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重要的生息聚落类型，城市容纳(na)了最为众多的人类居住空间。居所作为一种建筑类型，既是城市历(li)史、社会制(zhi)度的缩(suo)影，也是居住者生活方式、学问传统的物质呈(cheng)现，甚至是个人身份(fen)归属的精神空间。
北京古城是“都市计(ji)划的无比杰作”，是我国最重要的城市和建筑学问遗产之一。从城市结构的角(jiao)度审视北京，自(zi)元至清，除了以气魄雄伟的中轴(zhou)线(xian)为依据产生的“北京独有的壮美秩(zhi)序”，从整个老城、皇(huang)城，到王府(fu)、四合院，还有着共同的营(ying)造逻辑和类似的结构特征，使得北京古城的城市建设(she)呈(cheng)现出高度秩(zhi)序化且(qie)可(ke)延伸(shen)、可(ke)变得更加密集的清晰(xi)的“分形结构”，有一种数(shu)学上的美感。
元大都营(ying)建之时继承并发展《周(zhou)礼(li)·考工记》的规划理念，将宫(gong)城以外(wai)的城市用横纵主街划分为50个规整的坊；坊又被东西向小街划分为南(nan)北距离等宽的胡同，胡同进一步被细分为院落。这种层层细分的结构，在明(ming)、清的内城得以保留(liu)并延续。
宫(gong)城内的布局则更严密。傅熹年先生曾在《中国古代建筑十论》中揭(jie)示北京从内城、故(gu)宫(gong)、前后三殿到后宫(gong)居住区之间成比例的同构关(guan)系，其中也暗含同样的结构。这种结构把四合院——一种“围合住宅+庭(ting)院”的单一家庭(ting)居住空间模式——作为最小单元，以其为原型，在不同尺(chi)度下(xia)变化，为廷、为宫(gong)、为坊、为城。每一级单元均由下(xia)一级组构，自(zi)身又构成更大单元，呈(cheng)现分形特征。单跨、多跨、合院结构的层层嵌套(tao)，契合中国古代的权力制(zhi)度，也映射着儒家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xia)”的理想。
清代后期至今，传统北京的城市形态在不断更新的社会环境中变革。在北京老城边(bian)界即现在的二环路以内，得益(yi)于过(guo)去(qu)路网(wang)、水系的决定性影响，加之后来老城保护规划的努力，老城肌(ji)理仍依稀可(ke)见(jian)，但传统合院民居却未能幸免于破坏与(yu)败落。
作为城市结构的最基(ji)本单元，历(li)史上的北京四合院大体经(jing)历(li)了4个阶段：元代、明(ming)清、民国、1950年以后。从元代至民国阶段的改变，实(shi)际上是人口不断集聚带来的城市结构有序加密，北京特有的分形结构显(xian)然支撑了这种密集化过(guo)程(cheng)。这几个阶段，胡同与(yu)街巷数(shu)量均稳步上升，每个四合院依然保持着容纳(na)一个家庭(ting)的“独户独院”模式。1950年后，由于城市人口增长、住房紧缺(que)和“经(jing)租”政策(ce)的施行等，四合院的单一家庭(ting)模式不复存在，胡同数(shu)量趋于停滞，街巷数(shu)量则剧烈增长，北京四合院逐渐演变成“大杂院”，居民自(zi)发“占院而建”以扩充生活空间。尽管老屋(wu)肌(ji)理尚存，但围绕合院展开的住居学问已(yi)渐渐远去(qu)。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大家进行了多类实(shi)践与(yu)探(tan)索。如在北京大院胡同28号院的改造设(she)计(ji)中，我尝试在胡同院落中重建一种规制(zhi)，化解高居住密度与(yu)传统院落结构的矛盾。具体做法是，沿用北京城市分形结构的逻辑，将空间进一步有序“加密”，将原来的院落转(zhuan)化为包含多个居住单元和公共活动空间的“微缩(suo)社区”，并以“宅园合一”的方式，使人在私密、公共生活中体验到日常诗意和都市胜景。这是对北京古城更新代表性难题的局部实(shi)验性解答，即以空间密度解决人口密度，以理想居所满足(zu)居民生活质量乃至精神需求，也是对北京古城自(zi)身城市结构和学问精神的一种回(hui)首与(yu)致敬。
分形结构的最重要特征是局部代表整体及个体和群体的相互映射延伸(shen)。大家希翼通过(guo)这些小而有代表性的项目，积累经(jing)验和成果，由单个院落向周(zhou)边(bian)街区乃至更广(guang)大的古城区域扩展，实(shi)现由居所向社区和城市的延伸(shen)——北京还是北京，只不过(guo)它以当代的方式传承了祖(zu)先建城规划的智慧(hui)，“旧(jiu)胎密骨”，获得新生，走向未来。（李兴钢 编辑为建筑学家、中国工程(cheng)院院士）
《人民日报》（2025年03月22日 第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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