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wang)专栏编辑 扬之】
若将(jiang)一(yi)战前的世界与冷战后直至(zhi)今日的局势（包括俄乌战争）做直接比较，猛(meng)一(yi)看似乎没有太多的可比性(xing)。但如果我(wo)们抽丝剥(bao)茧地深挖下去，就(jiu)会发现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些明显和隐形的相似轨迹。
譬如，在国际秩(zhi)序方(fang)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历着旧帝国的式微和新兴列强(qiang)的崛起。国际格局犹如一(yi)片冰层相撞的海域，充满(man)着危险与不确定。而在冷战结束后和“9·11”事件(jian)以来的国际局势中，世界同样面临着巨大的不透明和不稳定：新兴力量在崛起，传(chuan)统工(gong)业大国正在走(zou)下坡路。
再譬如，当年的奥匈帝国不是(shi)一(yi)个海上大国，它的“名望”与“实(shi)力”其实(shi)并不匹配。用匈牙利历史学家奥斯卡·亚西（Oscar Jaszi）的话来说，这个帝国“从经济角度来看，在1913年就(jiu)已战败了”。因此，1914年前奥匈帝国的最大恐(kong)惧(ju)是(shi)担心自己(ji)会成为第(di)二个奥斯曼帝国，会沦(lun)为欧洲的另一(yi)个“病夫”。这种(zhong)“焦虑”，冷战末期(qi)以及结束之后的苏联感同身受。这恐(kong)怕也是(shi)普京说“苏联解(jie)体是(shi)本世纪最大地缘政治灾难”的心理根源。就(jiu)好比一(yi)个昔日的强(qiang)人(ren)开始变得衰(shuai)弱时，他对外界的认知会变得“敏感”和“焦虑”，处于低潮的大国差不多亦如此。
还(hai)有，一(yi)战的爆发从某种(zhong)意义上说也是(shi)“直接政治沟通失败”的结果。1914年夏，直接对话实(shi)际上被相互猜忌(ji)和偏执(zhi)假设所取代(dai)。一(yi)百多年后的今天，各国之间的政治沟通似乎强(qiang)于当年，然而，傲慢与偏见(jian)，加上政治正确，当然还(hai)有各自的利益，使得冲突各方(fang)的沟通很难进行。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的三年中，西方(fang)几乎中断了与莫(mo)斯科所有官方(fang)渠道的交流(liu)。
“真相是(shi)战争的第(di)一(yi)个牺牲品(pin)！”——不管这句话是(shi)出自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schylus），还(hai)是(shi)一(yi)战时期(qi)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xun)（Hiram Johnson），其意义在于对“战时难有真相可言”的陈(chen)述或控(kong)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句格言不仅(jin)适用于当时，同样也能(neng)在当下找到许多对应的例子。
普林西普行刺奥匈皇储
一(yi)战的“导火索(suo)”是(shi)奥匈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但该事件(jian)发生的深层原因其实(shi)是(shi)被史界称为“不可救赎的民族主义”：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当年行刺，是(shi)为了建立一(yi)个“大塞尔维亚国”，也是(shi)为波斯尼亚境内的塞族争取权益；俄乌战争的爆发——不管是(shi)借口还(hai)是(shi)事实(shi)——，多少(shao)也与少(shao)数族群在一(yi)个国家所受的待遇有关。
凡此种(zhong)种(zhong)，似乎都在验(yan)证着马克·吐(tu)温当年说过的那(na)句话：“历史不会重复，但会经常(chang)押韵”（“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often rhymes.”）
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大的方(fang)面来探索(suo)历史与现实(shi)存在哪些平行线和交汇(hui)点，以及我(wo)们应该从中得出哪些经验(yan)教训。
主观感受与战略误判
爆发战争的诱因很多，也很复杂。但一(yi)个国家的政治精英(ying)对外界以及主要(yao)对手的感受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到本国的战略取向(xiang)和具体措施。
战前的奥匈帝国风雨飘摇(yao)，危机(ji)四(si)伏。在这个多民族国家中，各个族群都在为争取自己(ji)的权利而斗(dou)争，“仇恨”充满(man)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内有各族群之间以及对共同敌人(ren)犹太人(ren)的仇恨；对外则是(shi)对法俄加盟(meng)的“协约国”以及塞尔维亚王国背叛(pan)式靠(kao)近莫(mo)斯科的仇恨。用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 I）自己(ji)的话说，“在我(wo)的帝国中，危机(ji)永远不会消失。”
1879年德奥建立同盟(meng)关系后，维也纳和柏林一(yi)直是(shi)亲密的“兄弟加战友”。只不过，虽然双(shuang)方(fang)强(qiang)调所谓的“尼伯龙根忠诚”（Nibelungentreue），即一(yi)种(zhong)根植于日耳曼传(chuan)统学问的无条件(jian)的感性(xing)式效忠，但两者的主次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代(dai)表霍亨佐伦一(yi)脉的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政治统一(yi)后已成为中欧的主导力量，而哈(ha)布斯堡一(yi)脉的奥匈帝国虽然曾在德语(yu)区域独占(zhan)鳌(ao)头(tou)，但此时由(you)于内外交困而不得不严(yan)重依赖柏林，并最终导致(zhi)失去军事和外交上的行动自主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奥匈帝国的政治精英(ying)中普遍存在着一(yi)种(zhong)“被包围、被羞辱”的主观感受。苏联末期(qi)和冷战结束后，莫(mo)斯科应该也能(neng)切身体会到当年维也纳的境遇。
关于苏联解(jie)体，普京有过两次著名的概括：2004年，他称其为“一(yi)场巨大的全国性(xing)悲剧”；2005年，他在向(xiang)全国发表演讲中，认为那(na)是(shi)“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前者的重点是(shi)反思苏联内政的缺失，后者则是(shi)指向(xiang)国际局势和他国势力的影响。
一(yi)个帝国在解(jie)体后，还(hai)有一(yi)段“后续体感”存在。就(jiu)如同“幻肢痛感”（phantom limb）一(yi)样，人(ren)在失去四(si)肢后会产生幻觉，似乎依然能(neng)感受到四(si)肢还(hai)附在躯干上时的疼(teng)痛。
苏联解(jie)体后，很多苏联人(ren)都有过这种(zhong)体验(yan)。德国弗莱堡大学历史学家雷昂哈(ha)德（J?rn Leonhard）认为，普京是(shi)在后帝国时期(qi)巧妙利用“幻肢痛感”来做文章(zhang)的人(ren)。
冷战结束后，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其实(shi)不光是(shi)福山(shan)（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和西方(fang)的政治学问精英(ying)，也包括叶利钦、乌克兰独立后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的舒(shu)什科维奇(qi)、哈(ha)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ye)夫等(deng)一(yi)干“独联体”政要(yao)。
《霹雳红星》：苏联即将(jiang)解(jie)体时拍的阿富汗战争片中的一(yi)幕
但是(shi)，苏联解(jie)体后，从开始对欧美的信任、靠(kao)近和效仿，到被北约和欧盟(meng)东扩至(zhi)家门口，再到最后被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贬为“区域性(xing)大国”，俄罗斯在与西方(fang)打(da)交道中，可谓经历了希翼、失望、屈辱、绝望和愤怒等(deng)种(zhong)种(zhong)心路历程，也才有普京后来的对乌“背水一(yi)战”。
而普京当年经历的，今天的泽连斯基正在步其后尘，而且后果或许更惨。川普让加拿大等(deng)盟(meng)国体会到的，何尝又不是(shi)大同小异的“抛(pao)弃”和“背叛(pan)”呢？
当然，“主观”感受未必是(shi)客观事实(shi)，感觉受到威(wei)胁不等(deng)同于真的受到了威(wei)胁，但多少(shao)能(neng)反映当事人(ren)和当事国所经历的心理落差。
有了各自的主观感受，各方(fang)于是(shi)就(jiu)有可能(neng)作出各种(zhong)战略误判：
当年奥匈帝国之所以放弃外交斡旋，对塞尔维亚迅(xun)速宣战，除了背后有德皇“空白支票”在撑腰和对俄罗斯快速坚定反应估计(ji)不足之外，也因为它坚信拿塞尔维亚这个“弱者”开刀更有胜算(suan)，更能(neng)以较小的代(dai)价重振国威(wei)。结果却是(shi)整个帝国的覆灭(mie)。
普京“特别军事行动”的背后，是(shi)否(fou)也有为苏联解(jie)体雪耻或民族主义的动机(ji)？这不是(shi)说普京的计(ji)划(hua)是(shi)出于单纯的感性(xing)冲动，但起码不能(neng)排除种(zhong)种(zhong)屈辱的“主观感受”在其决策中所起的心理作用。当然，俄乌冲突一(yi)打(da)三年，也有莫(mo)斯科开始时严(yan)重低估和误判欧美抱团援乌之决心的缘故。
关键是(shi)，不好的体验(yan)容易导致(zhi)失去信任，而失去信任则导致(zhi)猜忌(ji)和误判，结果就(jiu)是(shi)灾难性(xing)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