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航拍图(tu)。 季敏皓摄（影(ying)像中国(guo)）
云冈石窟第6窟东壁上(shang)层，具有中原风格的造像。
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xin)塔柱下层的护(hu)法夜(ye)叉像。 云冈研究院供图(tu)
云冈石窟位于(yu)山西(xi)省(sheng)大同市西(xi)郊的武周山南麓(lu)，始凿于(yu)公元5世纪，是中国(guo)早期佛教艺术(shu)的杰出代表。这座艺术(shu)殿堂内的石窟造像不仅(jin)是佛教信仰的表达，更是多元学问交融的见证：它们融合了西(xi)方艺术(shu)形象与外来(lai)工匠智慧，以精(jing)湛的雕刻艺术(shu)和(he)深厚的学问内涵，奏响交流互鉴的文明(ming)交响。
融合中西(xi)雕塑语言(yan)的造像艺术(shu)
云冈石窟的众多造像之中，一些具有西(xi)方艺术(shu)风格的造像尤为引人(ren)注(zhu)目，第18窟主(zhu)尊(zun)左侧的一尊(zun)弟(di)子像便是生动例证。这尊(zun)人(ren)像眉骨凸出，眼窝深陷，鼻梁高(gao)挺，鼻尖下弯，下颌(ge)微突，具有典型(xing)欧罗巴人(ren)种特征。额侧、两鬓(bin)、双(shuang)颊的凹陷，以及颧骨的高(gao)凸，勾勒(le)出一张棱角分明(ming)、饱经风霜(shuang)的智者面庞；眉头卷曲、嘴角上(shang)扬、露齿而笑的陶醉神(shen)情，似在表现(xian)闻(wen)法喜悦(yue)的瞬间。
西(xi)方雕塑中对人(ren)物线条的高(gao)度写实，在这尊(zun)弟(di)子像上(shang)展现(xian)得淋漓尽致，渲染出一种庄(zhuang)重而欢悦(yue)的情感。设计者充分利用雕刻艺术(shu)本身具备(bei)的审美特性，吸取古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shu)精(jing)华，以中西(xi)融合的雕塑语言(yan)展示中国(guo)佛教艺术(shu)。
此外，在第6窟中心(xin)塔柱下层，我(wo)们能够(gou)看到更为明(ming)显的胡人(ren)形象。塔柱佛龛两旁的护(hu)法夜(ye)叉额发卷曲，立(li)眉竖(shu)目，眼球圆凸，鼻头宽厚，蓄络腮胡，耳长而大，饰耳珰(dang)。这些异域人(ren)物造像，以独特的面容特征，丰富了石窟的艺术(shu)表现(xian)，展现(xian)着(zhe)当时丝绸之路上(shang)的多民族交往风貌。
多元学问共创的时代风格
回望历史，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重要动力。淝水之战（公元383年）结束后，鲜卑拓跋部建立(li)了北魏政权(quan)，太武帝(di)拓跋焘四(si)方征战，于(yu)公元439年平定凉州、统(tong)一北方。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位于(yu)河西(xi)走廊(lang)东端，大量僧侣自古印度、西(xi)域往来(lai)，促进佛教学问在当地传(chuan)播，也(ye)令当地工匠掌握了融合异域艺术(shu)元素的造像技艺。太武帝(di)平定凉州之后，将此地大量居民迁入北魏都(dou)城平城（今大同）。
随着(zhe)人(ren)口的迁徙，平城成为胡商梵僧云集之地、北方佛教的新中心(xin)。一批批高(gao)僧大德和(he)能工巧匠不仅(jin)带(dai)来(lai)了精(jing)湛的雕刻技艺，更将古印度、凉州、关中等地佛教艺术(shu)风格和(he)造像理念带(dai)入平城，与本土工匠共同创作出不朽的艺术(shu)作品，呈现(xian)鲜明(ming)的时代风格。
以第20窟为代表的“昙曜五窟”造像是云冈石窟中年代较早的作品。这些造像广额丰颐、短(duan)颈宽肩、身体(ti)粗壮，与葱岭(ling)（今帕米尔高(gao)原）东西(xi)、甘肃及其以东早期佛像相似，五官特征酷似北魏前期墓葬陶俑，衣着(zhe)服饰则较多保留了古印度艺术(shu)成分，显示出“胡貌梵相”的造像特点。以第6窟东壁上(shang)层造像为代表的中原风格造像，其神(shen)态气质、衣冠服饰、雕刻手(shou)法面貌一新，体(ti)现(xian)出中华民族审美的影(ying)响：“褒衣博带(dai)”的服饰潇洒飘(piao)逸且富有生气，丰瘦适宜、眉疏(shu)目朗的面相给人(ren)以温静慈和(he)、亲切(qie)自然的感觉，这种艺术(shu)风格明(ming)显具有“改梵为夏”的造像特征。
用石头书写的人(ren)类文明(ming)交流史
公元5世纪中叶的平城已是中国(guo)北方政治、经济、学问的中心(xin)，见证着(zhe)东西(xi)学问交流进入我(wo)国(guo)历史上(shang)的第二次高(gao)潮，不同艺术(shu)在这里相遇、碰撞、共鸣。
在公元1至3世纪的贵(gui)霜(shuang)王朝时期，古印度西(xi)北地区和(he)恒河中上(shang)游地区诞生了两大艺术(shu)中心(xin)——犍陀罗和(he)秣菟罗，这两地佛教造像艺术(shu)风格截然不同。犍陀罗艺术(shu)因(yin)多种学问交融而生，继承了希腊—罗马雕塑风格，造像深目高(gao)鼻，眼睑细长，波浪式发纹，服饰衣褶厚重，展现(xian)出古印度希腊化的写实风格。秣菟罗艺术(shu)则以本土传(chuan)统(tong)为基础，兼(jian)采各家之长进行再创造，造像面短(duan)而圆，体(ti)格健壮、气质强悍，服饰轻薄(bao)贴体(ti)，呈现(xian)出古印度本土化的活力与古典风貌。
这两种各具特色的异域艺术(shu)与中国(guo)本土艺术(shu)在云冈石窟激荡融合、交相辉映。在东传(chuan)过程中，古印度佛教造像不断受到波斯、粟(su)特等西(xi)域诸(zhu)国(guo)艺术(shu)的影(ying)响。在北魏官员主(zhu)导(dao)下，参与云冈石窟雕凿的群(qun)体(ti)包括西(xi)域的僧人(ren)和(he)工匠、长安和(he)山东的官吏与庶(shu)民，还有北方归(gui)属的游牧民族和(he)迁徙北上(shang)的南朝士大夫，多元群(qun)体(ti)构成使云冈石窟有了“和(he)而不同”的多面呈现(xian)。
于(yu)是，我(wo)们看到，早期“昙曜五窟”洞窟平面呈椭(tuo)圆形、穹隆顶，形制采用拓跋鲜卑的毡帐形式，造像的外在样(yang)式又具有浑厚、纯朴的西(xi)域情调(diao)。中期石窟则精(jing)雕细琢、装饰华丽，显示出复杂多变(bian)、富丽堂皇(huang)的艺术(shu)风格。例如五华洞（第9至13窟）中具有希腊地中海风格的伊奥尼亚柱式柱头、科林斯柱式柱头、波斯兽形柱头等造型(xing)融入中国(guo)汉式仿木构建筑，相得益彰。晚期窟室规模(mo)虽小，但人(ren)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guo)北方石窟“秀骨清像”的源起，其造像艺术(shu)完(wan)成了由“胡貌梵相”到“改梵为夏”的转变(bian)。
云冈石窟，一部用石头书写的人(ren)类文明(ming)交流史。它是我(wo)们民族骄傲的学问遗产，也(ye)是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那些栩(xu)栩(xu)如生的异域面孔，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联结不同文明(ming)之间纽带(dai)的使者，诉说着(zhe)先辈们勇(yong)于(yu)探索(suo)未知领域、渴望交流互通的进取精(jing)神(shen)。
（编辑为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xin)北朝学问研究室副主(zhu)任(ren)、副研究馆员）
《 人(ren)民日报 》（ 2025年03月21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