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da)学正在走向终结？
2024年春天，声(sheng)援巴勒斯(si)坦的学生抗议运动(dong)从哥伦比亚大(da)学开始，席卷了美国内外的众多(duo)西方(fang)名校。2025年3月7日，川普政府以哥伦比亚大(da)学“未能保护犹太(tai)学生和教职员工”为由(you)，宣布削减该校4亿美金的联邦经费。次日，此前抗议的主要组织人之一、巴勒斯(si)坦籍美国绿卡持有(you)者马哈(ha)茂(mao)德·哈(ha)利勒（Mahmoud Khalil）遭到强(qiang)行拘捕。3月13日，在发出威胁称其他60所大(da)学也将(jiang)经受同样命运之后，川普政府向哥伦比亚大(da)学发出一封信件，要求其在3月20日之前表(biao)态遵守一系列来自川普政府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以作为恢复此前被削减经费的先决条件。在截止时间(jian)之前的几个小时，哥伦比亚大(da)学发布了一份备忘录(lu)，默认了川普政府的大(da)多(duo)数要求，其中包(bao)括禁止在校园内戴口罩，授权安保人员带走或逮捕个人，以及由(you)校方(fang)接管教授中东(dong)相关课程的院系。
当地时间(jian)2025年3月20日下午(wu)，美国华盛顿特区(qu)，美国总统川普签署(shu)行政令，要求精(jing)简教育部并推动(dong)教育部的关闭。
川普政府此前要求由(you)校方(fang)接管该校中东(dong)、南亚和非洲(zhou)研(yan)究系（department of Middle Eastern, South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简写作Messas），而在哥伦比亚大(da)学做出回复之前，该系前系主任谢尔(er)顿·波洛克（Sheldon Pollock FBA）投书英国《卫报(bao)》，抨击美国政府向哥伦比亚大(da)学发出的是一份勒索信。
波洛克指出，Messas并未在组织支撑巴勒斯(si)坦的学生抗议活动(dong)中扮演任何角色，川普政府之所以针(zhen)对Messas，显然(ran)是因为其教职人员没有(you)在学术上坚定地支撑以色列。美国政府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坚定支撑以色列对巴勒斯(si)坦人民施暴的国家。与之相反，中东(dong)研(yan)究领域的杰(jie)出学者的学术研(yan)究对局势的复杂性(xing)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在很久(jiu)以前就对助长以色列行为的历史版本和种族观念提出了质疑。Messas的教授们对以色列提出了尖锐但完(wan)全具有(you)合法性(xing)的问题，而美国政府试(shi)图禁止他们提问。美国政府直接干预院系管理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史无前例，此举将(jiang)破坏美国大(da)学的两个基本原则：院系自治和学术自由(you)。在该文末尾，波洛克掷地有(you)声(sheng)地写道，“只要大家还有(you)一个正常(chang)运作的司法系统，哥伦比亚大(da)学对川普的回答就只能是：‘法庭上见’。”然(ran)而事情的发展显然(ran)并不如(ru)他所愿。
在波洛克的文章刊发的前一日，普林斯(si)顿大(da)学政治学教授杨-维尔(er)纳·缪勒（Jan-Werner Müller）就在《卫报(bao)》发文号召大(da)学挺身捍卫学术自由(you)，并给出了一系列具体建(jian)议：大(da)学不应被公众舆论正在转向对立面的说法所吓倒，保守派并非天然(ran)反对大(da)学，在其他民主国家，即使是投票给极(ji)右(you)翼(yi)政党(dang)的选(xuan)民一般也不反对大(da)学；大(da)学必须捍卫其求真和教育的使命，可以指出政府资助学术研(yan)究显而易见的益处，包(bao)括经济方(fang)面的好(hao)处，但必须坚持不能由(you)政府来决定哪些院系是合法的哪些则应该被“接管”；大(da)学必须避免陷入为保住硬科学而放弃人文学科的陷阱。他还呼吁其他领域的专业(ye)人士与学术界团结起来，守望相助。
与缪勒文中的积极(ji)乐观基调相比，耶鲁大(da)学英文系教授梅(mei)根·欧罗克（By Meghan O?Rourke）近日在《纽约(yue)时报(bao)》发表(biao)的“为大家所知的大(da)学的终结”（The End of the University as We Know It）一文似乎对美国大(da)学的境遇有(you)更深入的思考和更符合实际的判断。文中指出，自20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政府开始热切资助高等教育以来，保守派一直试(shi)图重塑美国大(da)学。但现在，川普政府似乎准(zhun)备摧毁它。
欧罗克指出，这(zhe)场向高等教育发动(dong)的攻击是与川普的保守派盟友酝酿已久(jiu)的计划。其主要策划者克里斯(si)托弗·鲁佛（Christopher Rufo）有(you)着明确的策略：利用(yong)财政压力令大(da)学陷入他所谓的“生存恐(kong)怖”，让服从成为看上去唯一可行的选(xuan)项，迫使它们取消项目、重新调整招聘和课程设置(zhi)。在川普在此当选(xuan)后不久(jiu)，鲁佛就受邀前往海湖庄园探讨高等教育改革问题，他认为大(da)学被左翼(yi)意识形态所“俘虏”，并拒(ju)绝承认多(duo)元性(xing)是一个有(you)意义的目标。他想要对人文学科进行激进重组，用(yong)模糊(hu)的“古典”模式取代现有(you)框架，同时引入更多(duo)的保守派教员。
她接着写道，这(zhe)次猛攻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保守派长达数十年的攻击让公众将(jiang)大(da)学视为精(jing)英主义的灌输中心(xin)。这(zhe)些攻击至少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的“红(hong)色恐(kong)慌(huang)”， 当时被怀疑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授被迫在参议院作证（联邦调查局将(jiang)约(yue)400名教师和教授的不实信息(xi)泄露给了他们的雇(gu)主）。如(ru)今，这(zhe)些攻击进化成了策略明确、资金充足的运动(dong)。研(yan)究高等教育和政治压迫的历史学家埃伦·施莱克（Ellen Schrecker）在2023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学问战争期间(jian)......右(you)翼(yi)慈善家们投入了数百万美金，将(jiang)高等教育妖(yao)魔化为‘政治正确’泛(fan)滥的场所，并声(sheng)称其倡导者们在散布教条主义的左翼(yi)身份政治的同时，压制校园内的言论自由(you)和保守派叙事"。在学费飙(biao)升导致私立院校越发高不可攀、大(da)流行加深了人们对专业(ye)性(xing)的怀疑的背(bei)景下，川普及其盟友对上述信息(xi)的反复强(qiang)调进一步加剧了共和党(dang)人对学术界的不信任。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2015年美国人中对高等教育很有(you)信心(xin)和较有(you)信心(xin)的比例为57%，2023年，这(zhe)一数据下降至36%；在共和党(dang)人中，这(zhe)一数据更是从56%暴跌至20%。这(zhe)种不信任一部分来源于这(zhe)样的事实：1990年代末，大(da)学中自由(you)派的教员人数增加，而温和派和保守派的人数下降。
尽(jin)管如(ru)此，欧罗克指出，承认美国的左派在实行校园规范和言论方(fang)面存在过激，和联邦政府动(dong)用(yong)国家权力阻止人们说他们不喜欢的东(dong)西之间(jian)存在本质差(cha)别。正在展开的破坏不是对侵(qin)犯公民权利的指控的审慎反应，也不是对大(da)学政策的微(wei)调改革。相反，它是一记重锤，砸碎了一个非常(chang)复杂的机制。它会带来真正的、超越党(dang)派的破坏性(xing)后果(guo)。它将(jiang)损害(hai)有(you)利于美国及其世界地位的各类专业(ye)常识：癌症(zheng)研(yan)究，妇产保健(jian)，与气候相关的技术……这(zhe)对于经济的打击将(jiang)是巨大(da)的，其对于学问的影(ying)响亦然(ran)。真正发生的事情是，美国人对于常识作为一种价值和公益的信念正受到攻击，而这(zhe)种信念在过去令他们获益良多(duo)。
文章接着回溯了美国历史上大(da)学和联邦政府的关系演进。1862年的《莫(mo)里尔(er)法案》（Morrill Act of 1862）建(jian)立了赠地大(da)学制度，这(zhe)是联邦政府为扩大(da)高等教育所做的最初努力之一，使得大(da)学与发展中的工业(ye)经济的需(xu)求相一致。1890年的《第二(er)莫(mo)里尔(er)法案》为过去的黑人学院和大(da)学提供了资金，并强(qiang)化了高等教育是公益事业(ye)的理念，它不仅服务于个人，也服务于国家更广泛(fan)的需(xu)求。第二(er)次世界大(da)战和冷(leng)战则从根本上将(jiang)大(da)学转变为国家力量的引擎，将(jiang)研(yan)究与军事和技术优势绑定在一起。大(da)学在曼哈(ha)顿计划、雷达开发等项目中扮演了至关重要 的角色，从此，高等教育对于美国在全球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变得不可或缺。到了1960年代，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之后，美国掀起了全国性(xing)的科技教育热潮。联邦研(yan)发资金激增，不仅支撑工程和军事项目，也支撑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从1957年到1968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为大(da)学提供的资助经费从4000万美金攀升至近5亿美金，大(da)学成为政府支撑的常识生产中心(xin)。
然(ran)而，这(zhe)种安排也有(you)其悖(bei)论。虽然(ran)大(da)学依靠(kao)公共资金发展壮大(da)，但其学生和教员中存在的左翼(yi)声(sheng)音使其成为了保守派的靶子。里根在竞(jing)选(xuan)加州州长时，就曾将(jiang)伯克利大(da)学的言论自由(you)运动(dong)作为目标。1960年代末，尼克松政府讨论过因校园越战抗议削减大(da)学经费的问题，尽(jin)管最终并未实行，但100多(duo)名非终身轨的教员因其政治行动(dong)而遭到辞退(gu)，各州也考虑过推出法案将(jiang)参与校园抗议定罪。1991年，小布什总统抨击“政治正确”限制了“进取心(xin)、言论和精(jing)神力量”，并导致了“霸凌”。但在更广泛(fan)的层面上，右(you)翼(yi)似乎心(xin)照不宣地认为，尽(jin)管存在种种问题，现代研(yan)究型大(da)学具备真正的价值，甚(shen)至是美国的一大(da)竞(jing)争优势，是人们来到这(zhe)里的原因，是软实力和国家品牌推广的工具。而当下这(zhe)场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研(yan)究型大(da)学作为自治机构的理念正在受到直接的攻击。
行文至此，欧罗克尝试(shi)回答一个棘手的问题：既然(ran)大(da)学总是被以这(zhe)样或那(na)样的方(fang)式政治化，那(na)么保守派为什么要在意目前以自由(you)派为主的院校中的学术自由(you)呢？她的回答是，学术自由(you)让大家有(you)可能在被体制所统治时从内部批判体制，它允许常识分子和科学家质疑大家感到自满的现实，为资本主义市(shi)场之外的价值观创造了空间(jian)，容纳了艺术和艺术家。尽(jin)管和所有(you)社群一样，大(da)学可能引起分歧、存在审查、有(you)时在意识形态上过于单一，但当它发挥作用(yong)时，它训练人们批判性(xing)地、有(you)力量地、坚定不移地思考。她举例称，对于美国国家卫生研(yan)究院最强(qiang)烈的批评，并不是来自川普或马斯(si)克，而是来自那(na)些了解其运作并且拥有(you)想象其变革的理论框架的人。
文章进一步指出，川普政府的命令下达于一个对于美国而言岌岌可危的时刻——一个科技变革、气候危机加剧和全球不稳定的时刻。人文学科的使命在此时尤为重要。为大家所知的人文学科是为了回应两次世界大(da)战的暴力而出现的，因为这(zhe)些冲突表(biao)明科学的进步并不能保证道德的进步。人文教育教会大家质疑主流叙事，发现某些思维方(fang)式是如(ru)何兴起的，其他思维方(fang)式又是如(ru)何淡(dan)出的。哈(ha)佛大(da)学艺术与人文学院前院长罗宾(bin)·凯尔(er)西（Robin Kelsey）指出，“人文学科的核心(xin)矛(mao)盾(dun)之一是，它们一方(fang)面应该奉行和科学一样的怀疑主义、开放探究和拒(ju)绝教条原则，然(ran)而同时又要解决意义、美德和伦理等过去属于宗教范畴的问题”。这(zhe)种矛(mao)盾(dun)使得人文学科既重要又脆弱，容易被认为其轻浮或政治上可疑的人攻击。
川普政府对哥伦比亚大(da)学的撤资令美国学术界感到了寒意。显而易见的威胁是，各机构会为了保住资金而与政府最广泛(fan)的目标保持一致。而更深层次的威胁在于，如(ru)波兰诗人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心(xin)灵》（The Captive Mind）中所写的那(na)样，生活在专制统治下的艺术家和学者，即使没有(you)受到直接的胁迫，也会预测政权的喜好(hao)，在政府干预之前就调整自己的行为。恐(kong)惧(ju)重塑了他们的内心(xin)世界，决定了他们会说什么和不说什么。一种与之相似的恐(kong)惧(ju)正在美国大(da)学中弥漫开来。有(you)人希翼这(zhe)个时刻将(jiang)迫使大(da)学重新思考其对开放探究的承诺，以抵制常识和道德上的狭隘，但欧罗克对现状感到悲(bei)观。当受到攻击的是自由(you)思想存在的条件，美国人可能还不知道其全部代价，但却会在未来数十年间(jian)感受到其后果(guo)。
桌游的政治性(xing)
《雅各宾(bin)》杂志发表(biao)了研(yan)究者和游戏开发者Max Haiven的文章，认为桌游在帮助大家想象新世界和不同的合作方(fang)式方(fang)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yong)。
当《破晓》（Daybreak）斩获“德国年度游戏奖”（Spiel des Jahres，简称SdJ）“专家级”最佳桌游奖项时，业(ye)界公认这(zhe)款以地缘政治集(ji)团合作应对气候危机为主题的创新之作实至名归。它证明桌游可以成为重构社会议题的重要工具。但去年柏林颁奖典礼(li)上，一位设计师低调声(sheng)援巴勒斯(si)坦的举动(dong)却引发轩然(ran)大(da)波。这(zhe)个世界最负盛名的桌游奖项得主在颁奖典礼(li)结束后，马上遭到主办方(fang)的封杀。
《破晓》（Daybreak）
这(zhe)起事件本可作为德国机构疯(feng)狂反巴倾向的又一注脚。在其他场合，这(zhe)种偏见曾导致巴勒斯(si)坦人及其支撑者遭受监视、逮捕、驱逐、封杀和诽(fei)谤。但更深层的叩问是：在法西斯(si)主义抬头、危机深重的当下，桌游承载着怎(zen)样的政治意义？
这(zhe)种政治意义至关重要。桌游不仅是聚会的娱乐方(fang)式，更具有(you)独特价值——它能帮助人们构想新世界，探索协(xie)同合作的新路径。
疫情肆虐期间(jian)，伦敦游戏设计师马泰奥·梅(mei)纳帕斯(si)开始与《瘟疫危机》系列创始人马特·利科克合作。2008年问世的初代《瘟疫危机》以创新玩法打破“合作类游戏乏味说教”的成见，获得业(ye)界盛赞(zan)。当新冠疫情迫使数十亿人居家隔离时，独立桌游迎来百万新玩家。凭借“玩家扮演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工编辑合作消除(chu)全球疫情”的主题，《瘟疫危机》脱颖(ying)而出。
疫情初期，梅(mei)纳帕斯(si)撰文探讨这(zhe)款游戏对现实的启示(shi)，由(you)此萌生开发气候危机主题游戏的想法。二(er)人展开深入研(yan)究，与数十位科学家、活动(dong)家和政策制定者进行访谈及原型测试(shi)。
最终问世的《破晓》于2023年由(you)CMYK Games发行。最多(duo)四名玩家分别扮演美国、欧洲(zhou)、中国和“多(duo)数世界”四大(da)集(ji)团，在90分钟游戏时长内共享资源技术，推动(dong)各自经济体摆脱化石(shi)燃料，同时帮助社区(qu)应对气候灾难。
这(zhe)款游戏将(jiang)玩家带入资本主义气候危机的近未来，邀请大家畅想需(xu)要构建(jian)怎(zen)样的全球力量与制度才能化解灾难。评测者盛赞(zan)其精(jing)妙(miao)设计：既聚焦区(qu)域挑战，又促(cu)进全球协(xie)作；既呈现气候正义的艰难抉择，又通过每张(zhang)卡牌的二(er)维码链接核能风险、太(tai)阳能规模化、去增长可能性(xing)等议题的实时数据与辩论。即便玩家常(chang)因触发气候临界点而失败(bai)，这(zhe)种设计反而激发思考。
正如(ru)对游戏影(ying)响深远的社会主义科幻作家金·斯(si)坦利·罗宾(bin)逊在《未来部》中所说，《破晓》引领大家直面资本主义气候乱局，思索构建(jian)新世界的可能。
要在一款游戏中融合如(ru)此复杂的内容，同时保持趣味性(xing)和挑战性(xing)绝非易事。因此，当《破晓》被提名为年度游戏奖时，人们并不感到意外。SdJ可被比作桌游界的“奥斯(si)卡奖”，自1978 年创立以来，它一直是最具影(ying)响力的奖项之一。每年有(you)数十万人关注这(zhe)一奖项，特别是在德国，该奖项表(biao)彰(zhang)在评论界和市(shi)场上都获得成功的游戏，代表(biao)着桌游行业(ye)的“金字招牌”。
然(ran)而，在德国及其他地区(qu)，桌游行业(ye)长期以来倾向于“去政治化”的游戏。桌游通常(chang)被塑造为家庭友好(hao)的娱乐活动(dong)，一种带来愉悦竞(jing)争的安全平台，被认为比电(dian)视或其他娱乐形式更积极(ji)向上。因此，行业(ye)的偏好(hao)通常(chang)是那(na)些以历史或奇(qi)幻题材为主题的游戏，以避免任何可能冒犯或让玩家感到不安的内容。
尽(jin)管如(ru)此，桌游行业(ye)并非完(wan)全“中立”，它会因长期推广种族主义和异域主义的刻板印(yin)象而受到批评。例如(ru)，著名的《卡坦岛》（Settlers of Catan）就涉及玩家“入侵(qin)”一座岛屿，并建(jian)立贸易帝国，同时还要对抗一个神秘的“强(qiang)盗”。这(zhe)一设定让人联想到欧洲(zhou)殖民主义时期对“未开化”土地的想象。
因此，《破晓》更为直接的政治立场本就已经在桌游社区(qu)引发了一些争议。然(ran)而，真正引发轩然(ran)大(da)波的，是该游戏的设计师梅(mei)纳帕斯(si)在领奖时公开表(biao)达了对巴勒斯(si)坦的支撑。在发表(biao)简短演讲“鼓励游戏设计师关注现实世界的挑战”后，梅(mei)纳帕斯(si)自己的T恤上贴(tie)上了一枚贴(tie)纸，贴(tie)纸上印(yin)有(you)巴勒斯(si)坦的历史版图剪影(ying)，并带有(you)西瓜(gua)的图案。（注：西瓜(gua)是巴勒斯(si)坦抵抗的象征。自1967年以色列占领巴勒斯(si)坦领土以来，巴勒斯(si)坦国旗在许多(duo)场合被禁止，但西瓜(gua)的红(hong)、黑、绿、白四色与巴勒斯(si)坦国旗相同，因此成为象征巴勒斯(si)坦民族认同的隐喻。）
不久(jiu)之后，SdJ 组织未与梅(mei)纳帕斯(si)进行任何沟通，便发表(biao)了一份公开声(sheng)明，宣称：“大家无法容忍一位受邀的游戏编辑在领奖台上穿戴带有(you)某种符号的服饰，而该符号必须被犹太(tai)人视为反犹主义的表(biao)现。”
该组织还强(qiang)调，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贴(tie)纸上巴勒斯(si)坦地图的形状，该地图涵盖了1948年的边界。他们认为，这(zhe)“隐含地否认了以色列国的合法性(xing)”——而在德国，这(zhe)种表(biao)态可能触及该国极(ji)为严(yan)苛的相关法律(lu)。此外，SdJ还指责梅(mei)纳帕斯(si)“对游戏的其他相关人士（包(bao)括编辑、编辑(ji)团队和出版方(fang)）表(biao)现得极(ji)端缺乏同理心(xin)”，但该组织并未与任何“不被敬重”的当事方(fang)交谈。
他们进一步宣布：“梅(mei)纳帕斯(si)今后将(jiang)不被允许参加由(you)SdJ组织的任何活动(dong)。”鉴于SdJ在桌游界的至高地位，这(zhe)一禁令无疑是极(ji)其严(yan)厉的制裁，相当于将(jiang)梅(mei)纳帕斯(si)从主流桌游行业(ye)中排除(chu)。
面对指控，梅(mei)纳帕斯(si)发表(biao)了一封理性(xing)而深思熟虑的公开信，说明了自己的立场，并严(yan)正否认了反犹主义的指控。他的支撑者也纷纷发表(biao)声(sheng)明，谴责SdJ组织“将(jiang)支撑巴勒斯(si)坦等同于反犹主义”的逻辑(ji)——这(zhe)在德国已经成为一种常(chang)见现象。
无论如(ru)何，除(chu)了德国在以色列和巴勒斯(si)坦问题上的特殊(shu)立场，这(zhe)起事件也揭示(shi)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当一款游戏“打破规则”，敢(gan)于直接表(biao)达政治立场时，它究竟会面对怎(zen)样的挑战？
或许所有(you)文明都参与了人类学家所称的“深度游戏”（deep play）——这(zhe)些游戏不仅表(biao)达社会的基本信念和矛(mao)盾(dun)，也帮助社会进行反思。在许多(duo)社会中，游戏和体育既是战争的替代形式，也是一种调节政治关系的机制，无论是积极(ji)的还是消极(ji)的。
例如(ru)，古希腊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是体育竞(jing)技，更是重要的外交机会。而从考古遗迹中精(jing)美的材质来看，一些学者推测，像围棋(qi)、国际象棋(qi)、塞尼特棋(qi)（Senet，古埃及的一种棋(qi)盘游戏）和乌尔(er)王(wang)家游戏（Royal Game of Ur，苏美尔(er)时期的棋(qi)盘游戏）等桌面游戏，可能被视为珍贵的战略工具，用(yong)于处理国内和国际冲突。
现代桌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军事指挥官用(yong)于训练的战棋(qi)，以及印(yin)刷术发展后，为中产阶级儿童设计的教育玩具——这(zhe)些游戏既传授历史常识，也灌输资产阶级价值观。这(zhe)些游戏本就不可能是“非政治化”的。
早在19世纪，社会运动(dong)就已经开始利用(yong)桌游传播理念。例如(ru)，激进的女性(xing)选(xuan)举权运动(dong)者开发了一款名为《女权斗士》（Suffragetto）的桌游，模拟女性(xing)争取投票权时与警方(fang)的街头斗争。而众所周知的《大(da)富翁(weng)》（Monopoly）最初实际上是一款批判自由(you)市(shi)场资本主义的游戏，后来才被商(shang)业(ye)企业改造为大家今天熟悉的版本。
游戏“没有(you)政治”这(zhe)种说法，其实是20世纪晚期一些企业编造的谎言，目的是更好(hao)地向儿童（主要是男孩(hai)）销售桌游和电(dian)子游戏。这(zhe)一产业(ye)在二(er)战后蓬(peng)勃发展，当时儿童学问日益商(shang)品化，而社会对白人至上主义、恐(kong)同和性(xing)别歧视的规范进行着严(yan)格管控。
今天，游戏行业(ye)继续宣扬“去政治化”的幻想，以迎合玩家对现代资本主义生活中无谓忙(mang)碌和压力的逃避需(xu)求。然(ran)而，游戏中的保守政治立场其实往往是“明目张(zhang)胆地隐藏”（hidden in plain sight）。
在《玩弄压迫》（Playing Oppression）一书中，玛丽·弗拉纳根（Mary Flanagan）和米凯尔(er)·雅各布森（Mikael Jakobsson）研(yan)究了桌游历史上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刻板印(yin)象。例如(ru)，在广受欢迎的4X类型（一种策略游戏类型，在电(dian)子游戏领域也很常(chang)见）中，玩家要完(wan)成四个“X”任务：
“eXplore”（探索）：进入被刻意“净化”的土地
“eXpand”（扩张(zhang)）：建(jian)立自己的帝国
“eXploit”（剥削）：获取资源和劳动(dong)力
“eXterminate”（消灭）：消灭对手
这(zhe)些游戏的市(shi)场机制通常(chang)基于新自由(you)主义经济学的神话——它们将(jiang)经济活动(dong)视为纯粹(cui)的计算和风险管理，而忽略了权力关系和剥削的作用(yong)，以及团结合作的可能性(xing)。
近几十年来，许多(duo)游戏设计师开始尝试(shi)讲述不同的故事，试(shi)图打破传统桌游围绕积累、竞(jing)争、暴力和稀缺展开的模式。然(ran)而，直到众筹平台的兴起，以及多(duo)元化在线游戏社区(qu)的发展，这(zhe)些实验才真正获得了一席之地。
合作类游戏（Co-op games），一度被视为“无聊”“说教”且“毫无乐趣”，如(ru)今正在复兴。其中，马特·里科克（Matt Leacock）在合作游戏领域的贡献尤为突出，他被认为是当代桌游“复兴”的关键(jian)人物之一。他设计的游戏证明，合作机制不仅可以吸引玩家，还能提供深入的游戏体验，让不喜欢压力和竞(jing)争的玩家也能享受其中。
许多(duo)西方(fang)游戏设计师正在将(jiang)这(zhe)种机制应用(yong)于激进主题。例如(ru)：
《街区(qu)对抗》（Bloc By Bloc）：玩家扮演学生、工人、囚犯或当地激进分子，在城(cheng)市(shi)抗争中共同抵御警察的镇压。
TESA Collective（一个合作社）：他们与进步和环保组织合作，推出了《罢工！工人起义游戏》（STRIKE! The Game of Worker Rebellion）、《社区(qu)花(hua)园》（Community Garden: The Board Game）以及《太(tai)空猫反法西斯(si)》（Space Cats Fight Fascism）等游戏。
《街区(qu)对抗》（Bloc By Bloc）
即便不是合作游戏，策略类桌游也在帮助玩家反思社会制度，例如(ru)：
《霸权：领导你的阶级走向胜(sheng)利》（Hegemony: Lead Your Class to Victory）：一款高度还原社会民主制度下阶级斗争的模拟游戏。在游戏中，工人可以联合夺取国家权力并建(jian)立共产主义，而精(jing)英阶级和中产阶级也可能联手推动(dong)法西斯(si)统治。
《巴黎的红(hong)旗》（Red Flag Over Paris）、《芝加哥68》（Chicago' 68）：这(zhe)些游戏通过桌游形式，让玩家重温历史上社会运动(dong)的胜(sheng)利和失败(bai)。
正如(ru)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在他的书《阶级战争游戏》（Class War Games）中所指出的，游戏可以帮助激进分子锻炼战略思维，而这(zhe)正是西方(fang)左翼(yi)在应对企业(ye)权力扩张(zhang)、法西斯(si)主义崛(jue)起以及社会和气候危机时迫切需(xu)要的能力。
许多(duo)设计师选(xuan)择绕开市(shi)场逻辑(ji)，专注于创造更具变革性(xing)的游戏。例如(ru)：
艾弗里·阿尔(er)德（Avery Alder）的《宁静的一年》（A Quiet Year）是一款地图绘(hui)制游戏，玩家在“文明崩溃(kui)”后尝试(shi)建(jian)立新的社区(qu)。
真人角色扮演游戏（LARP）：参与者通过沉(chen)浸式互动(dong)表(biao)演，探索酷儿学问、激进政治和未来愿景。
Red Plenty组织设计的“超大(da)型游戏”（Mega Games），类似“模拟联合国”（Model United Nations），在激进活动(dong)和左翼(yi)节日中帮助玩家思考未来社会的可能性(xing)。
《Socialist Worker》网站上Louis Wilder的文章则先容了立陶宛(wan)马克思主义者、游戏行业(ye)内部人士Marijam Did的新书 《一切尽(jin)在游戏中：电(dian)子游戏如(ru)何改变世界》（Everything to Play For: How Videogames are Changing the World）。
Did指出，电(dian)子游戏的开发和游玩所需(xu)的电(dian)子设备和计算机零(ling)件，往往是在全球南方(fang)近乎“奴工”的环境下被开采和制造的。同时，游戏开发工作室内部也充斥着低薪资、大(da)规模裁员和性(xing)骚扰等问题。《一切尽(jin)在游戏中》系统性(xing)地梳理了电(dian)子游戏的历史、制作过程、玩家社群及其学问影(ying)响力。Did希翼推动(dong)左翼(yi)对电(dian)子游戏建(jian)立更细腻、全面的理解，因为这(zhe)一媒介已经深刻影(ying)响了全球数十亿人。
她认为，电(dian)子游戏是一个独特的学问空间(jian)，具有(you)政治动(dong)员和组织的潜力。然(ran)而，令人警惕的是，极(ji)右(you)翼(yi)比进步力量更早意识到了游戏的政治价值。最著名的例子是 #Gamergate 事件。数千名玩家在极(ji)右(you)翼(yi)影(ying)响者的号召下，针(zhen)对游戏行业(ye)内的女性(xing)发起了恶意网络攻击，掀起了一场充满仇恨的在线运动(dong)。此外，《Roblox》这(zhe)款受儿童和青少年喜爱(ai)的游戏，也成为极(ji)右(you)翼(yi)组织的目标。美国NBC电(dian)视台的调查发现，该游戏内有(you) 100 多(duo)个纳粹(cui)组织，试(shi)图在年轻玩家群体中招募(mu)成员。
尽(jin)管如(ru)此，电(dian)子游戏仍然(ran)为进步力量提供了希翼。“大(da)型多(duo)人在线游戏”（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MMO）常(chang)常(chang)成为玩家自主管理的实验场。许多(duo)公会（Guilds）在游戏内建(jian)立了自主的物资分配和管理体系，而这(zhe)些组织形式完(wan)全是由(you)玩家自发创建(jian)的，开发者并未直接参与。
游戏世界并非与现实隔绝的乌托邦，反而是一个政治观念不断形成和碰撞的场域。例如(ru)：《网络创世纪》中，玩家组织了农民起义；《模拟人生》里，玩家自发举行“黑人的命也是命”示(shi)威；《Roblox》上，玩家举办了支撑巴勒斯(si)坦的游行。
在Max Haiven看来，统治阶级一直对工人的“游戏性(xing)”感到不满和恐(kong)惧(ju)——虽然(ran)体育和游戏常(chang)被用(yong)来缓解社会矛(mao)盾(dun)，但它们同样可能成为反抗的象征。游戏可以让人们体验不同的身份和行动(dong)方(fang)式，模拟真实世界的激进斗争。从组建(jian)工会到管理反资本主义政府，游戏帮助人们理解现有(you)系统的运作方(fang)式，并思考可能的替代方(fang)案。在当今西方(fang)面临的这(zhe)个危机时代，人们需(xu)要新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