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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伟先容了浙江工商大学(xue)的(de)百年商科传(chuan)统及当前(qian)人文学(xue)院的(de)学(xue)科布局情况(kuang)。他重点强调浙江工商大学(xue)历史学(xue)科的(de)日新月异(yi)——2006年获批专门史硕士点，2024年又获批博物馆专业硕士点，经过二十来年的(de)发展，在学(xue)界前(qian)辈和社会各界人士的(de)共同关心之下，浙江工商大学(xue)的(de)历史学(xue)学(xue)科已(yi)初步形成以中国经济史、地方(fang)志、文物与博物馆等研究为主要优势特色。他表示，浙江工商大学(xue)人文学(xue)院将继续加(jia)大对商辂学问研究的(de)支撑力度，进一步深化与淳安县政协的(de)合作，整合各方(fang)学(xue)术资源，推动(dong)商辂学问研究向更高水平迈进。

与会学(xue)者(zhe)合影

会议主旨发言阶段，由中国社会科学(xue)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杜继东研究员主持。

复旦大学(xue)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王振忠教授以新近(jin)出(chu)版的(de)《新安文书与谱牒》为依据，为17至20世纪新安江中游的(de)商业与社会提供了新的(de)视(shi)角。该书系统收(shou)录了17-20世纪新安江中游的(de)283份归户文书、簿册及谱牒，涵盖徽州典商信底、浙西乡村经济账册等多(duo)元史料，时间(jian)跨度从清康熙(xi)五年至1950年，实现了传(chuan)统至现在的(de)传(chuan)承。其内容揭示了徽商在浙西的(de)贸易网络、皖浙毗邻地区家族迁移（如(ru)歙县曹氏(shi)迁遂(sui)安、休宁程氏(shi)定(ding)居中洲），以及新安江流(liu)域与徽州丧(sang)葬(zang)习俗(su)、佃仆制度的(de)高度学问同源性(xing)。书中文献既展现宗族管理、山林经济等传(chuan)统社会运作，也记录近(jin)代茶叶运输船票等商业活动(dong)，凸显社会嬗(chan)变。从中得见的(de)历史资料弥补了新安江地区的(de)商业社会缺少一手史料的(de)遗憾，为区域经济史、社会学问史及徽学(xue)提供了珍贵实证，深化了对明清至近(jin)代中国地方(fang)社会结构与区域互动(dong)的(de)理解。

暨南(nan)大学(xue)历史学(xue)系刘正刚教授与其博士生张柯栋合作的(de)论文着重汇报商辂的(de)军事思想。商辂在土木堡之变后力主抗敌，与于谦共同反对南(nan)迁，促成景泰帝即位(wei)并制定(ding)固(gu)守京师的(de)战略，成功抵御瓦剌进攻。其军事思想聚焦三大核心：一是屯田固(gu)边，主张清查权贵侵占军田、分派军民耕种，以屯种保障军需(xu)，缓解边军“寡(gua)弱饥寒”之弊；二是选将强兵，倡行武举选拔将材，并荐举马文升等名(ming)将整饬边防；三是守边优先(xian)，提出(chu)“守边为上，守关次之，守京为下”，反对虚耗国力于京师防御。商辂亲历土木之变与京师保卫战，深刻反思军事积弊，其主张从屯田、选材到边防布局形成系统性(xing)方(fang)案，对成化至弘治年间(jian)明代军事改革（如(ru)边备整顿、军屯复兴）产生深远影响，被视(shi)为挽(wan)救明中期军事颓势的(de)关键人物。

第(di)一场会议研讨阶段，由《历史地理研究》编辑部程心珂编辑主持会议。

南(nan)京大学(xue)历史学(xue)院何彬彬博士以商辂在科举方(fang)面对淳安当地的(de)影响为汇报中心。明代淳安科举虽以《春秋》经为主流(liu)，但《尚书》经因商辂的(de)推动(dong)成为重要补充。商辂师承王端，其“三元及第(di)”的(de)成就及罢职后创办仙居书屋的(de)举措，使(shi)《尚书》经在淳安形成师传(chuan)与家传(chuan)并行的(de)研习传(chuan)统，其子孙均以《尚书》中举。然而，成化二十二年商辂去世后，淳安《尚书》经举业迅速(su)衰落，至弘治后完全消失，直至清代才复兴。清代淳安进士半数习《尚书》，且多(duo)为其后人。这(zhe)一现象揭示了科举“地域专经”的(de)兴衰与商辂等地方(fang)精英的(de)紧密关联(lian)，以及科举策(ce)略在时代变迁中的(de)动(dong)态调整。明代《尚书》作为科举经义的(de)地位(wei)经受限于名(ming)额缩减和地域竞争而逐步没落，至清代因制度变革得以复苏，成为地方(fang)科举的(de)新主流(liu)。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赵旭腾馆员以商辂所著《边务(wu)疏》《政务(wu)疏》等文来探究商辂所提倡的(de)明代边防体(ti)系重构。商辂作为明代中期的(de)核心决策(ce)者(zhe)，在土木堡之变后提出(chu)三点系统性(xing)边防改革方(fang)案：一是战略重心转移，主张“守边为上，守关次之”，将防御重点从京师前(qian)推至宣府、大同边镇，构建纵深防御体(ti)系；二是屯田制度改革，清理勋贵侵占的(de)军屯土地，恢复“军士分班戍耕”制度以保障边军生计；三是将领选拔机制，注重学问素养与实战能(neng)力结合，为武举制度提供补充。其政策(ce)在成化年间(jian)初见成效，蒙古南(nan)侵频率降低，并奠定(ding)张居正改革基(ji)础(chu)，但受限于后期财政腐败与土地兼并未能(neng)根治边患。商辂的(de)边防思想体(ti)现了明代中期“守备为本”的(de)军事转型逻辑，对九边防御体(ti)系重构具有积极作用(yong)。

安徽师范大学(xue)的(de)张鑫副(fu)教授以商辂个人为着力点，探究明中期中枢政局的(de)阁体(ti)渐(jian)隆现象。商辂作为明代士人的(de)典范之一，其两(liang)度入(ru)阁的(de)经历成为观察(cha)景泰朝内阁权力扩张的(de)关键个案。景泰时期内阁实现了制度上的(de)突破，地位(wei)显著提升。陈循确立内阁首(shou)辅的(de)雏形，而商辂等辅臣获兼部衔(xian)（如(ru)兵部侍郎(lang)）、双(shuang)俸待遇(yu)，并介入(ru)吏兵部人事任免，形成“一部两(liang)尚书”的(de)特殊(shu)机制。诰敕(chi)房、制敕(chi)房中书舍人等内阁附属机构的(de)制度化，使(shi)内阁获得类丞相属官体(ti)系。内阁通(tong)过改签部院奏(zou)章、预议重务(wu)（如(ru)边储、用(yong)兵）突破祖训(xun)限制，萌发“专制诸司”倾向，从而在事实上使(shi)内阁的(de)权力逐渐(jian)扩张。这(zhe)些变革为嘉(jia)万时期“公事私函”等内阁专权模式奠定(ding)基(ji)础(chu)，体(ti)现了明代中枢权力从“禁丞相”之祖制向事实宰(zai)相制的(de)嬗(chan)变逻辑。

兰州大学(xue)文学(xue)院研究生叶锦浩的(de)汇报内容十分细致(zhi)，从商辂《边务(wu)疏》入(ru)手来探讨其边疆(jiang)思想。商辂的(de)边疆(jiang)治理思想形成于土木堡之变后明蒙对峙(zhi)的(de)现实需(xu)求(qiu)，其核心主张首(shou)先(xian)在于经济保障，通(tong)过清查权贵侵占的(de)军屯土地，实施“边军分班戍耕”制度，解决士兵“衣食艰难”问题。其二在于防御体(ti)系，构建“守边为上，守关次之”的(de)纵深防御，重点强化大同、宣府等边城，取(qu)代过度依赖京师的(de)被动(dong)策(ce)略。其末为兵员优化，推行士兵“就近(jin)服(fu)役”，以真定(ding)、保定(ding)军士常驻紫荆关等要隘，替代轮班制以提升战力。这(zhe)一思想虽受限于明代军官贪腐、俸禄制度等结构性(xing)问题未能(neng)根治边患，但为成化至弘治年间(jian)的(de)边防整顿提供了框架，反映了明代士大夫对“北虏”问题的(de)持续关切。研究揭示，商辂的(de)方(fang)案来自(zi)景泰巡边见闻与明蒙百年冲突的(de)历史，兼具现实针对性(xing)与历史延续性(xing)，其屯田主张更为张居正改革的(de)一条鞭法所部分吸纳。

第(di)二场会议研讨阶段，由浙江工商大学(xue)人文与传(chuan)播(bo)学(xue)院特聘教授俞祖华主持。

相较于《尚书》，安徽师范大学(xue)的(de)丁修真教授更看重明代淳安科举专经《春秋》的(de)兴衰流(liu)变。明代淳安科举呈现鲜明的(de)“地域专经”特征，元代吴暾、宋梦鼎等已(yi)奠定(ding)淳安《春秋》学(xue)术基(ji)础(chu)，至明初形成“吴朝阳—鲁道源—张复”的(de)传(chuan)承谱系。正统年间(jian)祁门谢仕(shi)俊、松江王端等外来教谕又推动(dong)《春秋》教育革新，促成周瑄、项文曜等本土进士涌现。商辂时代（正统至景泰）淳安《春秋》举人占比超60%，达到其鼎盛时期，与江西安福齐名(ming)。然而商辂去世后，淳安《春秋》举人人数迅速(su)衰落，反映科举专经对地方(fang)精英的(de)依赖。这(zhe)一变迁揭示了明代科举在地化：进程中，外来师资、学(xue)术传(chuan)承与政治机遇(yu)的(de)复杂互动(dong)，以及地方(fang)常识体(ti)系在宏观制度下的(de)脆弱性(xing)。

浙江工商大学(xue)中国经济史中心主任邵钢锋博士作为历史地理会议的(de)筹备人，主要以商辂史料整理与研究综述为汇报中心。他的(de)汇报系统梳理了本次商辂资料汇编所选用(yong)的(de)海内外馆藏(cang)商辂文献，包(bao)括日本内阁文库藏(cang)《商文毅公全集》、北师大藏(cang)明刻孤本等珍稀版本，整理出(chu)826则诗文、13篇碑刻及107万字(zi)史料汇编。商辂作为“三元及第(di)”的(de)内阁首(shou)辅，在土木堡之变后力主抗敌，其《边务(wu)疏》提出(chu)的(de)“军屯民佃”“守边为上”等策(ce)略重塑了明代边防体(ti)系。此外，商辂编纂《寰宇通(tong)志》、创办仙居书院，推动(dong)科举与地方(fang)文教，以清廉简朴、孝悌治家著称，晚年仍托梦践诺建庙，其言行均为后世典范。现有研究多(duo)聚焦其改革思想与政治实践，但对其文学(xue)成就、地域网络等维度尚待深入(ru)。本次史料整理力求(qiu)通(tong)过商辂个例而能(neng)为明代政治史、科举史研究提供一片新的(de)土壤。

上海交通(tong)大学(xue)历史系研究生王智尧注意到商辂理政思想中实用(yong)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融合的(de)特点。商辂的(de)理政思想体(ti)现了实用(yong)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的(de)辩证统一，以“用(yong)贤(xian)为要，修身为本”为道德核心，强调帝王修身是治国之本（《殿试(shi)状元策(ce)对》），并在《陵庙疏》中借“孝德”之名(ming)调和皇太后祔(fu)庙争议，将儒家伦理转化为政治合法性(xing)工具。同时又兼有政治务(wu)实的(de)考量，针对西厂滥权，上疏抨击其“夤夜越墙(qiang)搜检”等越轨行为（《请(qing)革西厂疏》），主张依法追赃；同时基(ji)于实地调研提出(chu)《边务(wu)疏》，推动(dong)边防军士“就近(jin)服(fu)役”、清查军屯，构建弹性(xing)防御体(ti)系。王智尧在罗威廉对陈宏谋(mou)的(de)“技术专家-道德倡导(dao)者(zhe)”双(shuang)重性(xing)框架下，揭示商辂既恪守儒家理想（如(ru)“致(zhi)君尧舜”），又在边防、司法等领域采取(qu)灵活务(wu)实的(de)策(ce)略，反映了明代中期士大夫在政治实践中调和道德原则与现实需(xu)求(qiu)的(de)独特智慧。

中国人民大学(xue)清史研究所华林甫教授阐述了编绘(hui)《浙江省历史地图集》的(de)必要性(xing)与未来方(fang)向。中国历史地图编绘(hui)历经裴秀(xiu)“制图六体(ti)”、杨守敬《历代舆地图》至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图），实现了里程碑式的(de)发展。当前(qian)历史地图研究已(yi)进入(ru)专题化、区域化、断代化新阶段，但浙江省却(que)尚未推出(chu)本省历史地图集，与北京、广(guang)东等省域成果形成鲜明对比。华林甫教授倡议整合复旦、人大、浙商大等学(xue)术资源，借鉴《清史地图集》经验，以今(jin)省域为框架，同时涵盖政区、自(zi)然、经济、学问等诸多(duo)图组，重点复原宋元明清等关键时期的(de)州县建置、海岸变迁、运河网络及商贸聚落。此举不仅可填(tian)补学(xue)术空白，更能(neng)为长三角一体(ti)化、大运河学问带等国家战略提供历史地理支撑，助力“学问浙江”建设。

复旦大学(xue)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朱海滨教授论述了明清浙东土地庙与聚落之间(jian)的(de)关系。基(ji)于方(fang)志、碑刻等史料，揭示了浙东八府土地庙与聚落的(de)独特互动(dong)模式。多(duo)个自(zi)然村（如(ru)金华风门洞神庙辖琴山、里浦等村）常共祀(si)一座土地庙，形成以“境”为单位(wei)的(de)祭祀(si)圈，承担信仰与社会协调功能(neng)；而因人口增长或纠(jiu)纷，土地庙又通(tong)过“分社”而不断裂变，反映了地缘(yuan)组织的(de)适应性(xing)调整。浙东土地庙密度远超江南(nan)（如(ru)奉化忠义乡1.5村/庙，温州金乡镇63户/庙），且市集聚落（如(ru)蓴湖街）常为区域宗教中心，印证“庙市共生”现象。这(zhe)一研究更进一步完善了滨岛敦俊的(de)“江南(nan)模式”，凸显浙东民间(jian)信仰的(de)强渗透性(xing)及其对基(ji)层社会的(de)整合作用(yong)。

大会闭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xue)清史研究所华林甫教授主持。

浙江工商大学(xue)历史学(xue)系杨齐福教授进行总结发言。杨齐福教授系统梳理了会议的(de)主要成果，指出(chu)本次会议在多(duo)个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在商辂相关研究方(fang)面，学(xue)者(zhe)们从军事思想、边防体(ti)系、中枢政局、科举学问、理政思想等多(duo)个角度深入(ru)剖析(xi)，挖掘出(chu)诸多(duo)新观点与新结论。如(ru)对商辂军事思想的(de)探讨，让人们认识到其在明代军事防御中的(de)重要贡献；对商辂与科举关系的(de)研究，揭示了他对地方(fang)科举学问的(de)影响。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从新安江流(liu)域的(de)商业社会研究，到浙江省历史地图集编制必要性(xing)的(de)探讨，再到浙东地区土地庙与聚落关系的(de)分析(xi)，为相关领域的(de)研究提供了丰富(fu)的(de)实证资料与理论思考。

杨齐福强调，本次会议对浙江历史地理和商辂史料研究起到了重要的(de)推动(dong)作用(yong)。一方(fang)面，会议成果丰富(fu)了相关领域的(de)学(xue)术研究，纠(jiu)正了以往研究中的(de)一些偏差(cha)，拓展了研究的(de)广(guang)度和深度。另一方(fang)面，为后续的(de)相关研究指明了方(fang)向，比如(ru)在商辂学问的(de)深入(ru)挖掘、历史地图集的(de)编制、区域历史地理的(de)研究等方(fang)面，都(dou)为学(xue)者(zhe)们提供了可继续探索的(de)路径。

会议通(tong)过学(xue)术主旨报告、分论坛圆(yuan)桌对话等形式，实现了历史地理与社会经济史的(de)有机融合，为当前(qian)商辂史料的(de)挖掘和浙江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既有扎实的(de)文献考据，也有创新的(de)理论视(shi)角；既有宏观的(de)历史脉(mai)络梳理，也有微观的(de)个案分析(xi)。这(zhe)些研究成果不仅深化了国内学(xue)界对历史人物商辂的(de)认识，也为历史地理研究和地方(fang)学问遗产保护提供了宝贵的(de)学(xue)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