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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江南市民构成复杂，各人拥有的经济(ji)资本、学问资本和社(she)会地(di)位可以有很大差异。虽然如此，市民之间仍有两个普遍特点(dian)：一(yi)，政治(zhi)、军事、经济(ji)实力上，他们远逊于(yu)贵族、藩王、勋戚、中官、功臣家(jia)族这类(lei)自皇权延伸的群体。由于(yu)缺乏皇室庇荫(yin)，他们无可避免要(yao)自谋生计或经营家(jia)业，只不过明代家(jia)事管理(li)之责经常委诸妇女，故士人往(wang)往(wang)自称(cheng)“不事生产”。二，明代中期以后，朝廷无力控制之下，社(she)会规范越发松弛，阶层流动逐渐普遍。此一(yi)社(she)会现象，学界已(yi)有充(chong)分讨(tao)论(lun)。而个人的社(she)会身份，在家(jia)世以外，还取决于(yu)个人的经济(ji)和学问资本的多寡，而累积的学问资本和社(she)会地(di)位，又对往(wang)后所能进一(yi)步获得的经济(ji)资本及其他社(she)会资源（如人脉(mai)）有影响，各项因素互为作(zuo)用。汲汲于(yu)经营自身的学问生活和社(she)会身份，因此亦是江南市民的普遍特点(dian)。“而雅俗之分，在于(yu)古(gu)玩之有无，故不惜(xi)重(zhong)值(zhi)，争而收入”（吴其贞《书画记》卷二）。个人拥有的器物，尤(you)其是古(gu)今工艺和书画作(zuo)品，皆为个人学问内涵和社(she)会身份的外显指标，故深受重(zhong)视。如何治(zhi)生、如何使用器物、如何建立社(she)会地(di)位等问题环环相扣，正是晚明江南不少市民的关注所在。

图1 金笺朱漆描金人物纹竹折扇（图录1.95） 明晚期（约1550－1644） 1966年上海宝山区朱守(shou)城家(jia)族墓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图1 金笺朱漆描金人物纹竹折扇（图录1.95） 明晚期（约1550－1644） 1966年上海宝山区朱守(shou)城家(jia)族墓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朱守(shou)城家(jia)族墓1966年发现，地(di)点(dian)在上海宝山区顾村镇朱家(jia)巷。一(yi)墓三(san)棺，墓主分别(bie)是朱守(shou)城、其妻王氏及儿媳杨氏。其中属于(yu)杨氏的买地(di)券显示，其入葬年份为万历九(jiu)年（1581）。该墓的重(zhong)要(yao)随葬品，大部分出自朱守(shou)城棺内，包括嵌玉木剑饰一(yi)件、明代竹刻名家(jia)朱缨所制香筒一(yi)个，以及现存最为齐备的明代书斋文房用具一(yi)套，后两者(zhe)发现于(yu)守(shou)城头部两侧；另外，三(san)棺共出土折扇二十多把，大部分置于(yu)死(si)者(zhe)手(shou)旁（图1）。由于(yu)随葬品充(chong)满(man)文人气(qi)息(xi)，加上墓主生平史料失载，因此论(lun)者(zhe)过往(wang)一(yi)直视朱守(shou)城为文人雅士，其随葬品则为晚明精致(zhi)文人学问的实物代表。直至近年，学者(zhe)刘芝华翻(fan)检出明代嘉靖、万历两朝大臣徐学谟为守(shou)城之子显卿撰写的墓志铭《亡(wang)友忠伯朱君(jun)墓志铭》（《徐氏海隅集·文编》卷十七），厘清守(shou)城实为富农而非文人，才改变了(le)过往(wang)对这批重(zhong)要(yao)文物主人的认知。而此一(yi)发现，亦为研究晚明江南精致(zhi)文物与当时社(she)会中层的物质生活，提供了(le)难得的契机。

一(yi)、治(zhi)生之道：田产与纺织

朱守(shou)城，名铃，号守(shou)城（墓志铭作(zuo)“守(shou)诚(cheng)”），世籍(ji)嘉定朱家(jia)衖。守(shou)城与妻王氏育有一(yi)子，名显卿，字忠伯，生于(yu)嘉靖二年（1523），卒(zu)于(yu)万历二年（1574）二月。显卿元配刘氏早卒(zu)，与继室杨氏生一(yi)女。据墓志铭“执守(shou)诚(cheng)公丧，虽逾祥，寸帛不施于(yu)体”数语，得知显卿于(yu)其父去(qu)世后一(yi)至两年仍在世，故可推算守(shou)城的逝(shi)世时间约在隆庆六年（1572）或稍前(qian)。

墓志铭称(cheng)守(shou)城“以农起家(jia)，颇积高赀”，是财力雄厚的富农。儿子尚幼(you)时，守(shou)城已(yi)侨居嘉定县城，并与徐学谟为邻。徐学谟，字叔明，号太室山人，嘉定人，嘉靖二十九(jiu)年（1550）进士，后至湖广荆州为官，累官至礼部尚书。徐学谟年纪与显卿相若(ruo)，考取进士后便离(li)乡出仕，所以他与朱家(jia)为邻应在嘉靖二十九(jiu)年（1550）考取进士前(qian)。墓志铭称(cheng)"守(shou)诚(cheng)公故任侠，日征歌选(xuan)舞，召宾客为长夜之饮(yin)"。所谓"任侠"，既指明中期以后城市士人之间不事生产、轻财结客、善酒、纵情游乐的豪侈交游风气(qi)；同时亦形容(rong)英雄俊杰义(yi)无反顾，触(chu)白刃死(si)患难的豪侠气(qi)慨。“任侠”一(yi)词，不禁令人联(lian)想到(dao)朱守(shou)城棺出土的嵌玉螭云纹木剑饰（展品）。明人有谓，设剑于(yu)书斋意在“壮怀志勇”（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卷》）。不过，徐学谟使用“任侠”一(yi)词似无嘉许之意。他提及朱守(shou)城，旨在对比显卿为人之“醇(chun)”，不为其父之酒色(se)歌舞所诱惑。据此推测，朱守(shou)城在嘉定士人之间，应没(mei)有特别(bie)的声望。

守(shou)城“以农起家(jia)”，依靠家(jia)族田产供应开(kai)销并累积财富。明清社(she)会中层家(jia)庭(ting)营生的方式，以购买田产和收取田租、房租最为普遍。文人鉴赏家(jia)李日华自万历三(san)十二年（1604）离(li)开(kai)官场，退隐(yin)二十余年，他在嘉兴的田产正是重(zhong)要(yao)收入来源之一(yi)。袁中道屡试不第后考虑隐(yin)居，同样希望以家(jia)族田产供应家(jia)人生活及自己游乐的开(kai)支。

至于(yu)朱家(jia)的农田种植何种作(zuo)物，墓志铭并无记载，惟参照地(di)方史志资料，则可大致(zhi)推断。明代中叶以后，丝织业和棉织业发展蓬勃(bo)，江南大量(liang)耕地(di)从种植米粮转为种植桑、棉。杭州、嘉兴、湖州三(san)府属地(di)大半用于(yu)植桑，而苏州和松江两府的耕地(di)则多植棉花。朱守(shou)城家(jia)族所在的苏州府嘉定县，因“地(di)形高亢(kang)，宜种棉花，名曰旱(han)田。大都旱(han)田当十之七八，是以种花者(zhe)恒多，种稻者(zhe)恒少。民之占(zhan)田，富者(zhe)以顷(qing)计，贫者(zhe)以亩计，最下者(zhe)佃人之田而偿其税，俱不务积粟。”（《嘉靖嘉定县志》卷三(san)）。至迟在嘉靖年间，棉已(yi)是嘉定的主要(yao)农作(zuo)物，该地(di)植棉比例为江南最高。“邑之货莫大于(yu)布、帛。平布则户织之”，当地(di)民众(zhong)纷纷投入棉布产业。嘉定棉布是明中晚期国内市场的著(zhu)名商(shang)品，“富商(shang)巨贾，积贮(zhu)贩鬻，近自杭、歙、清、济(ji)，远至辽、蓟(ji)、山、陕，动计数万。” 江南地(di)区纺纱业和织布业日益兴盛，使棉业成为嘉定人财富的主要(yao)来源：“ 国之赋敛庸调，民之服食器用，与夫养生送死(si)交际之费，胥此焉出。”因此，朱守(shou)城的生活，很可能也是靠着家(jia)族田地(di)植棉纺纱供养。

纺织业是明代江南城市的重(zhong)要(yao)经济(ji)支柱，由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两大产业组(zu)成。大概在弘(hong)治(zhi)、正德、嘉靖年间，苏州、杭州、南京等大城市，以至松江、苏州、嘉兴、湖州、杭州各府乡镇，民间纺织业皆先后兴盛起来。明代中叶以后，蚕桑生产在国内多地(di)衰落，唯独江南和四川两地(di)持续发展，及后江南蚕桑生产更走(zou)向极盛，质量(liang)为全国之冠，江南丝织业因此具有先天优势。至十六世纪下半叶，江南的生丝、丝织品和棉布已(yi)成为国内和海外市场的畅销商(shang)品，棉布和丝货产量(liang)极大。据学者(zhe)估算，晚明时棉布年产量(liang)高达约5000万疋。丝绸商(shang)品的年产量(liang)虽缺乏文献记载，但江南丝绸产业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生产毛(mao)额已(yi)达203万两，到(dao)了(le)崇祯十年（1637）更上升至337万两，国内和国外市场分占(zhan)120万两和217万两（李隆生：《晚明海外贸(mao)易数量(liang)研究──兼论(lun)江南丝绸产业与白银流入的影响》，页212－213）。出口丝货占(zhan)中国出口商(shang)品总值(zhi)七成左右，足见其经济(ji)价值(zhi)之巨大。晚明江南丝货和棉布出口量(liang)逐年跃升，促使巨额白银流入，江南城市持续繁盛端赖(lai)于(yu)此。纺织品市场蓬勃(bo)，亦吸引大量(liang)乡镇人口投入到(dao)桑棉种植、纺织品深加工和纺织品贸(mao)易行业。“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qing)刻闲。织者(zhe)率日成一(yi)匹，有通(tong)宵不寐者(zhe)。田家(jia)收获，输官偿息(xi)外，未卒(zu)岁室庐已(yi)空，其衣食全赖(lai)此。”（《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顾绣（展品）发源地(di)上海露香园的主人顾名世，由于(yu)父亲(qin)早逝(shi)，自幼(you)“偕兄依母夫人从机杼中课读”（《云间志略》卷十七），正是依靠母亲(qin)纺织供给(gei)所需。

织染技(ji)术与花花世界

明代纺织业的兴旺，为江南提供大量(liang)财富；而纺织技(ji)术的进步，更将大量(liang)花纹色(se)彩带入城市生活。明初洪武五年（1372），朝廷曾规定"民间妇人礼服惟紫絁(shi)，不用金绣，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se)，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se)，带用蓝绢布"；至天顺二年（1458）又定，官民衣服不得用“玄、黄、紫及玄色(se)、黑、绿、柳黄、姜黄、明黄诸色(se)”（《明史》，卷六十七）。从江南地(di)方志可见，明初民间服饰相当朴素，用色(se)单调。如嘉靖常州府《江阴县志》载：“国初时，民居尚俭朴，三(san)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老者(zhe)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jin)。少者(zhe)出游于(yu)市，见一(yi)华衣，市人怪而哗之。”（《嘉靖江阴县志》卷四）然而，随着明中期以后社(she)会经济(ji)发展，民众(zhong)消费力上升，对华美衣饰的追(zhui)求越发普遍，纺织技(ji)术亦在庞大需求的刺激下，不断迈进。

就晚明江南纺织技(ji)术的改进，学者(zhe)范金民已(yi)作(zuo)精辟分析。例如，大型斜身式花楼织机的出现，有效(xiao)提高织物密度，有利(li)于(yu)大量(liang)生产柔韧耐用、光(guang)亮平滑的丝织品。缎织物在明清大盛，即得益于(yu)此。又如织物提花工艺上，晚明发明了(le)“挑花结本”的新方法，一(yi)般(ban)织工只要(yao)掌握提花程序，据花本依次下色(se)，就能织出复杂的花样。花本不仅可重(zhong)复使用，还可在织造过程中多次更换。从此织物纹样不必循环重(zhong)复，更发展出龙袍、蟒服等独幅设计的织成面料，依线裁剪并缝制即可制成。

图2 柿(shi)红地(di)盘绦四季花卉纹宋式锦（图录1.57） 明晚期 华萼(e)交辉楼藏

然而，织染技(ji)术进步对晚明物质生活影响之巨，却是此前(qian)甚少论(lun)及的面向。相较明初的朴素单调，晚明织染技(ji)术为民间服饰带来前(qian)所未有的花纹与色(se)彩。例如当时发展完善且极为流行的妆(zhuang)花技(ji)术，用彩色(se)小纬管在门幅内分段织造，突破了(le)织物相邻纹样色(se)彩配搭的限制，达至逐花异色(se)，变化无穷。此中变化，又得益于(yu)晚明高超的染色(se)技(ji)术，产生更强烈的视觉效(xiao)果。有别(bie)于(yu)明前(qian)中期多采用未经练白的丝，晚明使用已(yi)经脱胶的练白丝，故能染出光(guang)亮的浅色(se)；配合多次套染的技(ji)术，增加媒染剂种类(lei)，更使新色(se)迭出，各种层次的中间色(se)尤(you)为丰富。（范金民：《衣被天下：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如在图录1.50杏林春(chun)燕织金妆(zhuang)花缎上，浅蓝、粉红等各种柔和素雅的色(se)彩，便为晚明吴服所尚。学者(zhe)根据文献归纳，江南丝绸的颜色(se)从明初大概有十五六种，发展至嘉靖朝已(yi)有五十余种，到(dao)明末更达至一(yi)百二十余种。如图录1.57宋式锦上的琐纹花绦（图2），在细小的空间内变换多种图案和颜色(se)，并织入捻银线，花色(se)之多，令人目不暇给(gei)。染色(se)工艺精湛，不仅令织物色(se)彩夺目，更使南北刺绣发展登峰造极。顾绣能以丝线表现水墨设色(se)浓淡不一(yi)的层次变化，丝染技(ji)术进步正是达至此一(yi)艺术高度的先决条件。

图3 杂宝小团花暗花缎夹袍（局部），江苏泰州森森庄明墓出土，泰州市博物馆藏。 转引自苏淼：《中国古(gu)代丝绸设计素材图系．暗花卷》，页142。

图3 杂宝小团花暗花缎夹袍（局部），江苏泰州森森庄明墓出土，泰州市博物馆藏。 转引自苏淼：《中国古(gu)代丝绸设计素材图系．暗花卷》，页142。

江南墓葬出土的嘉靖、万历年间的服饰，便充(chong)分体现纺织技(ji)术和时代风尚带来的改变。此时期的官民墓葬，如江苏泰州徐蕃夫妇墓、刘鉴家(jia)族墓、刘湘(xiang)夫妇墓、森森庄明墓、浙江嘉兴王店李家(jia)坟明墓等，大量(liang)出土使用花缎制作(zuo)的服饰，如长衫、棉袄(ao)、裙、百褶裙、围(wei)腰、护膝等。花缎用两种颜色(se)或以上的纬线通(tong)梭织成，色(se)彩富于(yu)层次。虽然考古(gu)出土的织物，大多因颜色(se)脱落而仅剩原丝的黄色(se)（图3），但对照各地(di)所保存的晚明重(zhong)刊(kan)《永乐北藏》的丝绸经面，落花流水纹花缎、万字曲水纹花缎、杂宝水波马纹花缎等流行衣料，仍可想像当时江南市民衣服色(se)彩如何缤纷绚烂（图4）。至于(yu)出土的织金织物，则多为补子，或衣物的局部装饰，如门襟、边襴等。其他高档衣料，如妆(zhuang)花罗（图5）、妆(zhuang)花纱、妆(zhuang)花缎、织金妆(zhuang)花缎等皆鲜艳夺目，尽显奢华。

图4 红地(di)杂宝水波马纹花缎经面。明代晚期。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图5 大红地(di)朵云纹妆(zhuang)花罗经面。明代晚期。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织物之所以对晚明物质生活环境产生巨大影响，原因在于(yu)它们不仅是衣料，更是包装和陈设的材料。例如纱用于(yu)制作(zuo)窗纱、床罩帐幔；花缎用于(yu)寝(qin)具制作(zuo)；绫锦用于(yu)包装器物，装裱书画；锦用作(zuo)桌围(wei)、椅披(pi)等室内装饰。这些陈设和器用的制作(zuo)，涉及不同门类(lei)的工匠(jiang)对织物广泛而灵活的应用。晚明版画，如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K?ln）藏崇祯十三(san)年（1640）吴兴闵齐伋刻套色(se)印本《西厢(xiang)记》第七出《负(fu)盟》和第十三(san)出《就欢》，即可见花纹织物用作(zuo)椅披(pi)、桌围(wei)、地(di)毯、床罩、帐幔、床单、锦被等（图6）。单色(se)版画的例子则更多，如武林起凤馆万历三(san)十八年（1610）刊(kan)《元本出相北西厢(xiang)记》（图7）、环翠堂(tang)万历年间刊(kan)《义(yi)烈记》、《人镜阳秋》等插图，织物几近遍布生活每(mei)个角落。这些版画描绘满(man)布繁密锦纹的室内空间，也许意不在写实，而在表现晚明某一(yi)种典型或理(li)想的物质生活环境。事实上，织物的花纹、用色(se)和意象，明清时期已(yi)大量(liang)转化和挪用到(dao)其他材质上。及至十七世纪下半叶，室内装饰满(man)布织锦纹样的图像例子，更俯拾皆是。

图6《西厢(xiang)记》第七出〈负(fu)盟〉。崇祯十三(san)年（1640）吴兴闵齐伋刻套色(se)印本。 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藏（Inv.-Nr. R 62,1）。? Rheinisches Bildarchiv K?ln, Walz, Sabrina, 2009.02.05, rba_d012779_07

图7《元本出相北西厢(xiang)记》插图，武林起凤馆万历三(san)十八年（1610）刊(kan)本。 转引自郑振(zhen)铎编：《中国版画史图录》，第2册，页22–23。

晚明江南织物的用色(se)，动辄可达十种或以上，即便是当时官窑的釉(you)上彩瓷，也无法媲美。既然江南织物繁多的色(se)彩和纹样，日渐融入市民的生活环境，在此一(yi)环境中生产的日常用器和清玩，又有否模仿、挪用甚或发展出与织物抗衡的装饰策略呢？晚明商(shang)品流动相对自由，研究者(zhe)要(yao)系统地(di)建立此一(yi)时期物品之间的线性发展关系殊不容(rong)易，也未必合适。然而，可以看到(dao)，存世各种材质的晚明器物，不仅普遍共用装饰主题，如五毒、寿字等，整(zheng)体用色(se)搭配和花纹选(xuan)取亦有很多相近之处。例如五彩描金瓷执壶与朱地(di)织金锻，两者(zhe)在色(se)彩表现上十分相似（图8－9）；万历官款戗金彩漆长方盒的描金锦地(di)，则与菱格卍(wan)字杂宝纹锦如出一(yi)辙。此外，晚明民间使用油漆混调的方法，在漆器上制造天蓝、雪白、桃红、粉红等浅淡明亮的中间色(se)；色(se)彩斑斓的百宝嵌于(yu)晚明出现；甚或在竹、硬木等器物表面采用单纯的素面磨光(guang)或不着色(se)的镂(lou)雕凿刻装饰等，这些手(shou)法和策略，皆见证了(le)工匠(jiang)在织物色(se)彩与纹样涌现的时代环境中，如何充(chong)分利(li)用各种材质的独特之处，回应审美潮流以及当时社(she)会赋予这些装饰符号的学问标签。百工竞技(ji)，对于(yu)城市中的工匠(jiang)和商(shang)人，自是谋生致(zhi)富和身份转型的良机。而生活在城市中稍有资财的市民，面对琳琅满(man)目的器用，乃至器用所蕴含的各种学问象征，就不得不留心选(xuan)择。

图8 朱地(di)缠枝西番莲纹织金缎（图录1.45；局部） 明中晚期 华萼(e)交辉楼藏

图9 五彩描金执壶（图录1.47） 明嘉靖（1522－1566） 江西景德镇窑 上海博物馆藏

二、时尚物品与学问观念的转变

朱守(shou)城居住的嘉定县城，从嘉靖到(dao)万历朝，在民风和物质供应上，都经历了(le)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解读该墓出土的文物，以及当时文人群体对时尚物品观念的发展，至为重(zhong)要(yao)。嘉定县在明代曾四次修纂县志，其中《嘉定县志》成书于(yu)嘉靖三(san)十六年（1557），当时守(shou)城年龄应介乎五十至六十之间，其子显卿约三(san)十四岁，书中所载为二人活跃年代的社(she)会状况。至于(yu)《嘉定县志》，始纂于(yu)万历三(san)十二年（1604），三(san)十三(san)年（1605）夏(xia)刊(kan)行，书成距离(li)朱氏父子离(li)世已(yi)三(san)十多年，两版县志的差异，正好反映此期间风俗的变化。

据《嘉定县志》记述，嘉定的风俗本来“简远朴茂”，然而，自弘(hong)治(zhi)朝始，民风渐变：“弘(hong)治(zhi)、正德间，习侈好靡(mi)，无丰俭之节，置酒高会，辄刲羊(yang)击鼓，连(lian)日夕不言厌饫。”豪侈浪费的生活习惯(guan)，弘(hong)、德两朝主要(yao)见于(yu)饮(yin)食无节制。当时嘉定植棉纺织业正蓬勃(bo)发展，民众(zhong)渐有余财，开(kai)始有条件讲究生活质素。及至嘉靖中期，社(she)会日益富裕，作(zuo)风更为奢靡(mi)，待客饭(fan)食丰盛，婚葬更极尽奢华，细节安排直可与贵族媲美：“父母死(si)，送葬音乐、文绣拟诸王侯，甚至倾(qing)产”、“男女婚姻馈遗(yi)，多致(zhi)远方珍异之物，金珠(zhu)纨(wan)绮，照耀(yao)里闾”。对于(yu)民间炫富之习，县志的修纂者(zhe)直言：“呜呼，风俗转移，非一(yi)朝一(yi)夕之故矣！”

至《嘉定县志》，风俗转移的焦点(dian)则在“中人”之变，即中等人家(jia)的行为变化。如宴客，富室设远方水陆珍品佳肴(yao)，“至于(yu)中人，亦慕效(xiao)之，一(yi)会之费，常耗数月之食”，中等家(jia)庭(ting)为模仿富家(jia)，不惜(xi)用上数月的膳食费宴客。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更见功利(li)，不但大家(jia)僮仆(pu)见主家(jia)衰落会掉臂不顾，“至于(yu)中人之家(jia)，抚养有恩，或至长子育孙，而一(yi)旦叛去(qu)，恣意殴詈，甚且操戈入室焉”，长幼(you)间的忤逆(ni)不时发生。社(she)会道德亦出现崩解之征，恣意构陷、诬告、纠(jiu)党欺凌、侵占(zhan)土地(di)、拦抢乡民棉花等劣行，间有所闻。而县志列举的恶俗之末，则是社(she)会下层的豪侈之风：“食肆之盛，珍错毕备，侑以歌舞，巨室僮奴，公门厮役，厌饫其中。一(yi)饱之余，捐金成笏，食者(zhe)嬉笑，而主者(zhe)痛心。”社(she)会下层的僮奴和厮役，豪饮(yin)饱食山珍海错，挥(hui)霍无度。此等恶俗，前(qian)志皆未有载，修纂者(zhe)不禁感叹道：“其民不能安居乐处于(yu)太平之世，而服谗搜慝，自为僇(liao)民，是何心哉！”

十六世纪嘉定县经历的，是从富庶丰足，到(dao)豪侈讲究，至最后侈靡(mi)挥(hui)霍风气(qi)深入社(she)会中下层的演变。面对这些转变，《嘉定县志》的修纂者(zhe)──张应武、郑胤骥、唐时升、娄坚、李流芳等人俱作(zuo)严厉(li)批评。上述几位修纂者(zhe)，皆为嘉靖、万历年间著(zhu)名文士，提倡(chang)以古(gu)学力抗当时的俗学，而后三(san)者(zhe)与程嘉燧合称(cheng)“嘉定四先生”，诗文书画海内闻名。他们的观点(dian)，在晚明江南文人之间极具代表性。他们痛心社(she)会失序，将下层民众(zhong)过度挥(hui)霍与逾越阶层列为恶习之末，可见十七世纪初文人对此何其厌恶。

从嘉靖中晚期至明末，随着社(she)会风俗和物质生活环境变迁(qian)，不同材质和装饰的器物所得的评价不断改变，文人对上述恶习的厌恶，亦投射到(dao)一(yi)些民众(zhong)借以炫富的材质和装饰上。

说回朱守(shou)城棺内出土的文物，主要(yao)有四大类(lei)：一(yi)，文房用品、香筒及剑饰；二，折扇；三(san)，个人衣物和小衣饰；四，丧葬用品包括梳和铜镜。与上海其他明墓对比可知，第三(san)、四类(lei)是典型的陪葬品。而第一(yi)、二类(lei)则并非典型的陪葬品，似是墓主生前(qian)钟爱之物。这两类(lei)文物的材料、器形和装饰，包括使用硬木制造、具工匠(jiang)名款，以至嵌银丝、彩漆竹骨等仿古(gu)与尚彩的装饰，皆属嘉靖末至隆庆朝的时尚，而且这些工艺特点(dian)的流行更延续至明末。观察这些特点(dian)，正好揭示晚明七八十年间对“物”的观念的转变。

从紫檀文房到(dao)朱缨香筒

朱守(shou)城墓的出土器物之中，以文房用具最为瞩目（图10），当中有九(jiu)件用紫檀木制作(zuo)。紫檀木器在中国民间大量(liang)生产和销售(shou)，发生于(yu)十六世纪后半叶。生于(yu)嘉靖十九(jiu)年（1540）的范濂，于(yu)万历二十一(yi)年（1593）左右完成的《云间据目抄》卷二有以下记述：“细木家(jia)伙，如书桌、禅椅之类(lei)，余少年曾不一(yi)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jia)，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jiang)，争列肆于(yu)郡(jun)治(zhi)中，即嫁妆(zhuang)杂器，俱属之矣。”范濂年轻时，松江民间只用“银杏金漆方桌”，由此可知，嘉靖末年以前(qian)，即便有硬木家(jia)具在江南流通(tong)，亦只是富家(jia)大户才会从苏州少量(liang)购入。及至隆庆、万历二朝，精致(zhi)的硬木家(jia)具始于(yu)民间普及。范濂的观察，与嘉靖四十三(san)年（1564）权臣严嵩籍(ji)没(mei)的八千多件家(jia)具中未提及紫檀、黄花梨等硬木家(jia)具的情况相符，也佐证了(le)紫檀文房用品在江南的流行年期。王士性成书于(yu)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广志绎》，论(lun)及当时流行的木制品风格：“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gu)朴不尚雕镂(lou)，即物有雕镂(lou)，亦皆商(shang)、周、秦、汉(han)之式。海内僻远皆效(xiao)尤(you)之，此亦嘉、隆、万三(san)朝为始盛。” 紫檀文房用器和家(jia)具于(yu)十六世纪后半叶普及，主要(yao)原因有二：一(yi)，民间消费力不断提升；二，隆庆年间开(kai)放海禁，原产自印度的紫檀木自此可经由远洋货船(chuan)大量(liang)输入。

图10 朱守(shou)城家(jia)族墓出土的文房用具，上海博物馆藏。

高濂所著(zhu)《遵生八笺》，成书于(yu)万历十九(jiu)年（1591），与《云间据目抄》和《广志绎》同样完成于(yu)十六世纪的最后十年。高濂在书中对紫檀制作(zuo)的文房用具和饰物赞赏有嘉。他对紫檀制成的念珠(zhu)、扇柄、笔床、压尺、图书匣、笔船(chuan)和小几，皆评为“雅”、“美”、“佳”、“上”、“精甚”、“传玩佳品”、“甚快心目”，此外古(gu)研匣、秘阁和墨匣亦常见；惟有用于(yu)制琴时，紫檀木才受质疑“虽美何取”。由此可见，至十六世纪末，紫檀于(yu)文人心目中仍是美好的材质。汤显祖于(yu)万历二十六年（1598）创作(zuo)《牡丹亭还魂(hun)记·闹殇》一(yi)节，特地(di)描写杜(du)丽娘(niang)吩咐丫鬟春(chun)香用"紫檀匣儿"收贮(zhu)其自画像，藏在太湖石底。万历三(san)十七年（1609），休居嘉兴的李日华，尚收藏一(yi)紫檀芝朶击子（磬），以为把玩（《味水轩日记》卷一(yi)）。

紫檀木普及至社(she)会中下层之际，贬之为“俗”的声音在十七世纪初便开(kai)始涌现，至天启、崇祯年间更甚。沈德符在万历三(san)十四年（1606）及四十七年（1619）写于(yu)浙江嘉兴的《万历野获编》，指出“今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者(zhe)，俱目为俗制”。文震亨的《长物志》成书年代稍晚，写于(yu)天启元年（1621）至崇祯十年（1637）之间，书中列出更多时尚紫檀制器，如画卷轴身、架脚手(shou)炉、雕花笔管、梳等，一(yi)律遭到(dao)作(zuo)者(zhe)贬斥为雅士不可用之物；此前(qian)高濂认为适合用紫檀制作(zuo)的雕花秘阁、扇柄、研匣、图书匣、文具匣，亦被评为俗品，仅压尺、笔船(chuan)、笔筒、鼎彝式炉盖、旧式木榻数种器物可用紫檀。由高濂到(dao)沈德符、文震亨，数十年间对紫檀评价剧变，展现了(le)晚明文人品鉴器物如何随时代变迁(qian)。而文震亨对个别(bie)材质和器类(lei)的贬抑，除(chu)了(le)意欲维护文人阶层评定雅俗的学问权威，很可能亦有意无意地(di)将中下层市民过度挥(hui)霍、逾越阶层的“恶习”，投射到(dao)遭“滥用”的材质和器物之上。就此而言，他的评论(lun)跟《嘉定县志》的修纂者(zhe)斥责巨室僮奴、公门厮役厌饫山珍海错，并无差异。

观乎晚明文人对紫檀制器态度的演变，再考虑到(dao)朱守(shou)城墓中的文房用具生产于(yu)隆庆六年（1572）以前(qian)，可以推断其时文人对它们的评价应相当正面，更接近高濂而非文震亨的看法。这些文房用器是当时领先的潮流产品，不仅材质新颖(ying)，而且好古(gu)、尚奇的装饰风格也是晚明学问所尚。如见于(yu)浮雕螭纹木瓶、松鹤纹木印盒、胡人戏狮图木盒等器物的嵌银丝装饰，是明人认知中夏(xia)代铜器的特征，用之旨在表现古(gu)意。又如在木压尺上镶(xiang)嵌宋代玉饰，将收藏的古(gu)物化用于(yu)新器。晚明民间的好古(gu)之风，虽然缺乏严谨的研究为基础，但凭借丰富的创造力，参照古(gu)物及《博古(gu)图》等图书，制作(zuo)出多种仿古(gu)和拟古(gu)的器形和装饰，并应用于(yu)铜、瓷、玉等不同材质的器物上。随着潮流发展，仿古(gu)的对象亦从古(gu)铜和古(gu)玉，扩展至宋元及本朝瓷器；古(gu)器之外，晚明亦流行在传统隶书上巧妙地(di)加以变化创造“奇字”，以奇为古(gu)。

尚奇炫异的晚明艺术特色(se)，尤(you)其突出表现在朱守(shou)城家(jia)族墓出土的折扇上。该墓出土折扇共二十多把，相较于(yu)大多数墓葬出土一(yi)把，以及小部分墓随葬二至四把的情况，其数量(liang)之多，为全国墓葬仅见。这些摺(la)扇中，有十五世纪以来广受文人喜爱的泥金书画扇，也有金笺洒几何金屑（图1）折扇。后者(zhe)至迟在十六世纪中叶已(yi)于(yu)南方流通(tong)。虽然装饰风格不同，二十多把折扇同样金光(guang)灿灿，带有明人认识中的日本折扇"金银涂饰"风格。这些折扇最新奇之处，在于(yu)黑漆扇骨上的装饰：有的扇骨的正、背两面皆画海棠形开(kai)光(guang)，开(kai)光(guang)内分别(bie)绘士人郊(jiao)游图和赏荷(he)图；有的以彩漆描金绘上携(xie)琴访友、或牡丹寿带鸟等图画；有的以泥金蝇(ying)头小楷写有《前(qian)出师(shi)表》。具有类(lei)似扇骨绘画或书法的出土例子不多，且文献未载，故无从得知当时的流行情况。此种装饰将折扇色(se)彩图样的满(man)密程度提升到(dao)极致(zhi)，与上节论(lun)及的晚明织物特点(dian)遥相呼应，是极具时代特色(se)的装饰手(shou)法。

纵观朱守(shou)城墓的文房用具与折扇，材料和装饰风格多来自海内外各地(di)。如箕形端砚来自广东肇庆，紫檀木来自印度，黄花梨木产自海南等。上段提及的金银涂饰，是明人认知中的日本装饰风格；同样着重(zhong)金饰的“倭漆”、“倭铜炉”等器物，亦在十六世纪末以来的文人品鉴书籍(ji)中备受推崇。此外，犀角也是晚明富豪之家(jia)追(zhui)捧的舶来材质，由途经苏门答腊(la)、爪(zhao)哇、印度等亚洲犀牛(niu)原产地(di)的远洋商(shang)船(chuan)贩运中国，经巧工雕刻，制成各式犀杯，或作(zuo)花叶形，或模仿古(gu)代铜器形态，成为风行一(yi)时的商(shang)品，并为福建德化瓷窑所模仿。这些原材料并非到(dao)晚明才首次输入中国，然而，正由于(yu)肆虐(nue)东南沿海多年的海盗寇掠于(yu)嘉靖末至隆庆初年渐渐平息(xi)，海禁解除(chu)，海内外的高档原材料荟萃江南，工巧精绝的手(shou)工制品得以大量(liang)生产，城市中等人家(jia)才有机会欣赏和把玩。

明代中期以后，大多数隶匠(jiang)籍(ji)的工匠(jiang)（轮班工匠(jiang)）可以纳银代替定期到(dao)京师(shi)服役，增加工作(zuo)自由。他们当中有的于(yu)十六世纪迁(qian)至经济(ji)兴旺的江南定居，专注发展手(shou)工艺事业，并积极培育子弟读书考取功名以改变世袭的匠(jiang)人身份。朱守(shou)城墓出土竹雕香筒的制作(zuo)者(zhe)朱缨，即是其中著(zhu)名例子。朱缨，字清父，号小松山人，是雕刻名家(jia)朱鹤之子。朱鹤一(yi)家(jia)于(yu)正德至嘉靖初年从江苏华亭移居嘉定，其时正值(zhi)嘉定经济(ji)勃(bo)兴。朱缨继承父业，以镂(lou)雕作(zuo)品闻名，享誉江南之外，声名更远传至河南等地(di)。由于(yu)朱缨个性恬(tian)淡，又精于(yu)书法诗画，嘉定士绅对他推崇备至，并为他留下不少生平和作(zuo)品的确切记录。

图11：明朱缨竹刻刘阮上天台香筒。上海宝山区朱守(shou)城家(jia)族墓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图11：明朱缨竹刻刘阮上天台香筒。上海宝山区朱守(shou)城家(jia)族墓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朱守(shou)城家(jia)族墓出土的竹雕刘阮入天台香筒，刻有“朱缨”及其号“小松”（图11）。名款是鉴别(bie)竹刻圆雕蟾蜍及其他传世朱缨作(zuo)品的依据之一(yi)。在工艺品上刻上巧匠(jiang)名款是晚明时尚。这现象一(yi)方面显示当时工匠(jiang)的社(she)会地(di)位有所提升，“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zhe)”（王世贞：《觚不觚录》），名匠(jiang)受人尊重，故物以人贵；另一(yi)方面，名款作(zuo)为制作(zuo)者(zhe)的个人印记落在作(zuo)品上，犹如明代官窑瓷器的年款，代表制作(zuo)者(zhe)对产品质素的认可，并以此标志识别(bie)。迄今所见，晚明器物上留名的工匠(jiang)众(zhong)多，如治(zhi)玉名匠(jiang)陆子刚、以百宝嵌闻名的周柱、铸(zhu)铜名家(jia)胡文明、善制镶(xiang)嵌螺钿漆器的姜千里等。然而，与朱缨不同，大多数江南巧匠(jiang)虽名重(zhong)一(yi)时，作(zuo)品销售(shou)至全国各地(di)，但他们的生平资料却极少，大多只有零星记载，撰于(yu)伪器日多之时。晚明商(shang)品市场赝品充(chong)斥，物上留名，虽然无助于(yu)辨别(bie)其真伪，却不失为满(man)足各地(di)消费者(zhe)追(zhui)求名家(jia)作(zuo)品的一(yi)个便捷解决方案。

王世贞《觚不觚録》载：“画当重(zhong)宋，而三(san)十年来忽重(zhong)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dai)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zhong)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zhong)宣徳，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shang)，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今吾吴中陆子刚之治(zhi)玉、鲍(bao)天成之治(zhi)犀、朱碧山之治(zhi)银、赵(zhao)良璧之治(zhi)锡、马勋治(zhi)扇、周治(zhi)治(zhi)商(shang)嵌，及歙吕爱山治(zhi)金、王小溪治(zhi)玛瑙、蒋抱云治(zhi)铜，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zhe)。近闻此好流入宫掖，其势尚未已(yi)也。”《觚不觚録》约成书于(yu)万历十二年（1584）。按此推算，即元明书画价格骤升始于(yu)嘉靖三(san)十三(san)年（1554），而本朝官窑瓷价上升大约始于(yu)隆庆三(san)年（1569）。据丘(qiu)集所撰〈书朱清父墓志后〉，其姻亲(qin)殷仲弘(hong)曾“以白金一(yi)镒，购其所刻檀香吕纯阳像”（《万历嘉定县志》卷二十）。徐学谟于(yu)〈朱隐(yin)君(jun)墓志铭〉曾言，朱缨在妻子逝(shi)世后至其本人离(li)世前(qian)的十七年，“所善雕镂(lou)多委弃不治(zhi)”。由是估算，殷仲弘(hong)购买朱缨所刻吕纯阳像一(yi)事，当发生在嘉靖三(san)十九(jiu)年至隆庆四年（1560－1570）之间。此时朱缨的作(zuo)品尚可购得，一(yi)尊像价值(zhi)一(yi)镒，即二十四两银，等于(yu)《嘉定县志》所记当时教师(shi)的两年薪(xin)酬（每(mei)年银一(yi)十二两）。如是推测，朱守(shou)城棺内出土的朱缨款竹刻香筒应该同样价值(zhi)不菲，只是尚未至于(yu)十七世纪初《嘉定县志》所言"为世珍重(zhong)，几不可得"的无价珍品。朱缨的竹刻香筒，在隆庆朝以后五十年间在世人观念中的变化，恐怕(pa)也是墓主所无法想像。

三(san)、小结

十六世纪中晚期至明代覆(fu)亡(wang)的七八十年间，江南城市的经济(ji)结构、工业技(ji)术、物质生活环境、社(she)会风俗，以至学问观念，皆经历诸多变化，而各个面向紧密联(lian)系，互相影响。本文论(lun)及的嘉定县，可谓当时江南城市的代表。朱守(shou)城在晚明初期，以富农身份，靠着田产得来的财富，购买喜爱的时尚物品，享受江南经济(ji)兴旺，手(shou)工业发达，海内外商(shang)品荟萃的环境所带来的丰盛物质生活，既可赏玩过往(wang)几近为文人所垄断的精致(zhi)书斋文房用器，也可穿着本来只有皇室贵族才配使用的五彩文绣衣裳，手(shou)执洒金摺(la)扇仿如才子名士，而未须经受文人群体的猛烈批评和明代危在旦夕的迫切恐惧。许多像朱守(shou)城这样的城市中层市民，享受到(dao)前(qian)所未有的物质和精神自由，对于(yu)他们来说，此时堪称(cheng)江南盛世。

朱守(shou)城以富农身份拥有墓中出土的众(zhong)多用器，文人或评为“俗品”、“滥用”，今日学者(zhe)或视之为"豪侈性消费"、"社(she)会仿效(xiao)之风"的结果。此类(lei)的消费模式，在晚明社(she)会应甚为普遍。朱守(shou)城家(jia)族墓之所以特别(bie)引人注目，是因为类(lei)似的豪侈品甚少集中放入明代百姓墓中陪葬。然而，这又是否出于(yu)朱守(shou)城的选(xuan)择？《亡(wang)友忠伯朱君(jun)墓志铭》记载其子显卿曾为县学诸生，虽然屡次赴京应试不第，但“文誉翔起，吴中佳士，争折行交附之”，学养备受吴中士人推崇，其人“所至，载古(gu)图书、彞(yi)器自随，佐以觞(shang)咏，流连(lian)欢洽，翩翩如也”，而且“自闲平居，服御颇都丽”。朱显卿所到(dao)之处，常备古(gu)图籍(ji)、古(gu)礼器，赋诗饮(yin)酒，文采风流，平日衣着亦颇华丽。种种形容(rong)，显示朱显卿已(yi)经跻身士人群体，不禁令人想到(dao)，其父陪葬的精致(zhi)文房用器、香筒和摺(la)扇，是否缘于(yu)显卿意欲将父亲(qin)塑造成一(yi)介文人？这个问题难有确切答案。晚明社(she)会消费市场相对开(kai)放，经济(ji)资源流向社(she)会各阶层，精致(zhi)生活常识普及，各阶层与其拥有的物质生活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也许，正是晚明江南城市的物质和学问生活的丰富和复杂，令这一(yi)切成为清初明遗(yi)民神牵梦系的美好追(zhui)忆。

（作(zuo)者(zhe)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副教授。本文收录于(yu)图录《浮世清音——晚明江南艺术与学问》，原标题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