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一运动·(B-sports)官方网站

还有，一战的爆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ye)是“直接政(zheng)治(zhi)沟通失败”的结果(guo)。1914年夏，直接对(dui)话(hua)实际上被(bei)相互猜忌(ji)和偏执假设所取代。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各国(guo)之间的政(zheng)治(zhi)沟通似乎强(qiang)于当年，然而，傲慢与偏见，加上政(zheng)治(zhi)正(zheng)确(que)，当然还有各自的利益，使得冲突(tu)各方的沟通很难进行。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的三年中，西方几乎中断了与莫斯科所有官方渠道的交流。

“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不(bu)管这句(ju)话(hua)是出自古希腊“悲剧(ju)之父”埃斯库罗斯（?schylus），还是一战时期美国(guo)共和党(dang)参议(yi)员约翰逊（Hiram Johnson），其意义在于对(dui)“战时难有真相可(ke)言(yan)”的陈述或(huo)控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句(ju)格言(yan)不(bu)仅适用于当时，同样也(ye)能在当下找到许多对(dui)应的例(li)子。

普林西普行刺奥匈皇储

一战的“导火索”是奥匈皇储斐迪南(nan)在萨(sa)拉热窝遇刺，但该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其实是被(bei)史(shi)界称为“不(bu)可(ke)救(jiu)赎的民族主(zhu)义”：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当年行刺，是为了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国(guo)”，也(ye)是为波斯尼亚境内的塞族争取权益；俄乌战争的爆发——不(bu)管是借口还是事实——，多少也(ye)与少数族群在一个国(guo)家所受的待遇有关(guan)。

凡此种种，似乎都在验证(zheng)着马克·吐温当年说过(guo)的那句(ju)话(hua)：“历史(shi)不(bu)会重复，但会经常押韵”（“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often rhymes.”）

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来探索历史(shi)与现实存在哪些平行线和交汇(hui)点，以及(ji)大家应该从中得出哪些经验教训。

主(zhu)观感受与战略误判

爆发战争的诱因很多，也(ye)很复杂。但一个国(guo)家的政(zheng)治(zhi)精英对(dui)外界以及(ji)主(zhu)要对(dui)手的感受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到本国(guo)的战略取向和具(ju)体措施(shi)。

战前的奥匈帝国(guo)风雨飘摇，危(wei)机(ji)四伏。在这个多民族国(guo)家中，各个族群都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仇恨(hen)”充满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内有各族群之间以及(ji)对(dui)共同敌人犹太人的仇恨(hen)；对(dui)外则是对(dui)法俄加盟的“协约国(guo)”以及(ji)塞尔维亚王国(guo)背叛式靠近莫斯科的仇恨(hen)。用皇帝弗朗(lang)茨·约瑟夫（Franz Josef I）自己的话(hua)说，“在我的帝国(guo)中，危(wei)机(ji)永远不(bu)会消失。”

1879年德奥建立同盟关(guan)系后，维也(ye)纳和柏林一直是亲密的“兄弟加战友”。只不(bu)过(guo)，虽然双方强(qiang)调所谓的“尼伯(bo)龙(long)根忠诚”（Nibelungentreue），即一种根植于日耳曼传统学问的无条件的感性式效忠，但两者的主(zhu)次关(guan)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代表霍亨(heng)佐伦(lun)一脉的德意志帝国(guo)在1871年政(zheng)治(zhi)统一后已成为中欧的主(zhu)导力量，而哈布斯堡一脉的奥匈帝国(guo)虽然曾在德语区域独占鳌头，但此时由于内外交困而不(bu)得不(bu)严重依赖(lai)柏林，并最终(zhong)导致失去军(jun)事和外交上的行动自主(zhu)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奥匈帝国(guo)的政(zheng)治(zhi)精英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被(bei)包围、被(bei)羞辱”的主(zhu)观感受。苏联末期和冷(leng)战结束后，莫斯科应该也(ye)能切身体会到当年维也(ye)纳的境遇。

关(guan)于苏联解体，普京有过(guo)两次著名的概括：2004年，他称其为“一场巨(ju)大的全国(guo)性悲剧(ju)”；2005年，他在向全国(guo)发表演讲中，认为那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zheng)治(zhi)灾难”。前者的重点是反思苏联内政(zheng)的缺(que)失，后者则是指向国(guo)际局势和他国(guo)势力的影响。

一个帝国(guo)在解体后，还有一段“后续体感”存在。就如同“幻肢痛感”（phantom limb）一样，人在失去四肢后会产生幻觉，似乎依然能感受到四肢还附在躯干上时的疼痛。

苏联解体后，很多苏联人都有过(guo)这种体验。德国(guo)弗莱堡大学历史(shi)学家雷昂哈德（J?rn Leonhard）认为，普京是在后帝国(guo)时期巧妙利用“幻肢痛感”来做文章的人。

冷(leng)战结束后，认为“历史(shi)已经终(zhong)结”的其实不(bu)光是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和西方的政(zheng)治(zhi)学问精英，也(ye)包括叶利钦、乌克兰独立后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的舒什科维奇(qi)、哈萨(sa)克斯坦的纳扎(zha)尔巴耶(ye)夫等一干“独联体”政(zheng)要。

《霹雳红星》：苏联即将解体时拍的阿富汗战争片中的一幕

但是，苏联解体后，从开始对(dui)欧美的信任、靠近和效仿，到被(bei)北约和欧盟东扩至家门口，再到最后被(bei)美国(guo)总统奥巴马公开贬为“区域性大国(guo)”，俄罗斯在与西方打交道中，可(ke)谓经历了希翼、失望、屈辱、绝望和愤怒等种种心(xin)路历程，也(ye)才有普京后来的对(dui)乌“背水(shui)一战”。

而普京当年经历的，今天的泽(ze)连斯基正(zheng)在步其后尘(chen)，而且后果(guo)或(huo)许更惨(can)。特(te)朗(lang)普让加拿大等盟国(guo)体会到的，何尝又不(bu)是大同小(xiao)异的“抛(pao)弃”和“背叛”呢？

当然，“主(zhu)观”感受未必是客观事实，感觉受到威胁(xie)不(bu)等同于真的受到了威胁(xie)，但多少能反映当事人和当事国(guo)所经历的心(xin)理落差。

有了各自的主(zhu)观感受，各方于是就有可(ke)能作出各种战略误判：

当年奥匈帝国(guo)之所以放(fang)弃外交斡旋，对(dui)塞尔维亚迅速宣战，除了背后有德皇“空白支(zhi)票”在撑(cheng)腰和对(dui)俄罗斯快速坚定反应估计不(bu)足之外，也(ye)因为它坚信拿塞尔维亚这个“弱者”开刀更有胜算(suan)，更能以较(jiao)小(xiao)的代价重振国(guo)威。结果(guo)却是整个帝国(guo)的覆灭(mie)。

普京“特(te)别军(jun)事行动”的背后，是否也(ye)有为苏联解体雪耻或(huo)民族主(zhu)义的动机(ji)？这不(bu)是说普京的计划是出于单纯的感性冲动，但起码不(bu)能排除种种屈辱的“主(zhu)观感受”在其决(jue)策中所起的心(xin)理作用。当然，俄乌冲突(tu)一打三年，也(ye)有莫斯科开始时严重低估和误判欧美抱团援乌之决(jue)心(xin)的缘故。

关(guan)键是，不(bu)好的体验容易导致失去信任，而失去信任则导致猜忌(ji)和误判，结果(guo)就是灾难性的决(jue)策。

战争宣传与战争借口

在作今昔对(dui)比时，如果(guo)觉得“不(bu)同”大于“相同”，那一点都不(bu)奇(qi)怪，因为人类社会在不(bu)断发展，生活方式、政(zheng)治(zhi)理念、科技(ji)手段、军(jun)事装备等都日新(xin)月异，与过(guo)去难以同日而语。

以媒体效应为例(li)：与当下相比，上世纪初没有任何国(guo)家拥有足够的宣传手段。譬如，英国(guo)政(zheng)府在一战爆发时不(bu)得不(bu)与诺斯克利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的报业(ye)帝国(guo)密切合(he)作，以制定战时舆(yu)论政(zheng)策。其他地方的情况(kuang)也(ye)类似，德国(guo)实际上直到1916年才具(ju)备有效的宣传基础。

尽管如此，当年的决(jue)策者们在可(ke)能的条件下仍努力影响公众舆(yu)论，欧洲的“政(zheng)治(zhi)公众舆(yu)论”因此逐渐成型。

在如何进行战争宣传方面，欧洲大国(guo)的做法各显神通：柏林早(zao)在1900年就通过(guo)民族主(zhu)义媒体发表报刊文章，以及(ji)成立各类协会来推广其造舰计划，当时的“舰队协会”（Flottenverein）拥有110万会员。巴黎则试图通过(guo)煽动对(dui)德国(guo)发动“突(tu)然袭击”（attaque brusquée）的恐惧来赢得广大民众对(dui)1913年大规模提升军(jun)备的支(zhi)持。在英国(guo)，政(zheng)府批准成立的海军(jun)联盟和国(guo)民服役(yi)联盟聚集了30万之众。

在这类方式的运作之下，1913年的欧洲社会实际上已被(bei)“军(jun)事化”。武装力量在德国(guo)、法国(guo)和奥匈帝国(guo)等地享有很高的声望，被(bei)视为国(guo)家的化身；军(jun)队领导层的评估也(ye)因此变得举足轻(qing)重，对(dui)政(zheng)治(zhi)的影响日益增长。

欧洲各大城市的战争纪念碑(bei)，如柏林的胜利柱、伦(lun)敦特(te)拉法加广场上的纳尔逊柱、巴黎的凯(kai)旋门或(huo)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柱，似乎不(bu)断在做“广告”，提醒着每一位路人记住他们国(guo)家的战争历史(shi)和“战神”人物。在欧洲国(guo)家的神话(hua)与象征(zheng)中，战争和军(jun)事本来就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为国(guo)家提供了采取战争手段的合(he)法性和合(he)理性。

当然，战争在欧洲的种种存在形式不(bu)仅源于上述历史(shi)记忆，还源自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社会达尔文主(zhu)义”。

这个理论将“斗争”和“权力”提升为政(zheng)治(zhi)行动的引导原则，并认为国(guo)家必须以扩张为目标。尽管只有少数政(zheng)治(zhi)家信奉激进的社会达尔文主(zhu)义，但在德英法语言(yan)中，“生存之战”（“Kampf ums ?berleben”、“lutte pour la vie”、“struggle for life”）这等口号(hao)已深深扎(zha)根在人们的政(zheng)治(zhi)思维与行动中。

列强(qiang)之间的经济竞争似乎也(ye)证(zheng)实了社会达尔文主(zhu)义的假设。1900年前后的英国(guo)和德国(guo)（法国(guo)较(jiao)少），人们普遍认为未来会形成几个庞大的世界帝国(guo)，国(guo)家的势力范围规模及(ji)其资源配置(zhi)将决(jue)定20世纪谁主(zhu)沉浮。

所有这些，都为发动战争提供了土壤，找到了“借口”（casus belli）。

一战时德国(guo)陆军(jun)实际领导人、“总体战”理论的奠基者鲁登道夫将军(jun)（Erich Ludendorff）就曾明白无误地表示：如果(guo)欧洲大陆爆发战争，就必须“制定战争借口，使得全民一致且热情地拿起武器(qi)。”

1898年，好战的山姆大叔向西班牙发出警(jing)告的漫画。维基百科

当焦距被(bei)拉回到今天的世界，人们会发现，人类社会的本质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换(huan)了形式和视角。

有记者问《梦游者：欧洲如何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书的编辑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为何称一百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现代事件”，他的回答非常具(ju)有画面感：“当我在学校了解那段历史(shi)时，眼(yan)前浮现的是过(guo)去的世界：华丽的哈布斯堡制服和复杂的宫廷仪式。但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才意识到它其实始于一个车队穿过(guo)一座城市，还有一位自杀(sha)式行刺者……而这些是大家从现代世界中了解到的东西。”

叙事方式变了，宣传手段变了，但当年各国(guo)参战的那些论点和做法今天依然能听到和看(kan)到，譬如，争着扮演“受害者”；眼(yan)中只有别人的挑衅，而没有自己的不(bu)当；自己的措施(shi)是防御性的，对(dui)方的则是进攻性的。

二战后出生的比利时历史(shi)学家莫雷利（Anne Morelli）在其著作《战争宣传的基本原则》（Principes élémentaires de propagande de guerre）中，将以下宣传技(ji)巧称为“新(xin)十诫”：

1.大家不(bu)想要战争，2.敌对(dui)阵营(ying)要负全责，3.敌人的领导是魔鬼，4.大家为正(zheng)义的事业(ye)而战，5.敌人使用非法武器(qi)，6.敌人故意犯(fan)下暴行，大家只是意外犯(fan)错(cuo)，7.大家的损失很小(xiao)，敌人的损失巨(ju)大，8.艺术家和常识分子支(zhi)持大家的事业(ye)，9.大家的使命是神圣的，10.质疑大家报道的人是叛徒。

1.大家不(bu)想要战争，2.敌对(dui)阵营(ying)要负全责，3.敌人的领导是魔鬼，4.大家为正(zheng)义的事业(ye)而战，5.敌人使用非法武器(qi)，6.敌人故意犯(fan)下暴行，大家只是意外犯(fan)错(cuo)，7.大家的损失很小(xiao)，敌人的损失巨(ju)大，8.艺术家和常识分子支(zhi)持大家的事业(ye)，9.大家的使命是神圣的，10.质疑大家报道的人是叛徒。

笔者在上篇(pian)文章中提及(ji)的德国(guo)政(zheng)治(zhi)家基塞韦特(te)就认为,社交媒体是“真相之战”（War of Truth）的阵地。问题是，现代传媒工具(ju)并非是某一方的“专利”，各方都在用其为自己的叙事服务，因此，所谓“真相”只可(ke)能是相对(dui)的。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的政(zheng)府或(huo)政(zheng)客若想发动战争，可(ke)用以战争宣传的信息传播渠道和媒体手段极(ji)为丰富，因而危(wei)险(xian)性也(ye)更高。

小(xiao)说《黄鸟》（The Yellow Birds）的编辑鲍尔斯（Kevin Powers）在记录他在伊(yi)拉克作为士兵的经历时说过(guo)一句(ju)话(hua)：“将敌人非人化”（Entmenschlichung des Feindes）是战争的一部(bu)分。因此，无论是战争宣传还是借口，屡试不(bu)爽(shuang)的套路过(guo)去和现在其实大同小(xiao)异，特(te)别是以下两种：

战争的“正(zheng)义”和“非正(zheng)义”

在一战期间，列宁从阶级性的角度将战争区分为“正(zheng)义战争和非正(zheng)义战争”，这一论点是否能说明所有战争形态值得商榷。《联合(he)国(guo)宪章》第二条第四款确(que)立的“禁止在国(guo)际关(guan)系中使用武力或(huo)武力威胁(xie)”原则，是否真正(zheng)起到了禁战和止战的作用也(ye)值得探讨(tao)。

人们看(kan)到的实际情况(kuang)是，“正(zheng)义与非正(zheng)义”往往成为战争参与方之间的“文字游戏”和“各执己见”，其中不(bu)乏明显的战争借口：

奥匈皇帝认为向塞尔维亚宣战理所当然且势在必行，理由是自己的皇储被(bei)当地的塞族激进分子刺杀(sha)。

希特(te)勒对(dui)波兰不(bu)宣而战，拉开二战序幕，是因为德国(guo)边境遭到波兰的袭击（其实是自导自演），是忍无可(ke)忍的自卫。

美英入侵伊(yi)拉克是为了制止萨(sa)达姆·侯赛因制造核武器(qi)，事后证(zheng)明这一理由“子虚(xu)乌有”。

北约以“人道主(zhu)义”为由对(dui)科索沃战争进行武装干预，违反了联合(he)国(guo)宪章的禁武条款，因此是一场违反国(guo)际法的军(jun)事行动。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战争，对(dui)阿根廷而言(yan)是收复失地反殖(zhi)民的“正(zheng)义”战争；对(dui)英国(guo)来说，出兵保护拥有“英国(guo)学问身份的岛民”符合(he)联合(he)国(guo)民族自决(jue)原则。

普京对(dui)乌采取“特(te)别军(jun)事行动”，四个主(zhu)要理由是：1）遭到北约的围堵，2）俄乌传统上就是一体，3）乌东地区的俄族面临“种族灭(mie)绝”的危(wei)险(xian)，4）对(dui)美欧支(zhi)持下的乌克兰可(ke)能的侵犯(fan)进行“先发制人”。

1900年7月27日，德皇威廉二世以德驻华公使克林德（Clemens August Freiherr von Ketteler）被(bei)杀(sha)为借口，向中国(guo)派遣远征(zheng)军(jun)，加入侵华的八国(guo)联军(jun)。他在不(bu)来梅(mei)港送别部(bu)队时发表过(guo)一个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Hunnenrede）。

德皇威廉二世在不(bu)来梅(mei)港的劳埃德大厅前，穿着海军(jun)陆战队营(ying)制服发表讲话(hua)。维基百科

该演说有“官方”和“非官方”两个版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演说内容和措辞极(ji)富争议(yi)，所以不(bu)得不(bu)进行“润色和删减”。笔者在此引用“非官方”文本中的一段：

“当你们遇到敌人时，就要击败他们！不(bu)要给予宽恕！不(bu)要俘虏！任何落入你们手中的人都归你们处(chu)置(zhi)！就像一千年前匈奴人在他们的国(guo)王阿提拉领导下赢得并流传至今的威名一样，愿(yuan)你们的行动也(ye)能使德国(guo)人这个名字在中国(guo)威震一千年之久，让中国(guo)人从此再不(bu)敢斜视一个德国(guo)人！”

文字一目了然，寓意一清二楚：“大家正(zheng)义而威武，你们野蛮又垃圾”。

“天使”与“魔鬼”

为了让自己的战争准备和武力行为显得顺理成章，在自我“神圣化”的同时还必须要“妖魔化”对(dui)手。这种手段也(ye)被(bei)称之为“情绪动员”（the emotional mobilization）

自我“神圣化”的具(ju)体表现就是标榜自己“热爱和平”、“为了和平”，把自己参与的战争描述为一场背后有神圣使命的“十字军(jun)东征(zheng)”。

一战期间，常用的参战理由概括起来说就是以下三点：“消灭(mie)军(jun)国(guo)主(zhu)义”，“捍卫小(xiao)国(guo)弱国(guo)”，“为民主(zhu)做好准备”。这些听起来非常光荣(rong)的目标，后来几乎在每次冲突(tu)前夕都会被(bei)逐字重复。

一战前法国(guo)政(zheng)府动员军(jun)队时提出的理由是“这是维护和平的最佳手段”；纳粹德国(guo)外长里宾特(te)洛甫在为进攻波兰辩护时说：“元首不(bu)想要战争，他下决(jue)心(xin)时心(xin)情沉重，但战与和不(bu)取决(jue)于他，而是波兰”。

一百多年后的2014年，神父出身的德国(guo)前总统约高克（Joachim Gauck）在“慕安会”这样的国(guo)际场合(he)上发言(yan)时，要求(qiu)德国(guo)为确(que)保“人权”和“法治(zhi)”采取更坚决(jue)的行动，必要时也(ye)包括军(jun)事行动。

小(xiao)布什将伊(yi)拉克战争描述为对(dui)抗“流氓国(guo)家”和“邪恶轴心(xin)”的十字军(jun)东征(zheng)，是“善(shan)与恶的斗争”。将民主(zhu)带到伊(yi)拉克是“大家”的责任，这是直接源自上帝意志的善(shan)举。因此，发动战争成了实现神圣意志的行为。

日前，泽(ze)连斯基在特(te)朗(lang)普的施(shi)压下提出30天无条件停火时，也(ye)声称是为了和平解决(jue)冲突(tu)。既然停火是为了和平，那之前为何没有提出停火？

“妖魔化”对(dui)手则是另一剂“灵丹妙药(yao)”。

科索沃战争期间，法国(guo)《快报》（L'Express）在描绘塞尔维亚总统米洛什维奇(qi)时不(bu)谈其观点，而是强(qiang)调他是个反复无常、情绪波动、“病态”、“暴力”和“易怒”的人，还绘声绘色地描写道：“他发怒时面部(bu)扭曲，转眼(yan)间又恢复了镇定……”

美英发动伊(yi)拉克战争时，小(xiao)布什总统或(huo)布莱尔首相义正(zheng)词严地说：“敌对(dui)阵营(ying)肯定是由一个疯子、一个怪物领导的……他挑战大家，大家必须将人类从他手中解放(fang)出来。”

罗米奇(qi)（Miliana Romic）在其题为《情绪动员——北约对(dui)南(nan)斯拉夫的战争》的论文中写道：“在战争宣传中，有意识地使用关(guan)键词是最重要的技(ji)术手段之一。独裁者、仇恨(hen)、武器(qi)、恐怖主(zhu)义、压迫、政(zheng)权、暴政(zheng)、邪恶、狂热等词语被(bei)用来构(gou)建清晰的敌对(dui)形象，并以此来制造恐惧和不(bu)安。”

她还用具(ju)体数据证(zheng)明主(zhu)流媒体是传播这些言(yan)论的“急先锋”，指出这些“意见领袖(xiu)”在政(zheng)治(zhi)正(zheng)确(que)的影响下，与政(zheng)治(zhi)决(jue)策者一起不(bu)加审核即传播许多不(bu)实信息，用巧妙的手法影响公众的视角和认知。

她举例(li)说：如果(guo)德国(guo)联邦政(zheng)府将南(nan)斯拉夫境内冲突(tu)描述为“内战”，那么德国(guo)民众对(dui)军(jun)事参与的赞同率就会降(jiang)低，武装干预的合(he)法化也(ye)就不(bu)成立。因此，官方和媒体就将南(nan)斯拉夫局势描写成“推翻一个残酷压迫人民的独裁者”。之后，德国(guo)参战的支(zhi)持率一下就高涨至45.1%。

扩军(jun)备战与结盟政(zheng)策

去年5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解除了绍伊(yi)古（Sergei Shoigu）这位军(jun)人出身的防长职务。此消息本身轰动性不(bu)大，因为绍伊(yi)古2012年就职后就有过(guo)起落升降(jiang)。出人预料的倒(dao)是继任人选别卢索夫（André? Beloussov），因为此公并非军(jun)人，而是位经济学家。

很明显，普京的这个人事安排标志着俄罗斯开始进入“战时经济”，也(ye)意味着俄乌战争短期内不(bu)会真正(zheng)结束。

作为这场军(jun)事冲突(tu)的一方，俄罗斯的这一战略举措很正(zheng)常。一战时期，德意志帝国(guo)就实行过(guo)“战时经济”，其他参战国(guo)家，如英、法、美、俄、奥匈，虽然避用这个称谓，但实际做法也(ye)八九不(bu)离十。

按理说，这也(ye)是今昔相比之下的一个共同点，应该被(bei)纳入本文的叙述范畴(chou)。但是，“战时经济”的目的和手段毕竟(jing)很清晰，因此不(bu)妨把省下的篇(pian)幅用来关(guan)注另一个问题：这次在“官宣”上一直避免成为冲突(tu)方的欧盟，最近为何大张旗鼓地急速扩军(jun)？换(huan)而言(yan)之，非参战方为何也(ye)开始“穷兵黩(du)武”了？

不(bu)久前，欧盟委员会主(zhu)席冯德莱恩向欧盟各国(guo)领导人提出了一项耗资巨(ju)大的欧洲军(jun)备计划，名为“重新(xin)武装欧洲”计划（ReArm Europe）。

根据Statista提供的这张图表，欧洲总共可(ke)以集资8000亿欧元。如果(guo)成员国(guo)额外将其经济产出的1.5%投资于国(guo)防，四年内共可(ke)筹到6500亿欧元。而且，这部(bu)分将不(bu)受“稳定与增长公约”的举债限制，更不(bu)会受到相应制裁。欧盟此举无异于在鼓励成员国(guo)借钱强(qiang)军(jun)。

此外，该计划还提出了一个1500亿欧元的“新(xin)基金”，以增加欧盟的国(guo)防投资，其中包括对(dui)乌克兰的军(jun)事援助。该计划还将从欧盟预算(suan)中抽(chou)调出更多资金用于与国(guo)防相关(guan)的投资。计划的最后两项是推进所谓的“储蓄和投资联盟”，以及(ji)借助欧洲投资银行来调动私人资本。

德国(guo)新(xin)政(zheng)府尚未上位，联邦议(yi)会日前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批准修宪，为具(ju)有历史(shi)性意义的“一揽(lan)子财(cai)政(zheng)计划”开了绿(lu)灯(deng)。根据这项计划，涉及(ji)国(guo)家安全的那部(bu)分开支(zhi)（国(guo)防、民防、情报部(bu)门以及(ji)网络安全）如果(guo)超过(guo)国(guo)民生产总值的1%（相当于约440亿欧元），可(ke)以举债实现，而且上不(bu)封顶。

冷(leng)战结束后，欧洲23个国(guo)家先后暂停了义务兵役(yi)制，取而代之的是职业(ye)军(jun)队，如德国(guo)、法国(guo)、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典、葡萄牙、西班牙等。所谓“暂停”是指法律条款依然存在，但暂时不(bu)实行。

如今，作为欧盟内最主(zhu)要的两个国(guo)家，德法对(dui)恢复义务兵役(yi)制的讨(tao)论方兴未艾，甚至有人开始重提建立“欧洲军(jun)”（European Army）的议(yi)题。

根据法国(guo)《巴黎人报》（Le Parisien）3月15日发布的一项民调，86%的受访者主(zhu)张恢复兵役(yi)制，其中53%表示支(zhi)持恢复“义务兵役(yi)制”。此前，德国(guo)北德电台在本地区也(ye)进行了一次民调，70%的受访者表示支(zhi)持恢复2011年暂停的义务兵役(yi)制。另据国(guo)际网络市场调查和数据分析企业YouGov三月初发布的民调结果(guo)，赞成恢复的甚至高达58%。

欧盟和德法等国(guo)“赶集”似的推出这些计划，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战前夜各国(guo)纷纷开始“总动员”的情景：

俄罗斯在1914年7月25日开始秘密进行部(bu)分动员，这被(bei)德国(guo)解读为准备开战的信号(hao)；7月30日，俄罗斯尽管仍愿(yuan)意进行谈判，但还是启动了全面动员，这反过(guo)来又被(bei)德国(guo)视为挑衅；压力之下的德国(guo)政(zheng)府于是也(ye)开始进行动员，并于第二天宣布进入“战争威胁(xie)状态”；俄法对(dui)此的反应是向德发出最后通牒(die)，这又被(bei)德方视为进一步挑衅……

就这样，这场“七月危(wei)机(ji)”（Julikrise）在短短数日后便演变成一场持续四年之久、造成1000万军(jun)人和700万平民死亡、2000万人受伤的“旷世”战争。

如果(guo)一战时期各国(guo)官民知道等待他们是这样的结果(guo)，还会带着那份“狂热”将自己的亲人送上战场吗？决(jue)策者们还会如此意气用事和自以为是吗？那么，今日“俄乌战争”的直接和间接参与者，是否也(ye)对(dui)自己提出过(guo)类似的拷问呢？

当下欧盟诸国(guo)的“重新(xin)武装”热潮主(zhu)要可(ke)以归纳为以下三个原因：

过(guo)去几十年的“和平红利”和美国(guo)的安全保障让欧洲各国(guo)沉湎于“先经政(zheng)治(zhi)”，因而荒废了武功；

俄乌战争让欧盟诸国(guo)看(kan)到战火已烧到家门口，莫斯科展示的“獠牙”让欧洲的恐俄症(zheng)（Russophobia）再次泛滥；

最关(guan)键的因素是特(te)朗(lang)普当局在全球战略上已展露出改弦易辙的意图，欧洲切身感受到盟友和老大的“冷(leng)漠”，担心(xin)随时有可(ke)能被(bei)其“抛(pao)弃”。

过(guo)去几十年的“和平红利”和美国(guo)的安全保障让欧洲各国(guo)沉湎于“先经政(zheng)治(zhi)”，因而荒废了武功；

俄乌战争让欧盟诸国(guo)看(kan)到战火已烧到家门口，莫斯科展示的“獠牙”让欧洲的恐俄症(zheng)（Russophobia）再次泛滥；

最关(guan)键的因素是特(te)朗(lang)普当局在全球战略上已展露出改弦易辙的意图，欧洲切身感受到盟友和老大的“冷(leng)漠”，担心(xin)随时有可(ke)能被(bei)其“抛(pao)弃”。

根据最近分别在德、法、英、意和西班牙所做的民调结果(guo)，除意大利之外，其他国(guo)家的受访者给美俄领导人的“危(wei)险(xian)性”几乎打了平分：特(te)朗(lang)普74%，普京79%。在这个大变局中，欧洲国(guo)家不(bu)得不(bu)问，美国(guo)如今依然是伙伴，还是已成对(dui)手？

1878年，俾斯麦倡议(yi)的《柏林条约》签署

回望历史(shi)，人类之所以能坠入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深渊，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曾被(bei)热捧的“结盟政(zheng)策”。

作为一种战略构(gou)思和实践，古今中外都有不(bu)少结盟先例(li)，如中国(guo)战国(guo)时期的“合(he)纵连横”，欧洲中世纪的“封建联盟”，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dui)抗拿破仑的“反法同盟”，一战时期的协约国(guo)和同盟国(guo)，二战时期的同盟国(guo)和轴心(xin)国(guo)，冷(leng)战时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等。

从结果(guo)来看(kan)，除俾斯麦在欧洲编制的错(cuo)综复杂的“结盟”架构(gou)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联盟方略，绝大多数均以“群殴”告终(zhong)，特(te)别是一战期间。

二战后各国(guo)汲取过(guo)往的教训，调整了结盟目的。新(xin)的结盟政(zheng)策主(zhu)要是为了遏制对(dui)手，联合(he)自卫，威慑效应和维持均势，其重点是“自卫”和“均势”这两大块。

冷(leng)战结束后，“华约”自动退出历史(shi)舞(wu)台，“北约”却保留了下来。原因很清楚，在此恕不(bu)赘述。

这一发展进程带来以下三个后果(guo)：

美国(guo)在国(guo)际上一家独大，欧洲盟国(guo)享受利益均沾，世界上原有的战略均势不(bu)复存在；

历史(shi)都被(bei)终(zhong)结了，天下再无对(dui)手，北约的“集体防卫”自然也(ye)就没了必要；既然闲着没事干，于是开始“兼职”或(huo)“转行”，变成“世界警(jing)察(cha)”和“民主(zhu)干涉主(zhu)义”的工具(ju)。

不(bu)仅如此，“北约”还伙同“欧盟”一路向东，势如破竹，直接把东欧纳入自己的版图，让几乎没有自然屏障的俄罗斯西部(bu)边界“敞胸露怀(huai)”，暴露无遗。

这种没有均势的国(guo)际格局和极(ji)不(bu)公平的国(guo)际秩序迟早(zao)会令世界不(bu)安，这也(ye)是某种历史(shi)必然。

随着俄罗斯的渐渐复苏和包括中国(guo)在内的新(xin)兴力量的崛起，“恢复均势”和“建立多极(ji)”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美欧似乎还不(bu)愿(yuan)接受这一新(xin)的事实。

结语

大家在浩瀚(han)的历史(shi)信息中刨根问底，寻找蛛丝马迹，目的并非只是为了佐证(zheng)或(huo)否定什么，而是为了解惑和明理。

笔者在写本文时，以下问题萦(ying)绕不(bu)断：

2014年基辅独立广场的流血(xue)冲突(tu)是1914年萨(sa)拉热窝行刺事件的现代版吗？

一战期间第一个退出战事的是1917年“二月革(ge)命”推翻尼古拉二世后的苏维埃政(zheng)权，那么，首个摆脱俄乌战争的会是去年击败力挺泽(ze)连斯基的拜登总统后重新(xin)入主(zhu)白宫的特(te)朗(lang)普吗？

一段时间以来，德国(guo)开始公开谈论“战争能力”（Kriegstüchtigkeit）问题。重振军(jun)力一旦成为政(zheng)治(zhi)的首要目标（已有这种趋(qu)势），欧洲邻国(guo)难道不(bu)担心(xin)德国(guo)最终(zhong)会重新(xin)走回历史(shi)上的“特(te)殊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吗？

巴尔干半岛常被(bei)称为国(guo)际冲突(tu)的“火药(yao)桶”，欧洲的强(qiang)军(jun)举措眼(yan)下是为了摆脱对(dui)美国(guo)的依赖(lai)，但长远看(kan)是否存在成为下一个“军(jun)火库”的危(wei)险(xian)？

一战中战败的德国(guo)在短短20年内重新(xin)武装到可(ke)以再次发动一场全面战争，那么，为了对(dui)付俄罗斯而被(bei)武装到牙齿的乌克兰，在战争结束若干年后是否会为“收复失地”而重起战端？

英法眼(yan)下在乌克兰问题上明着“斡旋”暗中“支(zhi)持”的做法，是否有点像两国(guo)在二战前夕以“绥靖(jing)”方式为“备战”争取时间？

德意志帝国(guo)发动一战，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争夺“阳光下的一席之地”，即新(xin)殖(zhi)民地带来的“经济补偿”（wirtschaftliche Kompensationen）和“经济与金融(rong)平衡（wirtschaftlicher und finanzieller Ausgleich），这与今日的“锂矿说”和“矿产协议(yi)”又有什么区别？

特(te)朗(lang)普与普京的单独媾和是在结束一场杀(sha)戮，还是更大规模冲突(tu)的开始？

在做完“今昔比较(jiao)”后，大家似乎依然不(bu)清楚与今日之“俄乌战争”相对(dui)应的，是一战前夜的哪个环节和哪个阶段，也(ye)难以预测现在的各参与方将把大家的这个世界带往何方。

德国(guo)前总理施(shi)密特(te)生前曾就北约的战争行为说过(guo)以下一段话(hua)：

“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纳入北约的想法来自美国(guo)。但白宫做出这一决(jue)定并非出于人权方面的考虑，而是出于帝国(guo)主(zhu)义动机(ji)。鉴于大家在20世纪的历史(shi)，大家德国(guo)人有充分的理由对(dui)参与军(jun)事干预持保留态度。大家时常能听到有人鼓噪，说为了北约的团结应该参与军(jun)事干预。这个论点更适合(he)尼伯(bo)龙(long)根传说，而不(bu)是今天的现实。北大西洋联盟过(guo)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防御联盟，而不(bu)是一个改造世界的联盟。”

“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纳入北约的想法来自美国(guo)。但白宫做出这一决(jue)定并非出于人权方面的考虑，而是出于帝国(guo)主(zhu)义动机(ji)。鉴于大家在20世纪的历史(shi)，大家德国(guo)人有充分的理由对(dui)参与军(jun)事干预持保留态度。大家时常能听到有人鼓噪，说为了北约的团结应该参与军(jun)事干预。这个论点更适合(he)尼伯(bo)龙(long)根传说，而不(bu)是今天的现实。北大西洋联盟过(guo)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防御联盟，而不(bu)是一个改造世界的联盟。”

智者之言(yan)，振聋发聩。

下面则是另一位德国(guo)人在一百多年前的表述：

奥匈帝国(guo)于1914年7月28日对(dui)塞尔维亚宣战后，时任德国(guo)总理的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预感到一场席卷欧洲大部(bu)分地区及(ji)更广范围的战争已无法避免，后果(guo)更难以预料，于是发出了“茫然一跃入黑暗”（ein ungewisser Sprung ins Dunkle）的千古叹息。

奥匈帝国(guo)于1914年7月28日对(dui)塞尔维亚宣战后，时任德国(guo)总理的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预感到一场席卷欧洲大部(bu)分地区及(ji)更广范围的战争已无法避免，后果(guo)更难以预料，于是发出了“茫然一跃入黑暗”（ein ungewisser Sprung ins Dunkle）的千古叹息。

今年是一战爆发111周(zhou)年，人类似乎又一次站(zhan)到了十字路口。

来源|观察(cha)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