

观乎晚明文人对(dui)紫檀制器(qi)态(tai)度的演变，再考虑到朱守城墓中(zhong)的文房(fang)用具生(sheng)产于(yu)隆庆六年（1572）以前，可以推断(duan)其时文人对(dui)它们的评价应相当正(zheng)面(mian)，更接近高濂而非文震亨的看法。这些文房(fang)用器(qi)是当时领先的潮流(liu)产品，不(bu)仅材质新(xin)颖，而且好古、尚奇的装饰风格也是晚明学问所尚。如见于(yu)浮雕螭(chi)纹木瓶、松鹤纹木印盒、胡人戏狮(shi)图木盒等(deng)器(qi)物的嵌(qian)银(yin)丝装饰，是明人认(ren)知中(zhong)夏(xia)代铜器(qi)的特征，用之旨在(zai)表现古意(yi)。又如在(zai)木压尺上(shang)镶嵌(qian)宋代玉饰，将收藏的古物化用于(yu)新(xin)器(qi)。晚明民间的好古之风，虽然缺乏严谨(jin)的研究为基础(chu)，但凭(ping)借丰富的创造力，参照古物及(ji)《博古图》等(deng)图书，制作出多种仿古和拟古的器(qi)形和装饰，并(bing)应用于(yu)铜、瓷、玉等(deng)不(bu)同材质的器(qi)物上(shang)。随着潮流(liu)发(fa)展，仿古的对(dui)象亦从古铜和古玉，扩展至(zhi)宋元及(ji)本朝瓷器(qi)；古器(qi)之外(wai)，晚明亦流(liu)行在(zai)传统隶(li)书上(shang)巧妙地加以变化创造“奇字”，以奇为古。

尚奇炫异的晚明艺术特色，尤其突出表现在(zai)朱守城家族墓出土的折扇(shan)上(shang)。该墓出土折扇(shan)共(gong)二十多把，相较于(yu)大(da)多数墓葬出土一把，以及(ji)小部分(fen)墓随葬二至(zhi)四把的情况(kuang)，其数量之多，为全国墓葬仅见。这些摺扇(shan)中(zhong)，有十五世(shi)纪以来广受文人喜爱的泥金书画扇(shan)，也有金笺洒几何金屑(xie)（图1）折扇(shan)。后者(zhe)至(zhi)迟在(zai)十六世(shi)纪中(zhong)叶已于(yu)南方流(liu)通。虽然装饰风格不(bu)同，二十多把折扇(shan)同样(yang)金光灿灿，带有明人认(ren)识中(zhong)的日本折扇(shan)"金银(yin)涂饰"风格。这些折扇(shan)最新(xin)奇之处，在(zai)于(yu)黑漆(qi)扇(shan)骨上(shang)的装饰：有的扇(shan)骨的正(zheng)、背(bei)两面(mian)皆画海(hai)棠形开光，开光内分(fen)别(bie)绘士人郊游图和赏荷图；有的以彩漆(qi)描金绘上(shang)携琴访友、或牡丹寿带鸟等(deng)图画；有的以泥金蝇头小楷写有《前出师表》。具有类似扇(shan)骨绘画或书法的出土例(li)子(zi)不(bu)多，且文献未载，故无从得知当时的流(liu)行情况(kuang)。此种装饰将折扇(shan)色彩图样(yang)的满密程度提升(sheng)到极致，与上(shang)节论(lun)及(ji)的晚明织物特点遥相呼应，是极具时代特色的装饰手法。

纵观朱守城墓的文房(fang)用具与折扇(shan)，材料和装饰风格多来自海(hai)内外(wai)各地。如箕形端(duan)砚来自广东肇庆，紫檀木来自印度，黄花梨(li)木产自海(hai)南等(deng)。上(shang)段(duan)提及(ji)的金银(yin)涂饰，是明人认(ren)知中(zhong)的日本装饰风格；同样(yang)着重金饰的“倭漆(qi)”、“倭铜炉”等(deng)器(qi)物，亦在(zai)十六世(shi)纪末以来的文人品鉴书籍(ji)中(zhong)备受推崇(chong)。此外(wai)，犀角也是晚明富豪之家追捧的舶来材质，由途经苏(su)门答腊、爪哇、印度等(deng)亚洲(zhou)犀牛(niu)原产地的远洋(yang)商船贩运中(zhong)国，经巧工雕刻，制成(cheng)各式犀杯(bei)，或作花叶形，或模(mo)仿古代铜器(qi)形态(tai)，成(cheng)为风行一时的商品，并(bing)为福建德化瓷窑所模(mo)仿。这些原材料并(bing)非到晚明才首(shou)次输入中(zhong)国，然而，正(zheng)由于(yu)肆虐(nue)东南沿海(hai)多年的海(hai)盗(dao)寇(kou)掠于(yu)嘉靖末至(zhi)隆庆初年渐渐平息，海(hai)禁(jin)解除，海(hai)内外(wai)的高档原材料荟(hui)萃江南，工巧精绝的手工制品得以大(da)量生(sheng)产，城市中(zhong)等(deng)人家才有机会欣赏和把玩。

明代中(zhong)期以后，大(da)多数隶(li)匠籍(ji)的工匠（轮班工匠）可以纳银(yin)代替定(ding)期到京师服役，增(zeng)加工作自由。他们当中(zhong)有的于(yu)十六世(shi)纪迁至(zhi)经济兴旺的江南定(ding)居(ju)，专注发(fa)展手工艺事业，并(bing)积极培育子(zi)弟读书考取功名以改变世(shi)袭的匠人身(shen)份。朱守城墓出土竹(zhu)雕香筒的制编辑(zhe)朱缨，即是其中(zhong)著名例(li)子(zi)。朱缨，字清父，号小松山人，是雕刻名家朱鹤之子(zi)。朱鹤一家于(yu)正(zheng)德至(zhi)嘉靖初年从江苏(su)华亭移(yi)居(ju)嘉定(ding)，其时正(zheng)值嘉定(ding)经济勃兴。朱缨继(ji)承父业，以镂雕作品闻名，享誉江南之外(wai)，声(sheng)名更远传至(zhi)河南等(deng)地。由于(yu)朱缨个(ge)性恬淡，又精于(yu)书法诗画，嘉定(ding)士绅对(dui)他推崇(chong)备至(zhi)，并(bing)为他留(liu)下不(bu)少生(sheng)平和作品的确切记录。

图11：明朱缨竹(zhu)刻刘阮(ruan)上(shang)天台香筒。上(shang)海(hai)宝山区朱守城家族墓出土。上(shang)海(hai)博物馆藏。

图11：明朱缨竹(zhu)刻刘阮(ruan)上(shang)天台香筒。上(shang)海(hai)宝山区朱守城家族墓出土。上(shang)海(hai)博物馆藏。

朱守城家族墓出土的竹(zhu)雕刘阮(ruan)入天台香筒，刻有“朱缨”及(ji)其号“小松”（图11）。名款是鉴别(bie)竹(zhu)刻圆雕蟾蜍及(ji)其他传世(shi)朱缨作品的依据之一。在(zai)工艺品上(shang)刻上(shang)巧匠名款是晚明时尚。这现象一方面(mian)显示当时工匠的社会地位(wei)有所提升(sheng)，“其人至(zhi)有与缙绅坐者(zhe)”（王世(shi)贞：《觚不(bu)觚录》），名匠受人尊重，故物以人贵；另一方面(mian)，名款作为制编辑(zhe)的个(ge)人印记落在(zai)作品上(shang)，犹如明代官(guan)窑瓷器(qi)的年款，代表制编辑(zhe)对(dui)产品质素(su)的认(ren)可，并(bing)以此标志识别(bie)。迄今所见，晚明器(qi)物上(shang)留(liu)名的工匠众多，如治玉名匠陆子(zi)刚、以百宝嵌(qian)闻名的周柱、铸铜名家胡文明、善(shan)制镶嵌(qian)螺钿漆(qi)器(qi)的姜千里(li)等(deng)。然而，与朱缨不(bu)同，大(da)多数江南巧匠虽名重一时，作品销售至(zhi)全国各地，但他们的生(sheng)平资(zi)料却极少，大(da)多只有零(ling)星记载，撰于(yu)伪(wei)器(qi)日多之时。晚明商品市场赝品充斥，物上(shang)留(liu)名，虽然无助于(yu)辨别(bie)其真伪(wei)，却不(bu)失为满足各地消费者(zhe)追求名家作品的一个(ge)便(bian)捷解决方案。

王世(shi)贞《觚不(bu)觚録》载：“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zhi)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zhou)增(zeng)十倍；窑器(qi)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徳，以至(zhi)永乐、成(cheng)化，价亦骤(zhou)增(zeng)十倍。大(da)抵吴人滥(lan)觞，而徽(hui)人导之，俱可怪也。今吾吴中(zhong)陆子(zi)刚之治玉、鲍天成(cheng)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yin)、赵良璧之治锡、马勋治扇(shan)、周治治商嵌(qian)，及(ji)歙吕爱山治金、王小溪(xi)治玛(ma)瑙、蒋抱云(yun)治铜，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至(zhi)有与缙绅坐者(zhe)。近闻此好流(liu)入宫掖，其势(shi)尚未已也。”《觚不(bu)觚録》约成(cheng)书于(yu)万历十二年（1584）。按此推算，即元明书画价格骤(zhou)升(sheng)始于(yu)嘉靖三十三年（1554），而本朝官(guan)窑瓷价上(shang)升(sheng)大(da)约始于(yu)隆庆三年（1569）。据丘(qiu)集所撰〈书朱清父墓志后〉，其姻亲殷仲(zhong)弘曾“以白金一镒，购其所刻檀香吕纯阳像”（《万历嘉定(ding)县(xian)志》卷二十）。徐学谟于(yu)〈朱隐君墓志铭〉曾言(yan)，朱缨在(zai)妻(qi)子(zi)逝世(shi)后至(zhi)其本人离世(shi)前的十七年，“所善(shan)雕镂多委弃不(bu)治”。由是估算，殷仲(zhong)弘购买朱缨所刻吕纯阳像一事，当发(fa)生(sheng)在(zai)嘉靖三十九年至(zhi)隆庆四年（1560－1570）之间。此时朱缨的作品尚可购得，一尊像价值一镒，即二十四两银(yin)，等(deng)于(yu)《嘉定(ding)县(xian)志》所记当时教师的两年薪酬（每年银(yin)一十二两）。如是推测，朱守城棺内出土的朱缨款竹(zhu)刻香筒应该同样(yang)价值不(bu)菲，只是尚未至(zhi)于(yu)十七世(shi)纪初《嘉定(ding)县(xian)志》所言(yan)"为世(shi)珍重，几不(bu)可得"的无价珍品。朱缨的竹(zhu)刻香筒，在(zai)隆庆朝以后五十年间在(zai)世(shi)人观念中(zhong)的变化，恐怕也是墓主所无法想像。

三、小结

十六世(shi)纪中(zhong)晚期至(zhi)明代覆亡的七八十年间，江南城市的经济结构、工业技术、物质生(sheng)活环境、社会风俗，以至(zhi)学问观念，皆经历诸多变化，而各个(ge)面(mian)向紧密联系，互相影响。本文论(lun)及(ji)的嘉定(ding)县(xian)，可谓当时江南城市的代表。朱守城在(zai)晚明初期，以富农身(shen)份，靠着田产得来的财富，购买喜爱的时尚物品，享受江南经济兴旺，手工业发(fa)达，海(hai)内外(wai)商品荟(hui)萃的环境所带来的丰盛物质生(sheng)活，既可赏玩过(guo)往几近为文人所垄断(duan)的精致书斋文房(fang)用器(qi)，也可穿着本来只有皇室贵族才配使用的五彩文绣衣裳，手执洒金摺扇(shan)仿如才子(zi)名士，而未须经受文人群(qun)体的猛烈批评和明代危在(zai)旦夕的迫切恐惧(ju)。许多像朱守城这样(yang)的城市中(zhong)层(ceng)市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物质和精神自由，对(dui)于(yu)他们来说，此时堪称江南盛世(shi)。

朱守城以富农身(shen)份拥(yong)有墓中(zhong)出土的众多用器(qi)，文人或评为“俗品”、“滥(lan)用”，今日学者(zhe)或视(shi)之为"豪侈性消费"、"社会仿效之风"的结果(guo)。此类的消费模(mo)式，在(zai)晚明社会应甚为普遍。朱守城家族墓之所以特别(bie)引人注目，是因为类似的豪侈品甚少集中(zhong)放(fang)入明代百姓墓中(zhong)陪葬。然而，这又是否出于(yu)朱守城的选择？《亡友忠伯朱君墓志铭》记载其子(zi)显卿曾为县(xian)学诸生(sheng)，虽然屡次赴京应试(shi)不(bu)第，但“文誉翔(xiang)起，吴中(zhong)佳(jia)士，争折行交(jiao)附之”，学养备受吴中(zhong)士人推崇(chong)，其人“所至(zhi)，载古图书、彞(yi)器(qi)自随，佐以觞咏(yong)，流(liu)连欢洽，翩翩如也”，而且“自闲平居(ju)，服御颇都丽”。朱显卿所到之处，常备古图籍(ji)、古礼器(qi)，赋诗饮酒，文采风流(liu)，平日衣着亦颇华丽。种种形容，显示朱显卿已经跻(ji)身(shen)士人群(qun)体，不(bu)禁(jin)令人想到，其父陪葬的精致文房(fang)用器(qi)、香筒和摺扇(shan)，是否缘于(yu)显卿意(yi)欲将父亲塑造成(cheng)一介文人？这个(ge)问题(ti)难有确切答案。晚明社会消费市场相对(dui)开放(fang)，经济资(zi)源(yuan)流(liu)向社会各阶层(ceng)，精致生(sheng)活常识普及(ji)，各阶层(ceng)与其拥(yong)有的物质生(sheng)活之间关(guan)系错综复杂。也许，正(zheng)是晚明江南城市的物质和学问生(sheng)活的丰富和复杂，令这一切成(cheng)为清初明遗民神牵梦系的美好追忆。

（编辑(zhe)系香港中(zhong)文大(da)学艺术系副教授。本文收录于(yu)图录《浮世(shi)清音——晚明江南艺术与学问》，原标题(ti)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