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全球公(gong)共视域的(de)清帝国：欧洲文献里(li)的(de)中国邸报》，【比】钟鸣旦(dan)（Nicolas Standaert）著(zhu)，陈妍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2月，496页，118元
当今社会，各种信息扑面而来，令人目不暇接，但在古代(dai)中国，人们获(huo)取信息往往颇(po)为不易，甚至在二十世纪初(chu)仍然如此。例如清光绪二十七(qi)年（1901）七(qi)月二十二日(ri)，湖北鄂城（今鄂州市）人朱峙三（1886-1967）在日(ri)记中感慨道：“吾邑关心世界大(da)局(ju)，订(ding)有《申报》者，仅南门(men)张季馥家。省内外消息，得(de)闻于众人者，均由张宅来。”那么，在《申报》等近代(dai)报刊出现前(qian)，人们如何获(huo)取时(shi)政消息呢？
邸报（又(you)称题奏(zou)事(shi)件(jian)、京报等）作为中国最早的(de)本土“报纸”，主要刊登皇帝谕旨、臣(chen)僚奏(zou)议(yi)、官员任(ren)免等信息。明清时(shi)期，邸报几乎每日(ri)发行，是人们了解朝廷动向的(de)主要渠道。但学界对十九(jiu)世纪前(qian)中国邸报的(de)讨论，多限于中国或东亚。实际上，早在明末清初(chu)，邸报即已(yi)成为全球信息网中的(de)一环。钟鸣旦(dan)（Nicolas Standaert）先生的(de)新著(zhu)《进入全球公(gong)共视域的(de)清帝国：欧洲文献里(li)的(de)中国邸报》（英文版2022年出版，陈妍蓉翻(fan)译的(de)中文版202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下文所引页码(ma)，均据中文版），系统考察(cha)了清康雍乾时(shi)期来华(hua)传(chuan)教士(shi)如何阅读邸报，以及他们如何向欧洲先容和翻(fan)译邸报，又(you)在欧洲有何反响。钟书不仅成功将邸报学从中国带入全球公(gong)共视域，而且还通过欧洲文献复原了邸报中某些鲜为人知(zhi)的(de)内容(rong)。
图1 雍正(zheng)九(jiu)年八月十八日(ri)邸报的(de)首(shou)页
钟书以时(shi)间(jian)为线(xian)索，其内容(rong)主要分为中国与欧洲两大(da)部分。在中国部分，十八世纪，来华(hua)传(chuan)教士(shi)与邸报的(de)关系大(da)致可归入三类(lei)：首(shou)先，作为邸报的(de)内容(rong)。传(chuan)教士(shi)的(de)言行、中国政府(fu)的(de)天(tian)主教政策等，均成为邸报报道的(de)内容(rong)之一。例如利玛窦之死(si)、康熙历狱等信息，均曾刊载于邸报。作为被报道者，传(chuan)教士(shi)和中国教徒还积极寻求在邸报上刊登对自己有利的(de)内容(rong)。例如1706年，康熙帝派耶(ye)稣(su)会士(shi)沙国安（Sabino Mariani, 1665-1721）、白(bai)晋(jin)（Joachim Bouvet, 1656-1730）赴欧，两人通过运作，成功将该大(da)清代(dai)表团(tuan)的(de)消息刊登于邸报（47页）。又(you)如1737年，传(chuan)教士(shi)和中国慕道友寻求将一份(fen)对天(tian)主教有利的(de)奏(zou)折登载于邸报，却被“邸报的(de)管事(shi)人拒绝”，最后在直隶总督李卫（1688-1738）的(de)帮助下，成功于邸报刊布（49页）。总体而言，涉及西人的(de)内容(rong)，在邸报中占比甚小（64页）。因此，传(chuan)教士(shi)仍以使用邸报为主，而其使用又(you)可分为读者和译者两类(lei)。
其次，作为邸报的(de)读者。虽然传(chuan)教士(shi)自明末即开(kai)始阅读邸报，但具体到个人，则(ze)表现不同。例如驻于广州的(de)传(chuan)教士(shi)潘如（Domenico Perroni, 1674-1729），最初(chu)“从来不读”邸报，但1726年他开(kai)始意识到邸报的(de)重要性，因为通过邸报可以“确切地了解在各省的(de)府(fu)衙(ya)里(li)，都有哪些官员，传(chuan)教士(shi)是否认识他们，他们对传(chuan)教士(shi)是否抱有仁慈，或者说他们是否对传(chuan)教士(shi)持敌对和反对的(de)态度”，以及“皇帝对大家的(de)态度”和“天(tian)主教社群可能发生的(de)意外情况”等（60页）。而且驻于各省传(chuan)教士(shi)即使相隔甚远，也可通过邸报同步获(huo)取朝政信息，例如聂仲迁（Adrien Greslon, 1614-1696）称自己获(huo)得(de)康熙历狱的(de)信息，“不是通过大家神父的(de)通信，而是通过邸报”（31页）。相较直接的(de)信息，阅读邸报的(de)间(jian)接益处更是不少，例如龚当信（Cyr Contancin, 1670-1732）强调(diao)“可以通过邸报知(zhi)晓中国人的(de)宗教信仰、各派学说、法律法规(gui)、风俗习惯和道德规(gui)范，从而了解如何与他们对话以及对待他们的(de)方法。还能学到最合适的(de)表达方式，讨论各种主题的(de)时(shi)候都必须使用这些表达方式，才能说得(de)好，写得(de)好”。（97页）换言之，邸报对传(chuan)教士(shi)而言既是获(huo)取资讯的(de)渠道，更是认识中国的(de)媒介。
图2 龚当信第二封(feng)信（1727年12月15日(ri)，广州）中关于雍正(zheng)帝亲耕仪式的(de)译介，内有伏尔泰书签
传(chuan)教士(shi)在阅读邸报时(shi)，还从局(ju)外人转化为参与者，积极参与至中国国家事(shi)务的(de)讨论中，为大家提(ti)供了一些来自他者的(de)独特认知(zhi)。虽然大(da)部分传(chuan)教士(shi)积极颂扬邸报的(de)真实性，但也有一些怀疑的(de)声音，例如晁俊秀（Fran?ois Bourgeois, 1723–1792）称：“我曾经相信邸报中的(de)内容(rong)非常真实，但它们可能没有那么真实”，“人们很(hen)知(zhi)道怎么从一件(jian)小事(shi)炮制出一个大(da)事(shi)件(jian)”。他还以林爽文（1756-1788）事(shi)件(jian)为例，剖析了邸报版本与他所闻版本的(de)差(cha)异（270-271页）。而对邸报中同一报道，传(chuan)教士(shi)间(jian)的(de)评价也不乏差(cha)异，例如邸报对雍正(zheng)帝亲耕进行了连篇(pian)累牍地赞誉，龚当信将其视为雍正(zheng)帝关心公(gong)共事(shi)业的(de)证据，而潘如则(ze)认为是官员“蒙蔽”皇帝，“令他越来越盲目”（83、92-93页）。正(zheng)如钟先生所言：“阅读邸报使传(chuan)教士(shi)个人能够超越日(ri)常生活经验的(de)正(zheng)常范畴。在他们自己生活的(de)中国境内，邸报令他们能够在彼此之间(jian)、与中国合编辑之间(jian)分享新的(de)信息（即使相隔两地也依(yi)然可行），从而促使他们共同参与到一个更丰富(fu)的(de)公(gong)众社会当中。他们讨论国家事(shi)务，甚至独立地表达他们与官方说法不同的(de)意见。”（326页）
再次，作为邸报的(de)译者。欧洲人利用邸报与朝鲜人等有明显不同，朝鲜人可以直接摘抄汉文邸报（203页），而欧洲人若欲将邸报的(de)内容(rong)先容至欧洲，则(ze)必须进行学问间(jian)的(de)翻(fan)译。传(chuan)教士(shi)“对中国邸报的(de)翻(fan)译是中国和欧洲两边参与者不断进行文本管理的(de)微妙互动的(de)结果”（230页）。钟书用了大(da)量篇(pian)幅，将传(chuan)教士(shi)翻(fan)译的(de)邸报与汉文文献中幸存的(de)内容(rong)进行了详细对比，虽然不同传(chuan)教士(shi)在翻(fan)译时(shi)各有特色，但基本较准确地传(chuan)达了邸报的(de)主体内容(rong)，从而为欧洲读者提(ti)供了一个理解中国的(de)窗口。
在欧洲部分，钟书详细讨论了邸报被先容、翻(fan)译至欧洲后，在欧洲的(de)各类(lei)受众以及信息的(de)层层流转过程。邸报在欧洲的(de)阅读与阐释史，可谓全球思想史的(de)绝佳案例。例如不仅法国国王、大(da)臣(chen)通过译本成为中国邸报的(de)间(jian)接读者，乃至希翼获(huo)取一套(tao)《四库全书》（283-284页），而且邸报还推动了世界第一部关于信息自由的(de)法案——瑞典《写作与出版自由条例》（1766）的(de)形成，因为部分瑞典学者认为“写作和出版的(de)自由可以为一个自由的(de)民族提(ti)供最有效(xiao)的(de)手段来确保政府(fu)的(de)理性和正(zheng)义，并且防止腐(fu)败”，而中国即是出版和信息自由的(de)一个显例，“中国的(de)写作自由是国家富(fu)裕和人民幸福(fu)的(de)源泉”（151-153页）。
又(you)如钟书还追踪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与中国邸报的(de)联系。虽然关于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魁奈（Fran?ois Quesnay, 1694-1774）等启蒙思想家的(de)中国观已(yi)有不少研究，但钟书立体地呈现了“这些启蒙思想家如何获(huo)得(de)关于中国邸报的(de)信息、从邸报中摘录出来的(de)内容(rong)，以及他们又(you)是如何在自己的(de)写作中使用和说明这些信息的(de)”（138页）。例如1726年中国两名办报的(de)官吏，因为对皇帝宴(yan)会的(de)“不实”报道而被处死(si)（后改为流放），钟书指(zhi)出启蒙思想家对该案件(jian)的(de)了解，主要源自龚当信的(de)译介和杜赫德的(de)转载。但由于政治主张之别，不同人对该案件(jian)产生了相反的(de)评价，例如伏尔泰和魁奈将其视为中国邸报比欧洲邸报真实可靠的(de)证据，孟德斯鸠则(ze)批评道“中国的(de)法律规(gui)定(ding)，任(ren)何对皇帝不敬的(de)人都将被处以死(si)刑。由于他们没有说明这种不敬到底(di)指(zhi)的(de)是什么，所以任(ren)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剥夺一个人生命和消灭一个家庭的(de)借口”（145页）。因此，欧洲人对邸报译本存在二次乃至多次筛选过程，“在整个筛选的(de)链条中，一份(fen)文档中的(de)边缘细节可能在另一篇(pian)文稿中变成主要内容(rong)，而在源文本中作为主要文本的(de)内容(rong)可能会在下一份(fen)资料(liao)中被视为背景信息一笔带过，甚至消失不见”（158页）。这种差(cha)异性正(zheng)是思想史研究最具魅力之处。
图3 伏尔泰在法文《百科全书》“Gazette”词条的(de)开(kai)头提(ti)及中国邸报
钟书并未(wei)止步于学问交流层面，还尝试通过欧洲文献重新认识中国邸报。由于存世的(de)十九(jiu)世纪前(qian)邸报数量极少，钟书通过传(chuan)教士(shi)寄回(hui)欧洲的(de)邸报原本、抄本和译本，分析了清代(dai)前(qian)中期邸报的(de)实貌、规(gui)格、版式与内容(rong)等（198-202页等），补足了汉文文献的(de)缺失环节。同时(shi)，钟书通过传(chuan)教士(shi)的(de)翻(fan)译，复原了一些已(yi)佚失的(de)邸报内容(rong)，重建了部分鲜为人知(zhi)的(de)、颇(po)具现场感的(de)历史细节。例如1668年山东郯城爆发了一场八点五级的(de)大(da)地震，当时(shi)的(de)邸报详细报道了地震前(qian)后各种超自然事(shi)件(jian)，这些报道通过传(chuan)教士(shi)的(de)翻(fan)译而得(de)以幸存，展(zhan)现了当时(shi)人们面对灾害时(shi)的(de)心理实态（32-45页，或可对比1626年《天(tian)变邸抄》）。又(you)如1779年智天(tian)豹(bao)案，智天(tian)豹(bao)因为编纂(zuan)了一部万年历《大(da)清天(tian)定(ding)运数》，预言清代的(de)国运比周朝更长，并定(ding)乾隆(long)一朝为五十七(qi)年，最后被判处死(si)刑，邸报是唯一完(wan)整记录了当时(shi)负责调(diao)查的(de)官员于敏(min)中（1714-1780）等人奏(zou)折的(de)资料(liao)（214-215页）。更令人钦佩的(de)是，为便于后来者使用，钟先生还精心编制了一百余页的(de)“史料(liao)指(zhi)南”，它是目前(qian)关于清前(qian)中期邸报最详尽的(de)中外文资料(liao)目录。大家根据钟先生的(de)指(zhi)引，进一步结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guan)、台北故宫博物院等逐步公(gong)开(kai)的(de)新档案，或许还能有更多发现。
图4 关于智天(tian)豹(bao)案的(de)《题奏(zou)事(shi)件(jian)》（乾隆(long)四十四年五月十九(jiu)日(ri)）
图5 潘廷章(zhang)绘于敏(min)中肖像（约1780年）
陈寅恪（1890-1969）先生讲，历史研究应“不嫌琐细”。一部优秀的(de)历史著(zhu)作，既要有良(liang)好的(de)问题意识，更应有大(da)量具体而生动的(de)细节，钟书可谓两者兼备。钟书主要聚焦于十八世纪，关于邸报在十九(jiu)世纪以来的(de)翻(fan)译与流传(chuan)，可参见与钟书中译本同步面世的(de)另一部新作——赵莹《信息之争：〈京报〉的(de)英译、传(chuan)播(bo)与影响（1802-19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两书可共同拼接出清代(dai)邸报在全球公(gong)共视域中的(de)完(wan)整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