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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算：纳(na)粹迫害的遗(yi)产与对正义的追寻》

二战后(hou)，德国社会逐步从这种集体疯狂与迷失中走出。人们甚至有这样(yang)的固定刻板印象：说起二战后(hou)的反思和清算，就自动将德国视为典范。从前西德总(zong)统(tong)勃兰特的“华沙之(zhi)跪”，到奥斯(si)维辛集中营乃至各大集中营的种种纪念活动，从华盛顿(dun)特区的大屠杀纪念馆，到柏林人行(xing)道上刻有铭文的铜(tong)片，似乎都(dou)在提(ti)醒人们，历史(shi)上最黑暗的那一页已(yi)经翻篇。但玛丽·弗尔布(bu)鲁克在回顾二战后(hou)几(ji)十(shi)年(nian)间的纳(na)粹审判实录后(hou)认为，清算并不彻底，许(xu)多加害者(zhe)逃脱了罪责，仅仅将目光聚焦(jiao)于奥斯(si)维辛乃至其他集中营，反而(er)在一定程度上遮(zhe)蔽了清算本应具(ju)有的深度和广(guang)度。

被害的并不仅仅是犹太人

将纳(na)粹罪行(xing)等同于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历史(shi)认知的偏(pian)差，因(yin)为纳(na)粹迫害的对象远不只是犹太人。正如《大清算》所言：“当大家将目光聚焦(jiao)于最庞大的也最醒目的犯罪场所（奥斯(si)维辛）时(shi)，大家反而(er)可能忽(hu)略了人们参与迫害机(ji)构和迫害实践的情况是多么普遍。”

纳(na)粹的“优化社会”运动，迫害对象极广(guang)，所谓“没有生存价(jia)值的人”，包(bao)括了残障人士、同性恋者(zhe)。当然，更多的是那些“不服从的人”，也就是拒绝与纳(na)粹合流的政治(zhi)犯，他们都(dou)不被认为是“雅利安同胞”。

对于这些“少数群体”的伤害和清洗，施(shi)害者(zhe)并不仅仅是纳(na)粹，还有社会的各阶层，甚至包(bao)括那些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比如剥夺残障人士生命的，就是原本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

即使幸存下来，也不意味(wei)着能在对纳(na)粹的清算中得(de)到新生。《大清算》中写道，二战后(hou)的几(ji)十(shi)年(nian)里，受害者(zhe)仍然会在德国社会遭遇歧(qi)视，纳(na)粹给他们打上的标签，如精神病患者(zhe)、反社会人格、不优秀基因(yin)等，仍然被他们所背负。

“少数群体”的命运，背后(hou)是一套复杂的体制推手，纳(na)粹进行(xing)了大量铺垫(dian)，直至浩劫到来。在二战开始前，德国纳(na)粹政府已(yi)经对异见者(zhe)进行(xing)高压打击，不允许(xu)异见，将异见者(zhe)关入监狱甚至处死，关闭各种独立机(ji)构，推行(xing)孤立政策。此(ci)外，德国社会还逐渐(jian)规范了一套狭隘(ai)的伦理(li)规范，继而(er)对同性恋、残疾人和吉普赛人等少数群体进行(xing)“去人性化和去人格化”，列入肉体消灭的范畴。

被包(bao)装的“优生学”理(li)念，也是纳(na)粹的重要“武器”，正是依(yi)据这一学说，越来越多的德国人相信那些身体孱弱乃至残障者(zhe)对社会毫无用处，“没有生存价(jia)值”。纳(na)粹继而(er)推出了安乐死项(xiang)目，表(biao)面上是为重病患者(zhe)提(ti)供临终服务，但实际上却(que)用来屠杀那些存在精神缺(que)陷和肉体残障的普通人，至于缺(que)陷和残障的判断标准，则由纳(na)粹医生决定。比如对成(cheng)年(nian)人是否有“生存价(jia)值”的判断标准就是生产力，能从事劳动的就“有用”，没有能力者(zhe)则列入被屠杀范围。

除了肉眼可见的残障之(zhi)外，许(xu)多儿童（如自闭症和相对内向，或是体质较弱）也被剥夺生命。1939年(nian)的第一例安乐死，就是一个出生时(shi)没有四肢的失明婴(ying)儿。纳(na)粹成(cheng)立了一个组(zu)织，官方名称是“严重遗(yi)传性疾病和先天性疾病科学注册帝国委员会”，将患有包(bao)括唐氏综合征、先天性盲、四肢不全或头(tou)面部畸形在内的先天畸形新生儿和三岁以下孩(hai)童登记在册。第一步是屠杀婴(ying)幼儿，后(hou)来又延(yan)伸到年(nian)纪较大的孩(hai)童和青少年(nian)。

它并不仅仅是纳(na)粹的行(xing)为，许(xu)多民众(zhong)也逐渐(jian)沦(lun)为帮凶，比如书(shu)中就提(ti)到有父亲将自己(ji)的女儿送去安乐死以摆脱责任。一些家(jia)庭主动将残障孩(hai)子或家(jia)属交给官方处理(li)，事后(hou)就像什(shi)么也没发生过，是当时(shi)德国社会并不罕见的现象。

在集中营时(shi)代，被关押的也不仅仅是犹太人，更有政治(zhi)犯、同性恋和各种所谓的“反社会人士”。

《大清算》中提(ti)到，集中营囚犯会佩(pei)戴不同颜色的三角标识(shi)，比如政治(zhi)犯佩(pei)戴红(hong)三角，妓女和流浪汉(han)之(zhi)类的“反社会分子”佩(pei)戴黑三角，男同性恋佩(pei)戴粉三角，待(dai)遇糟糕，死亡率极高。

在这个杀戮体系里，实行(xing)者(zhe)绝不仅仅是纳(na)粹党卫军，而(er)是社会各阶层的不同个体：下命令的官员、提(ti)供理(li)论依(yi)据（如优生学）的专家(jia)、判断个体是否有“生存价(jia)值”的医护人员、官僚系统(tong)中的行(xing)政人员，乃至搬运尸体、运输毒气的工人……

这些实行(xing)者(zhe)的角色也一直在变化，比如早期(qi)安乐死项(xiang)目的底层工人，后(hou)来就成(cheng)为集中营屠杀的重要实行(xing)者(zhe)。对于他们来说，早期(qi)的安乐死更像是“积(ji)累经验”。

也就是说，集中营的大屠杀只是纳(na)粹德国罪行(xing)的高峰，如果仅仅关注这一阶段，就会忽(hu)视那些“山坡”上的悲剧。

“旁观者(zhe)社会”里，人人都(dou)是帮凶

对少数群体的屠杀，主要是基于所谓的“族群健康”，是纳(na)粹构建“民族共同体”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旁观者(zhe)社会”逐步形成(cheng)。

《大清算》中写道：“许(xu)多人遭到排挤，生活的现状和渴望被彻底打乱，这些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避人耳目的暴力形式，其实施(shi)由大多数公民的行(xing)为所维系。那些后(hou)来声(sheng)称自己(ji)‘对此(ci)一无所知’的人，早已(yi)学会对非人性和非正义视而(er)不见。无论是因(yin)为本身就笃信，还是说其实并不情愿，无论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er)同流合污，还是说因(yin)为害怕而(er)向不可避免的形势低头(tou)，每个人在不同时(shi)期(qi)的情况都(dou)各不相同；但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德国社会发生了变化，人们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明明目睹他人成(cheng)为迫害的首当其冲者(zhe)，却(que)选择袖手旁观。”

旁观者(zhe)的出现，基于很多因(yin)素，有人是出于职业要求，有人是因(yin)为懦弱和恐惧，有人盲目从众(zhong)，有人自有欲望和暴力倾向……更多人则兼而(er)有之(zhi)。“国家(jia)”和“民族”成(cheng)为最大的幌子，使人们逐步适应强权和暴力，支(zhi)持纳(na)粹建立的暴力体制。最终，“人们愈发对整个系统(tong)的暴力和非人性置(zhi)若罔闻，而(er)正是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所做所为，使得(de)这个系统(tong)得(de)以运转(zhuan)，得(de)以维系”。

也就是说，当然，权力才是造成(cheng)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纳(na)粹统(tong)治(zhi)的暴力模(mo)式并非孤立的个体行(xing)为，而(er)是有自己(ji)的“顶层设计”，由希特勒和其亲信发起并授权，由民众(zhong)接受并实行(xing)。德国民众(zhong)默(mo)认了纳(na)粹体制，甚至将之(zhi)完善，继而(er)将自己(ji)也变成(cheng)体制的一部分。仅仅在安乐死项(xiang)目中，人们就存在着大量共谋，比如对受害者(zhe)刻意加大或减(jian)少药量，使之(zhi)死亡，就需要医生、护士与亲属的共谋。与此(ci)同时(shi)，那些旁观者(zhe)们认为这一切都(dou)与自己(ji)无关，他们对恶行(xing)选择漠(mo)视，并有意排挤少数人，用纳(na)粹的“民族共同体”概念为自己(ji)开脱并寻求身份认同，顺从于权力。

在这种系统(tong)性暴力中，人们有着明确分工，以至于几(ji)乎每个人都(dou)认为自己(ji)没有决策权，只是被裹(guo)挟实行(xing)某个环节。这并不奇怪，因(yin)为在一个强调“集体”的社会体系里，人们会习惯性将自己(ji)当成(cheng)集体一份子，忽(hu)视自己(ji)作为个体的存在，继而(er)停止独立思考，机(ji)械实行(xing)各种命令和规则，不管(guan)这一切有多么荒谬和罪恶。

《大清算》中提(ti)到“自我疏远”这个词(ci)，“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涉及(ji)地(di)理(li)位置(zhi)、知情与否还是具(ju)体行(xing)动，自我疏远都(dou)是最为普遍的策略。”旁观者(zhe)认为“大家向来都(dou)对此(ci)一无所知”，觉得(de)自己(ji)无需承担责任。这种将罪责转(zhuan)移到别人身上的策略，即“自我疏远”。施(shi)害者(zhe)也会采(cai)用这一方法，将战后(hou)的“自我”与大屠杀时(shi)期(qi)的“自我”进行(xing)剥离。

也正是因(yin)为施(shi)害者(zhe)的沉默(mo)和受害者(zhe)的沉默(mo)，反思受到了限制。西蒙·维森塔尔在《刽子手就在大家中间》一书(shu)的结尾写道，纳(na)粹党卫军经常训诫囚犯：“不管(guan)这场战争如何结束，大家都(dou)赢得(de)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zheng)，就算有人能幸存，世(shi)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大家会毁掉所有证(zheng)据，连同你们一起……集中营的历史(shi)将由大家来书(shu)写。”

二战结束后(hou)的最初十(shi)年(nian)里，集中营一度被遗(yi)忘。虽(sui)然德国民众(zhong)曾被组(zu)织进入德国境内的集中营“现场学习”，但“国家(jia)重建”很快成(cheng)为忘却(que)集中营的借(jie)口。幸存者(zhe)同样(yang)不愿意多谈集中营经历，毕竟记忆过于惨痛。许(xu)多集中营也被挪为他用，或存放军事物资，或用于商业，或成(cheng)为政府机(ji)构所在地(di)。

60年(nian)代后(hou)，集中营的记忆开始受到重视，“奥斯(si)维辛”成(cheng)为二战记忆的最重要隐喻。两德统(tong)一以来，意识(shi)形态化的记忆模(mo)式也被扭转(zhuan)，集中营不再仅仅是抵抗战士或犹太人的受难地(di)，其他受害者(zhe)群体也陆(lu)续得(de)到纪念。

但对于幸存者(zhe)来说，他们经历的“灰色空间”太过沉重，让太多人一辈子都(dou)无法走出来。

在《奥斯(si)维辛集中营的志愿者(zhe)：一份来自波兰卧底的报告》中，皮(pi)莱茨基记录了他和战友们的秘密抵抗活动，还记录了“考波什(shi)”：“他们手里拿着棍棒，一边狂笑一边攻击大家的同志，他们朝着头(tou)部猛打，将他们打倒在地(di)之(zhi)后(hou)，又朝肾脏与其他脆弱的部分猛踢，连人带靴跳到他们的胸部和肚子上，一边咯咯笑一边把人打死。”

《奥斯(si)维辛集中营的志愿者(zhe)：一份来自波兰卧底的报告》

所谓考波什(shi)，即Kapos，是集中营中因(yin)表(biao)现良好而(er)担任监督员的犯人，他们的工作就是监督和折(she)磨其他犯人。有些考波什(shi)甚至会在一天内杀死多名囚犯，但这并不足以确保他们自身的安全。阿甘(gan)本在《奥斯(si)维辛的剩余》一书(shu)中认为他们的残忍实际上体现了最为严酷的人性与道德困境。类似的道德困境在集中营里随处可见，比如囚犯会自发抓(zhua)住并暴打逃跑者(zhe)，因(yin)为如果有人逃跑，大家(jia)都(dou)会遭到惩罚。被关进地(di)牢的人，会为了抢占门(men)缝边的位置(zhi)呼吸一点新鲜(xian)空气而(er)互相拼命。当有人死去时(shi)，活着的人会偷(tou)偷(tou)割下尸体的肉来吃。

莱维也曾揭示集中营的另一面，他写道：“与那些理(li)想化的传记和模(mo)式化的辞藻恰恰相反，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zhe)就会表(biao)现出越广(guang)泛的合作意愿”。在孤立无助、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许(xu)多囚犯成(cheng)为了帮凶。他们会与看守妥协，争取各种工作。比如有一个“拔牙特别小(xiao)队”，多半由牙医组(zu)成(cheng)，他们会将死者(zhe)的金牙一一拔掉，以供纳(na)粹熔化提(ti)炼成(cheng)金。掌管(guan)食(shi)品配给的囚犯也会利用特权，当有囚犯冒犯负责分汤的人时(shi)，一群犯人竟然会一拥(yong)而(er)上将他的脑袋按在汤桶里活活溺(ni)死，以向掌勺者(zhe)示好。

即使《大清算》里提(ti)及(ji)的那些坚强和抗争，往往也意味(wei)着“踩着别人的尸体活下来”。那些“拒绝放弃(qi)自己(ji)”的幸存战略，是让自己(ji)看起来更强壮，这可以让自己(ji)避免被集中营守卫盯上，因(yin)为后(hou)者(zhe)会随时(shi)将身体虚弱者(zhe)拉进毒气室。在死人身上寻找残余的贵(gui)重物品，用来与集中营守卫交换食(shi)物，也是一种生存之(zhi)道，本质是与权力的合作。

1945年(nian)，波兰奥斯(si)维辛集中营，被拯救的幸存者(zhe)

有些幸存者(zhe)会迅速(su)适应集中营，这当然是一个堕落(luo)过程。书(shu)中提(ti)到一位几(ji)周后(hou)就已(yi)经认命并适应集中营生活的女性：“她对外部世(shi)界和其他囚犯的兴(xing)趣渐(jian)渐(jian)衰退。对可怕事件的反应渐(jian)渐(jian)变得(de)木讷，恢(hui)复的速(su)度也越来越快。这是一个逐渐(jian)麻木的过程。很快，死刑、行(xing)刑、鞭打，甚至残忍虐待(dai)的消息(xi)都(dou)只能引起微弱的恐惧反应，而(er)且即便(bian)是微弱的恐惧，也在几(ji)分钟后(hou)就迅速(su)消失了。然后(hou)谈话声(sheng)和笑声(sheng)再度响起，集中营的生活继续下去，仿佛什(shi)么事情都(dou)没有发生过。”

因(yin)为囚犯总(zong)会遭遇各种羞(xiu)辱和痛苦，但无法以暴力回击纳(na)粹守卫，所以往往会将怒(nu)火发泄到狱友身上。当部分囚犯成(cheng)为守卫下属的“管(guan)理(li)者(zhe)”后(hou)（这并不能确保他们不会被赶进毒气室），不但会为自己(ji)谋取所谓的“福利”，还会模(mo)仿守卫的行(xing)为，对狱友进行(xing)各种压迫。

有人会认为这是为了生存，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放弃(qi)尊严甚至良知，但它毕竟说明了一个事实：最好的人早已(yi)死去。《大清算》对幸存者(zhe)报以深切的同情，这当然是应有之(zhi)心，但也不能漠(mo)视幸存者(zhe)的暗面。

二战后(hou)清算的“选择性正义”

因(yin)为二战期(qi)间太多的模(mo)糊、妥协与合流，无论是施(shi)害者(zhe)还是幸存者(zhe)，在战后(hou)都(dou)陷入沉默(mo)。这种沉默(mo)甚至被赋予意识(shi)形态的意义，被视为“顾全大局”。

玛丽·弗尔布(bu)鲁克就写道：“1961年(nian)4月(yue)，一位新教教徒(tu)恩斯(si)特·维尔姆对当时(shi)的讨论做过非常恰当的总(zong)结。他观察(cha)发现，许(xu)多人认为如果德国人承认他们的罪责，那么以色列要求的赔偿金就会更高。其他人则重复着流传甚广(guang)的自辩之(zhi)辞：这不可能是真的，这都(dou)是敌人的宣传，没有人能够烧掉那么多尸体，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纽伦堡(bao)不过是胜利者(zhe)的正义。或者(zhe)他们会提(ti)出更为功利主义的说辞：如果大家无法否认它，大家至少不应该谈论它；为了全体人民，大家不应该老是提(ti)及(ji)一小(xiao)批(pi)罪犯的错(cuo)误行(xing)为；最重要的是，为了保护民族的荣誉，大家不应该把它告诉孩(hai)子们。最后(hou)，维尔姆写道，德国人民质疑，他们怎么可能知道犹太人遭到谋杀的事情，他们还声(sheng)称，就算猜也猜不到；除此(ci)以外，他们还说，他们如何能够相信自己(ji)国家(jia)政府的人、自己(ji)民族中受到他们信任的人会做出这样(yang)的事情？”

与此(ci)同时(shi)，政治(zhi)上的角力和妥协，也让清算标准变得(de)不公正、国家(jia)赔偿被操控。最终，“绝大多数施(shi)暴者(zhe)未被追究责任”。

在《大清算》中，玛丽·弗尔布(bu)鲁克展现了战后(hou)第三帝国衍生的三个国家(jia)（东德、西德和奥地(di)利）对纳(na)粹的反思以及(ji)审判。西德“区分了应当受到惩罚的所谓少数‘真正的罪犯’，以及(ji)不应该为纳(na)粹统(tong)治(zhi)下所谓轻微的错(cuo)误行(xing)为而(er)受到惩罚的大多数人”，使得(de)大多数人脱离了不利处境。西德司法体系还通过大赦法案，使得(de)许(xu)多参与纳(na)粹行(xing)动的政府和军队人员免于法律制裁(cai)。这些曾经服务于纳(na)粹的公务员和军人甚至有着一致的辩词(ci)：“党卫军才是真正的罪人，而(er)他们自己(ji)只是参与到行(xing)政管(guan)理(li)的事务当中”，结果“如果只是单纯(chun)地(di)遵从纳(na)粹制度，协助谋杀机(ji)器运转(zhuan)，则不构成(cheng)犯罪行(xing)为。”

造成(cheng)这一点的原因(yin)，是因(yin)为战后(hou)西德政府的工作人员多半是大赦后(hou)恢(hui)复公职的前纳(na)粹政府工作人员，甚至不乏市长和法官。司法系统(tong)就在上世(shi)纪50年(nian)代实现“再纳(na)粹化”，多达3/4的法官和律师都(dou)有在第三帝国工作的经历。他们参与了司法政策的制定，可以说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cai)判员”，不但自己(ji)免于处罚，还维护了许(xu)多前纳(na)粹人员。东德看似雷厉风行(xing)，实际上仅仅是基于意识(shi)形态的运动式清算，往往越过法律程序、无视证(zheng)据，随意判刑，反而(er)制造了不少冤案。而(er)且对二战的清算仅仅在战后(hou)前十(shi)年(nian)进行(xing)，之(zhi)后(hou)几(ji)乎完全停顿(dun)。至于奥地(di)利，则始终以“希特勒最早的受害者(zhe)”自居。

这种现象直至冷战末期(qi)才有所改变，但也不免反复。以奥地(di)利为例，《大清算》中写道：“奥地(di)利作为受害国的神话最早在20世(shi)纪80年(nian)代中期(qi)受到了挑战，不过这一挑战也产生了某些事与愿违的结果。在1985年(nian)至1986年(nian)的总(zong)统(tong)竞选中，曾经在1971年(nian)至1981年(nian)担任过联合国秘书(shu)长，此(ci)时(shi)成(cheng)为总(zong)统(tong)候选人的库尔特·瓦(wa)尔德海(hai)姆被人挖(wa)出了战争时(shi)期(qi)的经历和纳(na)粹党人的历史(shi)。这在全世(shi)界范围内引发了关于奥地(di)利人掩盖历史(shi)、与纳(na)粹共谋的议题(ti)，不仅将瓦(wa)尔德海(hai)姆自己(ji)的过去置(zhi)于舆论的聚光灯下，还暴露出许(xu)多其他人的劣迹。然而(er)，奥地(di)利国内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则截然不同。相当多的大众(zhong)媒体以及(ji)部分显要政客（包(bao)括瓦(wa)尔德海(hai)姆本人）都(dou)将这一反对他的事件诽谤成(cheng)世(shi)界犹太人大会的阴谋。原来，重提(ti)历史(shi)、扰(rao)乱和平、污蔑奥地(di)利士兵（毕竟按照奥地(di)利的‘神话’，他们同样(yang)是希特勒的战争的受害者(zhe)）受人尊崇的战争履历的‘恶行(xing)’要怪罪到国际犹太‘游说团体’的头(tou)上。所以一方面，瓦(wa)尔德海(hai)姆事件在战后(hou)第一次激起了关于纳(na)粹过去的公众(zhong)辩论，另一方面，它又几(ji)乎马上被反犹主义所裹(guo)挟。”

正如玛丽·弗尔布(bu)鲁克所言，法律和赔偿层面的清算绝非全部，要让一代代人将这个教训挂在心上，唯一办(ban)法就是在记忆层面进行(xing)清算。记忆不同于法庭审判，后(hou)者(zhe)会随着结案而(er)结束，但前者(zhe)却(que)是对真相的持续探寻，对良知的坚持。只是，人类永远无法避免自己(ji)的片面和选择性遗(yi)忘，大清算也注定不会彻底完成(c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