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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人·事|金融副省长更迭与使命变迁,地方,监管部门,中央
2025-03-28 00:27:11
金融人·事|金融副省长更迭与使命变迁,地方,监管部门,中央

界面资讯记(ji)者 | 杨志(zhi)锦

界面资讯记(ji)者 | 杨志(zhi)锦

3月25日(ri),广东省十四(si)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经(jing)表决,决定(ding)任命李运为广东省人民(min)政府副省长。

李运此前在国有大行工作了24年,这是首(shou)次到地方政府工作。到地方政府任职后,像李运这样(yang)长期在金融系统工作的官(guan)员被称为“金融副省长”(直辖市称副市长,自治区称副主(zhu)席,以下统称副省长)。

据界面资讯记(ji)者统计,上世纪90年代金融副省长就(jiu)开始(shi)出现,截至目前一共产生了45位金融副省长,其中四(si)分之三(san)(34位)在2016年以后产生。

2016年后,几乎每年都有金融官(guan)员派往地方任职,省级领导班(ban)子配备熟悉金融的副省长渐(jian)成一种制度(du)化安排。与(yu)此同时,一部分金融副省长陆(lu)续重回金融系统,有的甚(shen)至成为金融监管(guan)部门的一把(ba)手(shou),中央金融部门与(yu)省级地方政府的双向交流常态化。

金融副省长日(ri)趋成为人们关注的群(qun)体,他们不仅在当地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对金融市场(chang)也产生重要影响。他们是如(ru)何进入省级领导班(ban)子的,又是如(ru)何回到金融系统的,这背(bei)后和中国金融系统的变革(ge)有哪些关联?他们又肩负哪些使命,在金融风险化解(jie)、金融改革(ge)中扮演什么角色?

金融分权与(yu)集权

我(wo)国中央与(yu)地方的事权划分始(shi)终是治理体系的核心命题。如(ru)何在两者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heng),对中国的平稳发展十分重要。金融副省长的遴选、更替也体现出了中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在计划经(jing)济体制下,金融事权高度(du)集中在中央。1978年启动的改革(ge)开放(fang)从放(fang)权让利(li)开始(shi),金融体系改革(ge)也遵循了这一思路:人民(min)银行以及开始(shi)独立或恢复重建(jian)的四(si)大国有银行均采取总行和地方政府双重领导的模式,业务上主(zhu)要以总行领导为主(zhu),党务工作则(ze)以地方领导为主(zhu)。

在相对强势的地方政府面前,人民(min)银行、国有大行的省级分行不得不配合地方政府的金融诉求,积极向总行争取信贷指标,某种程度(du)上演变成省级政府的组成部门。

省级政府部门一把(ba)手(shou)级别为正厅(ting)级,他们中的一些会进一步升(sheng)任副省长等副省级干部。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也出现过国有大行省级分行行长升(sheng)任所在省份(fen)副省长的案(an)例。

1993年,处于改革(ge)开放(fang)前沿的福建(jian)省希(xi)望能配备一个熟悉金融、精通外(wai)语(yu)的领导干部,时任中行福建(jian)省分行行长的刘明康进入了有关领导的视野。是年1月,刘明康走马上任福建(jian)省副省长,主(zhu)管(guan)经(jing)济金融以及基建(jian)工作。另(ling)外(wai)一个案(an)例则(ze)是姚中民(min),是年4月,他由建(jian)行河南省分行行长升(sheng)任河南省副省长。

一年后,国家开发银行组建(jian),刘明康和姚中民(min)双双出任国开行副行长。当时的国开行为正部级,担任副行长的他们仍为副省部级干部。若干年后,刘明康升(sheng)任原银监会主(zhu)席,而姚中民(min)则(ze)在国开行任上踯躅,2016年退休三(san)年后黯(an)然落马。

刘明康和姚中民(min)是最早的金融副省长,具有与(yu)众不多的特点:唯二由金融副省长调(diao)任国有大行副行长的金融干部,唯二由国有大行省分行行长调(diao)任副省长的金融干部。

此后再无此类案(an)例。究其原因,金融分权在初期推动了经(jing)济发展,但金融分权下的信贷膨(peng)胀引发了1994年的高通胀,对宏观(guan)调(diao)控形成干扰。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shi),金融资源配置权力被全面上收。

一是推动国有大行企业化、股份(fen)化改造,强化总行对分行的业务管(guan)理;二是推动人民(min)银行设立跨省的大区分行;三(san)是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对中央金融系统党的工作实行垂直领导,彻底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党委;四(si)是陆(lu)续设置专门的监管(guan)机构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履行对金融机构监管(guan)职责。

不过,中央也向地方让渡了一部分金融管(guan)理权限。一方面,将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如(ru)城商行、农信系统等)的党务工作交由地方管(guan)理。一些省级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为正厅(ting)级单位,但省级法人金融机构的体量有限,它(ta)们的掌舵者也很难(nan)直接升(sheng)任副省长。

比(bi)如(ru)陈云贤长期在广发银行和广发证券工作,担任过广发银行副行长、广发证券董事长等职,后在佛山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ji)等职务上历练后才在2011年出任广东省副省长。

另(ling)一方面,省级金融办被赋(fu)予一定(ding)的监管(guan)权。2017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que),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guan)理主(zhu)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zhao)中央统一规则(ze),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

此后,省级金融办由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调(diao)整为省政府直属机构,加挂省地方金融监督管(guan)理局牌子,负责对7+4类金融机构的监管(guan),其行政级别为正厅(ting)级。和省级财政厅(ting)厅(ting)长、省级发改委主(zhu)任升(sheng)任副省长等一样(yang),地方金融监督管(guan)理局局长升(sheng)任副省长具备了可能。

2022年11月,浙(zhe)江(jiang)省地方金融管(guan)理局局长张雁云出任浙(zhe)江(jiang)省副省长,开创了地方金融监管(guan)部门负责人升(sheng)任金融副省长的先河。2023年上海地方金融监管(guan)局局长解(jie)冬、江(jiang)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guan)理局局长韦秀长也被拔擢为金融副省长,分别出任上海市副市长、西藏(cang)自治区副主(zhu)席。这些调(diao)任显示地方金融监督管(guan)理局的重要性在上升(sheng)。

从“金改”到“化险”

前述(shu)几人在出任金融副省长之前均担任省级政府相关部门一把(ba)手(shou)或地级市主(zhu)要负责人,出任金融副省长可视为在地方政府层面选拔干部,而更多的金融副省长则(ze)来自于中央与(yu)地方之间的交流。

根据党政干部选拔、交流的相关规定(ding),省部级干部可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交流任职。例如(ru),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可以到地方担任省级领导职务,地方省级领导干部也可以到中央机关任职,这种交流方式有助于干部在不同层级和领域积累经(jing)验。

金融集权后,中央金融监管(guan)部门(如(ru)一行三(san)会)及中央金融企业(如(ru)国有大行)通过垂直管(guan)理体系强化了自上而下的控制——总部对分支机构的人事、经(jing)营、财务拥有绝对话语(yu)权。中央金融机构总部的正职、副职属于中管(guan)干部,省级政府的正职、副职也属于中管(guan)干部,但二者分属不同的系统。

中央金融部门与(yu)地方政府的交流任职早已开始(shi)。据界面资讯记(ji)者梳理,在1998年-2015年之间共有7位中央金融部门官(guan)员调(diao)任地方出任副省长,他们赴(fu)任地方主(zhu)要是为了推动地方金融改革(ge)。

2007年,证监会副主(zhu)席屠光绍空降上海出任副市长,其任务之一为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jian)设;2014年,原银监会副主(zhu)席阎庆民(min)出任天津市副市长,负责天津自贸区等金融领域扩大开放(fang)的改革(ge)任务。

这时期的金融副省长只是零星出现,但自2016年开始(shi),每年均有中央金融部门官(guan)员调(diao)任地方,金融副省长呈现密集增加态势,截至目前共有31个案(an)例。

究其原因,中国金融业积累的风险开始(shi)陆(lu)续显现P2P暴雷,债券违约(yue)常态化,地方债务不断膨(peng)胀,地方金融机构、房地产风险事件(jian)时常出现等等。中央提出要打好防范(fan)化解(jie)金融风险攻(gong)坚战,亟需有专业能力和市场(chang)经(jing)验的金融专家参与(yu)。

此时金融副省长的调(diao)动也呈现出新特点:

一是金融副省长渐(jian)成制度(du)化安排。虽(sui)然金融副省长不断调(diao)入调(diao)出,但配备金融副省长的省份(fen)占比(bi)一直保持在半(ban)数以上,这意味(wei)着在大多数省份(fen)的领导班(ban)子中始(shi)终有金融专业的干部。

2017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能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金融知(zhi)识学习。要大力培养、选拔、使用政治过硬、作风优(you)良(liang)、业务精通的金融人才,特别是要注意培养金融高端人才,努力建(jian)设一支宏大的德(de)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wu)。

早在本(ben)世纪初人民(min)银行就(jiu)编写了《领导干部金融知(zhi)识读本(ben)》一书,成为普及金融知(zhi)识的重要教材。现在通过金融副省长的常态化安排,省级领导班(ban)子知(zhi)识、专业结构进一步优(you)化。

据界面资讯记(ji)者统计,这31位金融副省长所学专业大多为经(jing)济、金融、管(guan)理类,和金融工作十分对口。他们中的19位还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不含在职),占比(bi)超过六成,具有深厚(hou)的经(jing)济金融理论功底。毕(bi)业后他们在金融系统工作了10余年甚(shen)至30余年,对金融实务十分熟悉。

他们中的一部分还有出国学习和工作的经(jing)历,这不仅拓宽了他们的国际视野,更使其在跨学问沟通、多元思维和全球化问题解(jie)决方面积累了独特优(you)势。

二是国有大行副行长成为金融副省长的最大遴选池。据界面资讯记(ji)者统计,在出任副省长之前担任国有大行(包括三(san)家政策性银行)副行长的为21人,占比(bi)高达三(san)分之二。这些大行总行副行长几乎都担任过省级分行行长。换言(yan)之,省级分行行长是成为大行总行副行长的必经(jing)之路。

李运更是如(ru)此。他武汉大学博士毕(bi)业之后即(ji)进入农行总行工作,先后在研究室、战略规划部、资产负债管(guan)理部工作了17年,2017年由总行部门负责人调(diao)任贵州省分行行长,2021年9月跨行出任建(jian)行副行长,直至此番(fan)履新。

其次,来自于中央金融监管(guan)部门的人数为7人,其中央行系统(含外(wai)汇局)、金融监管(guan)总局(含原银监会、原银保监会)、证监会分别为3人、1人、3人。此外(wai),还有3人来自其他金融央企(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及中投企业)。

三(san)是更多的金融副省长兼任省委常委。在2016年以前,仅有两位金融副省长出任省委常委,但2016年后明显增多。截至目前,担任过省委常委的金融副省长已达19位,占比(bi)超过六成。这使得他们能更好地统筹省内资源化解(jie)各类金融风险。

过去(qu)几年,地方政府债务及国企债券违约(yue)风险可能是金融副省长需要应对的首(shou)要风险。2020年10月永煤(mei)债券违约(yue)让地方政府意识到必须维护好区域信用,因为省内国企债券违约(yue)不止(zhi)影响一城一地,全省国企的再融资都会变得异常困难(nan)。

这一重任就(jiu)落到金融副省长肩上,他们就(jiu)像一个省份(fen)的CFO,需要通过专业的“路演”去(qu)说服机构投资者。近年来贵州、山西、天津等省份(fen)陆(lu)续召开债券投资者恳谈会,当地金融副省长亲自带队出席,直面投资者的质疑,对提振当地区域信用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比(bi)如(ru)天津市2021年6月召开债券市场(chang)投资人恳谈会,时任副市长康义出席并作主(zhu)题宣讲。康义有着丰富的金融业从业经(jing)历,他曾在建(jian)行工作了20多年,2016年11月出任农行副行长,一年多后调(diao)任天津市副市长。

在恳谈会上,康义以详实的数据讲解(jie)天津经(jing)济发展、债券风险防范(fan)等情况。康义表示,天津将健全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考核体系,对公开市场(chang)债券违约(yue)风险防范(fan)化解(jie)不力、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人员,一追到底、终生问责。

他的回应切中市场(chang)痛点,一定(ding)程度(du)上打消了金融机构的顾虑。市场(chang)还认为,金融副省长可利(li)用其在中央金融单位工作过的优(you)势和资源应对风险挑战。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yan),它(ta)们希(xi)望向中央争取支撑,比(bi)如(ru)向国家发改委争取重大项目落地,向财政部争取更多的转移支付资金、地方债额度(du)等。相比(bi)而言(yan),金融资源更加市场(chang)化,资金会流向收益更高的地区,但仍有一定(ding)的争取空间。近年来,各省纷纷与(yu)中央金融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xie)议,有的国有大行还会承诺未(wei)来几年向某省提供几万亿的授信。金融副省长在其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经(jing)常作为地方政府代表签署合作协(xie)议。

回归

在学术界,从事金融监管(guan)的官(guan)员也被称为技术性官(guan)员。所谓技术性官(guan)员指凭借专业知(zhi)识和技术能力从事管(guan)理工作或提供专业建(jian)议的官(guan)员,他们通常专注于某一特定(ding)领域如(ru)金融、科技、医疗等,并通过技术手(shou)段和专业知(zhi)识来推动政策的制定(ding)、执(zhi)行和监督。

长期以来金融高层官(guan)员人选的来源高度(du)依赖于金融部门输送,具有较高的专业门槛。以金融监管(guan)部门(当前是一行一局一会,之前一行三(san)会或一行两会)一把(ba)手(shou)为例,其遴选池一般为国有大行一把(ba)手(shou)(股改前为行长,股改后为董事长)或央行副行长。

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中,过往一般会有9人左右入选,包括4人左右的中央委员(一行三(san)会一把(ba)手(shou))及5人左右的候补委员(四(si)大行及国开行董事长)。而随着金融副省长的增多,具有长期金融从业经(jing)历的委员明显增加:在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中,这一数字增至18人,其中中央委员2人,候补委员16人。

在此背(bei)景下,金融副省长出任金融监管(guan)部门一把(ba)手(shou)具备了可能这类案(an)例在近两年已开始(shi)出现。

2023年5月,四(si)川省副省长李云泽调(diao)任金融监管(guan)总局局长。李云泽1993年毕(bi)业后进入建(jian)行工作、至建(jian)行重庆市分行行长,2016年出任工行总行副行长,2018年9月调(diao)任四(si)川省副省长。

金融监管(guan)总局于2023年5月挂牌成立,其前身为银保监会及银监会、保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均经(jing)历三(san)任主(zhu)席,其来源包括大行一把(ba)手(shou)(两位)、证监会主(zhu)席(一位)、大型险企董事长等。

2017年2月,山东省省长郭树(shu)清调(diao)任原银监会主(zhu)席,后又成为原银保监会唯一一任主(zhu)席。不过郭树(shu)清的调(diao)动属于平级调(diao)动(均为省部级),而李云泽则(ze)实现了副省部级至省部级的跨越(yue)。

曾担任金融副省长的吴清也实现这一跨越(yue)。吴清和李云泽在地方上都当选常委,并在2022年10月当选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不同的是,吴清长期在证监会系统工作,2018年由上交所理事长调(diao)任上海市副市长,后转任上海市委副书记(ji),2024年2月就(jiu)任证监会主(zhu)席,成为首(shou)位没有银行或央行系统工作经(jing)验的证监会主(zhu)席。

在此之前,成立于1992年的证监会一共经(jing)历九位主(zhu)席。他们长期在央行系统或者银行系统工作,大多从大行董事长或行长任上调(diao)任。

目前尚(shang)无金融副省长出任人民(min)银行行长的案(an)例。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初步建(jian)立中央银行调(diao)控框架(jia)以来,中国央行历经(jing)四(si)行长,其中三(san)位由央行副行长转任,一位由证监会主(zhu)席调(diao)任。他们长期在央行等金融系统工作,具备深厚(hou)的经(jing)济金融理论功底、扎实的学术研究能力和优(you)秀的海外(wai)市场(chang)沟通能力,使得中国央行的专业性及国际地位明显提升(sheng)。

与(yu)此同时,近年来金融副省长更加频繁(fan)地出任大行董事长或行长作为金融监管(guan)干部后备军过往大行董事长一般由大行行长调(diao)任,行长一般由本(ben)行副行长接任,现在也有了新的候选池。

比(bi)如(ru)今年2月海南省副省长陈怀宇调(diao)任进出口银行董事长,2023年4月河北省副省长葛(ge)海蛟(jiao)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2023年5月贵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炯(jiong)上任国开行行长,2019年12月江(jiang)苏省副省长王江(jiang)就(jiu)任中行行长,2019年3月重庆市副市长刘桂平接任建(jian)行行长。

六大国有商业银行及三(san)大政策性银行在中国金融业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国家金融安全的战略支柱。2023年九大行总资产220万亿,占银行业总资产的53%,占金融业总资产的48%。除此之外(wai),中信集团、光大集团、中国人保等几家大型保险企业,也是重要的金融央企。

金融副省长也开始(shi)调(diao)往这些机构。今年初云南省副省长王浩调(diao)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企业董事长,去(qu)年末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丁向群(qun)就(jiu)任中国人保董事长。除此之外(wai),金融副省长还向其他财经(jing)部门输送干部,如(ru)2022年3月康义出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这些变化意味(wei)着,金融副省长丰富了金融部门、财经(jing)部门高级官(guan)员的遴选池。相比(bi)只在金融系统工作的干部而言(yan),在地方工作过的金融副省长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得到提升(sheng),视野更宽,重回金融系统时,可以在深刻了解(jie)地方思路的基础(chu)上,更有针对性地防控、处置金融风险,把(ba)握改革(ge)节奏(zou)。

如(ru)郭树(shu)清从贵州省副省长调(diao)至央行副行长,后进一步调(diao)任中国建(jian)设银行董事长。2005年9月,他在建(jian)行董事长任上出版了《在过剩与(yu)贫穷(qiong)之间》一书,该书收集了郭树(shu)清担任贵州省副省长、行副行长、外(wai)管(guan)局局长期间的一些论文、报告、讲话,涉及宏观(guan)调(diao)控、经(jing)济改革(ge)、贵州经(jing)济发展等方面内容。

当时在国研中心担任研究员的巴曙松如(ru)是作出书评:“这使得编辑能够从地方管(guan)理到国家宏观(guan)调(diao)控,从贫穷(qiong)、短缺到富裕、过剩,以及从国内到国际,以一种相对宽阔而且现实的视野,来系统地考察和思索转型期的中国问题,并以务实的精神(shen)去(qu)解(jie)决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这些变化还与(yu)新时期金融工作的新要求有关——金融工作从注重专业性转变为注重政治性、人民(min)性、专业性,要在践行政治性、人民(min)性的基础(chu)上提升(sheng)专业性。

2017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为实体经(jing)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que)提出,要深刻把(ba)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min)性。地方历练是金融官(guan)员成长的重要环节,这不仅进一步提升(sheng)了其专业能力,还强化了其政治性和人民(min)性。

正如(ru)刘桂平2019年3月在建(jian)行业绩发布时所说:“我(wo)是27年的金融工作经(jing)历,其中25年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最近3年在政府,分管(guan)的也是金融。虽(sui)然刚加入到建(jian)行,但要说我(wo)也算金融界的老(lao)人。27年的工作经(jing)历让我(wo)明白(bai),应该坚持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jing)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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