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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算：纳粹迫害的(de)遗产(chan)与对正(zheng)义的(de)追寻》

二战后，德国社会(hui)逐步从这种集体疯狂与迷失(shi)中走出。人们甚至有这样的(de)固定刻(ke)板印象：说起二战后的(de)反思和(he)清算，就(jiu)自动将德国视(shi)为(wei)典范。从前西德总统勃兰(lan)特的(de)“华沙之跪”，到(dao)奥斯维辛集中营乃至各大集中营的(de)种种纪念活动，从华盛顿特区的(de)大屠杀纪念馆，到(dao)柏林人行道上刻(ke)有铭文(wen)的(de)铜片(pian)，似乎都(dou)在提醒人们，历(li)史上最黑暗的(de)那(na)一页已经翻篇。但玛丽·弗尔布鲁克在回顾(gu)二战后几十年间(jian)的(de)纳粹审判实录后认为(wei)，清算并(bing)不彻底，许多加害者逃脱了罪责，仅仅将目(mu)光聚(ju)焦于奥斯维辛乃至其他集中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遮(zhe)蔽了清算本应具(ju)有的(de)深度和(he)广度。

被害的(de)并(bing)不仅仅是犹太(tai)人

将纳粹罪行等(deng)同(tong)于对犹太(tai)人的(de)屠杀，是历(li)史认知的(de)偏差，因(yin)为(wei)纳粹迫害的(de)对象远不只是犹太(tai)人。正(zheng)如《大清算》所言：“当大家将目(mu)光聚(ju)焦于最庞(pang)大的(de)也最醒目(mu)的(de)犯罪场所（奥斯维辛）时，大家反而可能忽(hu)略了人们参(can)与迫害机构和(he)迫害实践(jian)的(de)情况是多么普遍。”

纳粹的(de)“优化社会(hui)”运动，迫害对象极广，所谓“没有生存价值的(de)人”，包括了残障人士、同(tong)性恋者。当然，更多的(de)是那(na)些“不服从的(de)人”，也就(jiu)是拒绝与纳粹合(he)流的(de)政治(zhi)犯，他们都(dou)不被认为(wei)是“雅利安同(tong)胞”。

对于这些“少数群体”的(de)伤害和(he)清洗，施害者并(bing)不仅仅是纳粹，还有社会(hui)的(de)各阶层，甚至包括那(na)些相关领域的(de)专业人士。比如剥夺残障人士生命的(de)，就(jiu)是原本救死扶伤的(de)医护(hu)人员。

即使幸存下来，也不意(yi)味着能在对纳粹的(de)清算中得到(dao)新生。《大清算》中写道，二战后的(de)几十年里，受害者仍然会(hui)在德国社会(hui)遭遇歧视(shi)，纳粹给(gei)他们打(da)上的(de)标(biao)签，如精神病患者、反社会(hui)人格、不优秀基因(yin)等(deng)，仍然被他们所背负。

“少数群体”的(de)命运，背后是一套复杂的(de)体制推手，纳粹进行了大量铺垫，直至浩劫到(dao)来。在二战开(kai)始前，德国纳粹政府已经对异(yi)见者进行高压打(da)击，不允(yun)许异(yi)见，将异(yi)见者关入(ru)监狱甚至处死，关闭各种独立机构，推行孤立政策。此(ci)外(wai)，德国社会(hui)还逐渐规范了一套狭隘(ai)的(de)伦理(li)规范，继而对同(tong)性恋、残疾人和(he)吉普赛人等(deng)少数群体进行“去人性化和(he)去人格化”，列入(ru)肉(rou)体消灭的(de)范畴。

被包装的(de)“优生学”理(li)念，也是纳粹的(de)重要“武器”，正(zheng)是依据这一学说，越来越多的(de)德国人相信那(na)些身(shen)体孱弱(ruo)乃至残障者对社会(hui)毫无(wu)用处，“没有生存价值”。纳粹继而推出了安乐死项(xiang)目(mu)，表(biao)面上是为(wei)重病患者提供临终服务，但实际上却用来屠杀那(na)些存在精神缺(que)陷(xian)和(he)肉(rou)体残障的(de)普通人，至于缺(que)陷(xian)和(he)残障的(de)判断标(biao)准，则由纳粹医生决定。比如对成年人是否有“生存价值”的(de)判断标(biao)准就(jiu)是生产(chan)力(li)，能从事劳动的(de)就(jiu)“有用”，没有能力(li)者则列入(ru)被屠杀范围。

除了肉(rou)眼可见的(de)残障之外(wai)，许多儿(er)童（如自闭症(zheng)和(he)相对内向，或是体质较弱(ruo)）也被剥夺生命。1939年的(de)第一例安乐死，就(jiu)是一个出生时没有四肢(zhi)的(de)失(shi)明婴儿(er)。纳粹成立了一个组织(zhi)，官方名称是“严重遗传性疾病和(he)先天(tian)性疾病科学注册帝国委员会(hui)”，将患有包括唐氏综合(he)征、先天(tian)性盲、四肢(zhi)不全或头面部(bu)畸形在内的(de)先天(tian)畸形新生儿(er)和(he)三岁以下孩童登记在册。第一步是屠杀婴幼儿(er)，后来又(you)延伸(shen)到(dao)年纪较大的(de)孩童和(he)青(qing)少年。

它并(bing)不仅仅是纳粹的(de)行为(wei)，许多民众也逐渐沦为(wei)帮凶，比如书中就(jiu)提到(dao)有父亲将自己的(de)女儿(er)送去安乐死以摆脱责任。一些家庭(ting)主动将残障孩子或家属交给(gei)官方处理(li)，事后就(jiu)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是当时德国社会(hui)并(bing)不罕见的(de)现象。

在集中营时代，被关押的(de)也不仅仅是犹太(tai)人，更有政治(zhi)犯、同(tong)性恋和(he)各种所谓的(de)“反社会(hui)人士”。

《大清算》中提到(dao)，集中营囚犯会(hui)佩戴不同(tong)颜色(se)的(de)三角标(biao)识，比如政治(zhi)犯佩戴红三角，妓女和(he)流浪汉之类的(de)“反社会(hui)分子”佩戴黑三角，男同(tong)性恋佩戴粉(fen)三角，待(dai)遇糟糕，死亡率极高。

在这个杀戮(lu)体系里，实行者绝不仅仅是纳粹党卫(wei)军，而是社会(hui)各阶层的(de)不同(tong)个体：下命令的(de)官员、提供理(li)论依据（如优生学）的(de)专家、判断个体是否有“生存价值”的(de)医护(hu)人员、官僚系统中的(de)行政人员，乃至搬运尸体、运输毒气(qi)的(de)工人……

这些实行者的(de)角色(se)也一直在变化，比如早期安乐死项(xiang)目(mu)的(de)底层工人，后来就(jiu)成为(wei)集中营屠杀的(de)重要实行者。对于他们来说，早期的(de)安乐死更像是“积累(lei)经验”。

也就(jiu)是说，集中营的(de)大屠杀只是纳粹德国罪行的(de)高峰，如果仅仅关注这一阶段，就(jiu)会(hui)忽(hu)视(shi)那(na)些“山坡”上的(de)悲剧。

“旁观者社会(hui)”里，人人都(dou)是帮凶

对少数群体的(de)屠杀，主要是基于所谓的(de)“族(zu)群健康”，是纳粹构建“民族(zu)共同(tong)体”的(de)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旁观者社会(hui)”逐步形成。

《大清算》中写道：“许多人遭到(dao)排挤，生活的(de)现状和(he)渴望被彻底打(da)乱，这些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避人耳目(mu)的(de)暴力(li)形式，其实施由大多数公民的(de)行为(wei)所维系。那(na)些后来声称自己‘对此(ci)一无(wu)所知’的(de)人，早已学会(hui)对非人性和(he)非正(zheng)义视(shi)而不见。无(wu)论是因(yin)为(wei)本身(shen)就(jiu)笃信，还是说其实并(bing)不情愿，无(wu)论是为(wei)了追求个人利益(yi)而同(tong)流合(he)污，还是说因(yin)为(wei)害怕(pa)而向不可避免的(de)形势低头，每个人在不同(tong)时期的(de)情况都(dou)各不相同(tong)；但是，正(zheng)是在这个过程中，德国社会(hui)发生了变化，人们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明明目(mu)睹他人成为(wei)迫害的(de)首当其冲者，却选择袖手旁观。”

旁观者的(de)出现，基于很多因(yin)素，有人是出于职业要求，有人是因(yin)为(wei)懦弱(ruo)和(he)恐惧，有人盲目(mu)从众，有人自有欲望和(he)暴力(li)倾向……更多人则兼而有之。“国家”和(he)“民族(zu)”成为(wei)最大的(de)幌子，使人们逐步适应强权和(he)暴力(li)，支撑纳粹建立的(de)暴力(li)体制。最终，“人们愈(yu)发对整个系统的(de)暴力(li)和(he)非人性置若罔闻，而正(zheng)是在他们日常(chang)生活中的(de)所做所为(wei)，使得这个系统得以运转，得以维系”。

也就(jiu)是说，当然，权力(li)才是造成这一切的(de)罪魁祸首。纳粹统治(zhi)的(de)暴力(li)模式并(bing)非孤立的(de)个体行为(wei)，而是有自己的(de)“顶层设计”，由希特勒(le)和(he)其亲信发起并(bing)授权，由民众接(jie)受并(bing)实行。德国民众默认了纳粹体制，甚至将之完善，继而将自己也变成体制的(de)一部(bu)分。仅仅在安乐死项(xiang)目(mu)中，人们就(jiu)存在着大量共谋，比如对受害者刻(ke)意(yi)加大或减少药量，使之死亡，就(jiu)需要医生、护(hu)士与亲属的(de)共谋。与此(ci)同(tong)时，那(na)些旁观者们认为(wei)这一切都(dou)与自己无(wu)关，他们对恶行选择漠视(shi)，并(bing)有意(yi)排挤少数人，用纳粹的(de)“民族(zu)共同(tong)体”概(gai)念为(wei)自己开(kai)脱并(bing)寻求身(shen)份认同(tong)，顺从于权力(li)。

在这种系统性暴力(li)中，人们有着明确分工，以至于几乎每个人都(dou)认为(wei)自己没有决策权，只是被裹挟实行某(mou)个环节(jie)。这并(bing)不奇怪，因(yin)为(wei)在一个强调“集体”的(de)社会(hui)体系里，人们会(hui)习惯(guan)性将自己当成集体一份子，忽(hu)视(shi)自己作(zuo)为(wei)个体的(de)存在，继而停止独立思考，机械实行各种命令和(he)规则，不管这一切有多么荒谬和(he)罪恶。

《大清算》中提到(dao)“自我疏远”这个词(ci)，“毫无(wu)疑问的(de)是，无(wu)论是涉及地理(li)位置、知情与否还是具(ju)体行动，自我疏远都(dou)是最为(wei)普遍的(de)策略。”旁观者认为(wei)“大家向来都(dou)对此(ci)一无(wu)所知”，觉(jue)得自己无(wu)需承担责任。这种将罪责转移到(dao)别人身(shen)上的(de)策略，即“自我疏远”。施害者也会(hui)采(cai)用这一方法，将战后的(de)“自我”与大屠杀时期的(de)“自我”进行剥离。

也正(zheng)是因(yin)为(wei)施害者的(de)沉默和(he)受害者的(de)沉默，反思受到(dao)了限(xian)制。西蒙·维森塔尔在《刽子手就(jiu)在大家中间(jian)》一书的(de)结尾写道，纳粹党卫(wei)军经常(chang)训诫(jie)囚犯：“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大家都(dou)赢得了对你(ni)们的(de)战争。你(ni)们没人能活下来作(zuo)证，就(jiu)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hui)相信他的(de)话……大家会(hui)毁掉所有证据，连同(tong)你(ni)们一起……集中营的(de)历(li)史将由大家来书写。”

二战结束后的(de)最初十年里，集中营一度被遗忘。虽然德国民众曾被组织(zhi)进入(ru)德国境内的(de)集中营“现场学习”，但“国家重建”很快成为(wei)忘却集中营的(de)借口。幸存者同(tong)样不愿意(yi)多谈集中营经历(li)，毕竟记忆过于惨痛。许多集中营也被挪(nuo)为(wei)他用，或存放军事物(wu)资，或用于商业，或成为(wei)政府机构所在地。

60年代后，集中营的(de)记忆开(kai)始受到(dao)重视(shi)，“奥斯维辛”成为(wei)二战记忆的(de)最重要隐喻。两德统一以来，意(yi)识形态(tai)化的(de)记忆模式也被扭转，集中营不再仅仅是抵抗战士或犹太(tai)人的(de)受难地，其他受害者群体也陆续得到(dao)纪念。

但对于幸存者来说，他们经历(li)的(de)“灰色(se)空间(jian)”太(tai)过沉重，让太(tai)多人一辈子都(dou)无(wu)法走出来。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de)志愿者：一份来自波兰(lan)卧底的(de)报告》中，皮(pi)莱茨基记录了他和(he)战友(you)们的(de)秘密抵抗活动，还记录了“考波什”：“他们手里拿(na)着棍棒，一边狂笑一边攻击大家的(de)同(tong)志，他们朝着头部(bu)猛打(da)，将他们打(da)倒在地之后，又(you)朝肾脏与其他脆弱(ruo)的(de)部(bu)分猛踢，连人带靴跳到(dao)他们的(de)胸部(bu)和(he)肚子上，一边咯咯笑一边把人打(da)死。”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de)志愿者：一份来自波兰(lan)卧底的(de)报告》

所谓考波什，即Kapos，是集中营中因(yin)表(biao)现良好而担任监督员的(de)犯人，他们的(de)工作(zuo)就(jiu)是监督和(he)折(she)磨其他犯人。有些考波什甚至会(hui)在一天(tian)内杀死多名囚犯，但这并(bing)不足以确保他们自身(shen)的(de)安全。阿甘本在《奥斯维辛的(de)剩余》一书中认为(wei)他们的(de)残忍实际上体现了最为(wei)严酷的(de)人性与道德困(kun)境。类似的(de)道德困(kun)境在集中营里随处可见，比如囚犯会(hui)自发抓住并(bing)暴打(da)逃跑者，因(yin)为(wei)如果有人逃跑，大家都(dou)会(hui)遭到(dao)惩罚。被关进地牢的(de)人，会(hui)为(wei)了抢占门缝边的(de)位置呼吸一点新鲜空气(qi)而互(hu)相拼命。当有人死去时，活着的(de)人会(hui)偷偷割下尸体的(de)肉(rou)来吃。

莱维也曾揭示集中营的(de)另一面，他写道：“与那(na)些理(li)想化的(de)传记和(he)模式化的(de)辞(ci)藻恰恰相反，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jiu)会(hui)表(biao)现出越广泛的(de)合(he)作(zuo)意(yi)愿”。在孤立无(wu)助、生命受到(dao)威(wei)胁的(de)情况下，许多囚犯成为(wei)了帮凶。他们会(hui)与看守妥协，争取各种工作(zuo)。比如有一个“拔牙特别小(xiao)队”，多半由牙医组成，他们会(hui)将死者的(de)金牙一一拔掉，以供纳粹熔化提炼成金。掌管食品(pin)配给(gei)的(de)囚犯也会(hui)利用特权，当有囚犯冒犯负责分汤的(de)人时，一群犯人竟然会(hui)一拥(yong)而上将他的(de)脑袋按在汤桶里活活溺死，以向掌勺(shao)者示好。

即使《大清算》里提及的(de)那(na)些坚强和(he)抗争，往往也意(yi)味着“踩着别人的(de)尸体活下来”。那(na)些“拒绝放弃(qi)自己”的(de)幸存战略，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强壮，这可以让自己避免被集中营守卫(wei)盯上，因(yin)为(wei)后者会(hui)随时将身(shen)体虚(xu)弱(ruo)者拉进毒气(qi)室。在死人身(shen)上寻找(zhao)残余的(de)贵重物(wu)品(pin)，用来与集中营守卫(wei)交换食物(wu)，也是一种生存之道，本质是与权力(li)的(de)合(he)作(zuo)。

1945年，波兰(lan)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拯救的(de)幸存者

有些幸存者会(hui)迅速适应集中营，这当然是一个堕落过程。书中提到(dao)一位几周后就(jiu)已经认命并(bing)适应集中营生活的(de)女性：“她对外(wai)部(bu)世界和(he)其他囚犯的(de)兴(xing)趣渐渐衰退。对可怕(pa)事件的(de)反应渐渐变得木讷，恢复的(de)速度也越来越快。这是一个逐渐麻木的(de)过程。很快，死刑、行刑、鞭打(da)，甚至残忍虐待(dai)的(de)消息(xi)都(dou)只能引(yin)起微弱(ruo)的(de)恐惧反应，而且(qie)即便是微弱(ruo)的(de)恐惧，也在几分钟后就(jiu)迅速消失(shi)了。然后谈话声和(he)笑声再度响起，集中营的(de)生活继续下去，仿佛什么事情都(dou)没有发生过。”

因(yin)为(wei)囚犯总会(hui)遭遇各种羞(xiu)辱(ru)和(he)痛苦(ku)，但无(wu)法以暴力(li)回击纳粹守卫(wei)，所以往往会(hui)将怒火发泄到(dao)狱友(you)身(shen)上。当部(bu)分囚犯成为(wei)守卫(wei)下属的(de)“管理(li)者”后（这并(bing)不能确保他们不会(hui)被赶进毒气(qi)室），不但会(hui)为(wei)自己谋取所谓的(de)“福利”，还会(hui)模仿守卫(wei)的(de)行为(wei)，对狱友(you)进行各种压迫。

有人会(hui)认为(wei)这是为(wei)了生存，要想活下去，就(jiu)必须放弃(qi)尊严甚至良知，但它毕竟说明了一个事实：最好的(de)人早已死去。《大清算》对幸存者报以深切的(de)同(tong)情，这当然是应有之心，但也不能漠视(shi)幸存者的(de)暗面。

二战后清算的(de)“选择性正(zheng)义”

因(yin)为(wei)二战期间(jian)太(tai)多的(de)模糊、妥协与合(he)流，无(wu)论是施害者还是幸存者，在战后都(dou)陷(xian)入(ru)沉默。这种沉默甚至被赋予(yu)意(yi)识形态(tai)的(de)意(yi)义，被视(shi)为(wei)“顾(gu)全大局(ju)”。

玛丽·弗尔布鲁克就(jiu)写道：“1961年4月(yue)，一位新教教徒恩斯特·维尔姆对当时的(de)讨(tao)论做过非常(chang)恰当的(de)总结。他观察发现，许多人认为(wei)如果德国人承认他们的(de)罪责，那(na)么以色(se)列要求的(de)赔偿金就(jiu)会(hui)更高。其他人则重复着流传甚广的(de)自辩之辞(ci)：这不可能是真的(de)，这都(dou)是敌人的(de)宣传，没有人能够烧掉那(na)么多尸体，这根本就(jiu)是不可能的(de)事情；纽伦堡不过是胜利者的(de)正(zheng)义。或者他们会(hui)提出更为(wei)功利主义的(de)说辞(ci)：如果大家无(wu)法否认它，大家至少不应该谈论它；为(wei)了全体人民，大家不应该老(lao)是提及一小(xiao)批(pi)罪犯的(de)错(cuo)误行为(wei)；最重要的(de)是，为(wei)了保护(hu)民族(zu)的(de)荣誉，大家不应该把它告诉(su)孩子们。最后，维尔姆写道，德国人民质疑，他们怎么可能知道犹太(tai)人遭到(dao)谋杀的(de)事情，他们还声称，就(jiu)算猜(cai)也猜(cai)不到(dao)；除此(ci)以外(wai)，他们还说，他们如何能够相信自己国家政府的(de)人、自己民族(zu)中受到(dao)他们信任的(de)人会(hui)做出这样的(de)事情？”

与此(ci)同(tong)时，政治(zhi)上的(de)角力(li)和(he)妥协，也让清算标(biao)准变得不公正(zheng)、国家赔偿被操控。最终，“绝大多数施暴者未被追究责任”。

在《大清算》中，玛丽·弗尔布鲁克展现了战后第三帝国衍生的(de)三个国家（东德、西德和(he)奥地利）对纳粹的(de)反思以及审判。西德“区分了应当受到(dao)惩罚的(de)所谓少数‘真正(zheng)的(de)罪犯’，以及不应该为(wei)纳粹统治(zhi)下所谓轻微的(de)错(cuo)误行为(wei)而受到(dao)惩罚的(de)大多数人”，使得大多数人脱离了不利处境。西德司法体系还通过大赦法案，使得许多参(can)与纳粹行动的(de)政府和(he)军队人员免于法律制裁。这些曾经服务于纳粹的(de)公务员和(he)军人甚至有着一致的(de)辩词(ci)：“党卫(wei)军才是真正(zheng)的(de)罪人，而他们自己只是参(can)与到(dao)行政管理(li)的(de)事务当中”，结果“如果只是单纯地遵从纳粹制度，协助谋杀机器运转，则不构成犯罪行为(wei)。”

造成这一点的(de)原因(yin)，是因(yin)为(wei)战后西德政府的(de)工作(zuo)人员多半是大赦后恢复公职的(de)前纳粹政府工作(zuo)人员，甚至不乏市长(chang)和(he)法官。司法系统就(jiu)在上世纪50年代实现“再纳粹化”，多达3/4的(de)法官和(he)律师都(dou)有在第三帝国工作(zuo)的(de)经历(li)。他们参(can)与了司法政策的(de)制定，可以说是“既当运动员，又(you)当裁判员”，不但自己免于处罚，还维护(hu)了许多前纳粹人员。东德看似雷厉风行，实际上仅仅是基于意(yi)识形态(tai)的(de)运动式清算，往往越过法律程序、无(wu)视(shi)证据，随意(yi)判刑，反而制造了不少冤案。而且(qie)对二战的(de)清算仅仅在战后前十年进行，之后几乎完全停顿。至于奥地利，则始终以“希特勒(le)最早的(de)受害者”自居。

这种现象直至冷战末期才有所改变，但也不免反复。以奥地利为(wei)例，《大清算》中写道：“奥地利作(zuo)为(wei)受害国的(de)神话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受到(dao)了挑战，不过这一挑战也产(chan)生了某(mou)些事与愿违的(de)结果。在1985年至1986年的(de)总统竞选中，曾经在1971年至1981年担任过联合(he)国秘书长(chang)，此(ci)时成为(wei)总统候选人的(de)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被人挖出了战争时期的(de)经历(li)和(he)纳粹党人的(de)历(li)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引(yin)发了关于奥地利人掩盖历(li)史、与纳粹共谋的(de)议题，不仅将瓦尔德海姆自己的(de)过去置于舆论的(de)聚(ju)光灯下，还暴露出许多其他人的(de)劣迹。然而，奥地利国内对这一事件的(de)反应则截然不同(tong)。相当多的(de)大众媒体以及部(bu)分显要政客（包括瓦尔德海姆本人）都(dou)将这一反对他的(de)事件诽谤成世界犹太(tai)人大会(hui)的(de)阴谋。原来，重提历(li)史、扰乱和(he)平、污蔑奥地利士兵（毕竟按照奥地利的(de)‘神话’，他们同(tong)样是希特勒(le)的(de)战争的(de)受害者）受人敬(jing)重的(de)战争履历(li)的(de)‘恶行’要怪罪到(dao)国际犹太(tai)‘游说团(tuan)体’的(de)头上。所以一方面，瓦尔德海姆事件在战后第一次(ci)激起了关于纳粹过去的(de)公众辩论，另一方面，它又(you)几乎马上被反犹主义所裹挟。”

正(zheng)如玛丽·弗尔布鲁克所言，法律和(he)赔偿层面的(de)清算绝非全部(bu)，要让一代代人将这个教训挂在心上，唯一办法就(jiu)是在记忆层面进行清算。记忆不同(tong)于法庭(ting)审判，后者会(hui)随着结案而结束，但前者却是对真相的(de)持续探寻，对良知的(de)坚持。只是，人类永远无(wu)法避免自己的(de)片(pian)面和(he)选择性遗忘，大清算也注定不会(hui)彻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