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全(quan)球瞩目的美国对华(hua)关(guan)税战再度升级：美国屡屡挑衅之下，中国对美产品加征税率提至125%，而美国对华(hua)产品额外关(guan)税已达(da)145%。除此之外，川普政府上台以来的种种霸(ba)权行径(jing)，让美国盟友和“对手”都大呼出格(ge)。

对此，美国内部有分析认为(wei)，川普政府不过是(shi)延续了近20多(duo)来年美国主导的“全(quan)球经济战”路线，其战略核心在于：掌(zhang)控(kong)全(quan)球化的“咽(yan)喉(hou)”（chokepoints）。前美国财政部制裁官员、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爱(ai)德华(hua)·菲什曼（Edward Fishman）在其新书中分析了美国主导“全(quan)球经济战”的起(qi)源、目的、手段及发展历程，认为(wei)：

从二战后建立的美金霸(ba)权（依托CHIPS、SWIFT等金融系统）到21世(shi)纪(ji)升级的技术封(feng)锁（半导体、EDAApp、光刻设备等），美国已将金融清算、技术标准(zhun)、国际支付、航运(yun)保险(xian)等基础设施转化为(wei)战略武器。这(zhe)一体系背后，是(shi)美国整整四代官僚(liao)的苦心经营(ying)。小布(bu)什时(shi)期创立“间接制裁”策略”；奥巴马时(shi)期将宏观经济建模纳入制裁；川普首个任期将中国技术崛起(qi)视(shi)为(wei)“经济侵略”，并以“301条款”开启贸(mao)易战，强化出口管制；拜登时(shi)期开展新一轮制裁，例如冻结俄罗斯央行外汇储备等。他们跨越党派和部门整合(he)资源，使经济战成(cheng)为(wei)美国战略核心。而跨国企业和游(you)说团体则(ze)是(shi)这(zhe)场战争背后的“隐秘力量”。

如今，美国精英已基本承认，经济战尚未取得重大战略成(cheng)果，但为(wei)了所谓“国家安(an)全(quan)”必须坚持(chi)打下去，唯一分歧仅在于：选择“多(duo)边协调”还是(shi)“强力脱钩”。随着全(quan)球信任基础被侵蚀，未来区域集团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甚(shen)至出现更危险(xian)的军事对抗——即便如此，美国恐怕也(ye)难以回头，而经济战这(zhe)张牌，已成(cheng)为(wei)其对抗和谋利的最大指望。为(wei)便于国内各界知(zhi)己知(zhi)彼、把握全(quan)球形势之变，欧(ou)亚系统科学研究会在综合(he)菲什曼新书及多(duo)篇相(xiang)关(guan)文献的基础上编写(xie)本文，供读者参考。

【编写(xie)/欧(ou)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慧(hui)诺】

全(quan)球化的反噬：经济相(xiang)相(xiang)互依存成(cheng)为(wei)美国的战略武器？

当今时(shi)代的国际秩序正(zheng)被一种新的战略逻辑(ji)重塑：国家间力量的竞争不再主要依赖军事干预，而是(shi)通(tong)过对经济枢纽(niu)的操控(kong)展开较量。以美国为(wei)核心的“经济战时(shi)代”已然成(cheng)型。在这(zhe)一格(ge)局中，全(quan)球金融与技术网络不仅是(shi)市场运(yun)行的渠道，更成(cheng)为(wei)权力投射(she)与胁迫工(gong)具的关(guan)键(jian)通(tong)道。

所谓“瓶颈/关(guan)键(jian)节点”（chokepoints），不再仅指博斯普鲁斯海峡或霍尔木兹海峡这(zhe)类地理上的战略要地，而是(shi)那些在全(quan)球化体系中不可或缺(que)的基础设施与标准(zhun)节点。美国掌(zhang)控(kong)着多(duo)个此类节点，无论是(shi)全(quan)球金融清算系统中的美金主导地位（如CHIPS系统）、国际支付通(tong)讯网络（如SWIFT）、还是(shi)关(guan)键(jian)技术（如半导体、操作系统、芯片制造设备）及全(quan)球服务（如海运(yun)保险(xian)）。这(zhe)些渠道无一不是(shi)全(quan)球贸(mao)易与金融数(shu)据流动的必经之路。控(kong)制它们，就意(yi)味着可以授予(yu)准(zhun)入、设置条件，甚(shen)至直(zhi)接切断(duan)对某国或某企业的连接，从而在世(shi)界范围内施加影响力。

这(zhe)些关(guan)键(jian)枢纽(niu)并非一朝一夕(xi)构建，而是(shi)在长达(da)数(shu)十(shi)年的商业拓展与地缘政治演化中逐(zhu)步形成(cheng)。美金地位的确立始于二战后的布(bu)雷顿(dun)森林体系，其后通(tong)过“石油美金”安(an)排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进一步巩固。20世(shi)纪(ji)70年代以后，伴(ban)随着全(quan)球资本流动的加速，以美国为(wei)中心的金融结构逐(zhu)渐稳固。银行家如沃尔特·里斯顿(dun)（Walter Wriston）等人以赢得市场优势为(wei)目标，大力推动金融系统电子化，打造了如SWIFT和CHIPS这(zhe)类高效却极度中心化的系统。这(zhe)种集中化，虽出于效率考量，却也(ye)为(wei)未来的权力集中提供了技术基础。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财政部在反恐背景下，迅速建设起(qi)以“反恐与金融情报办(ban)公(gong)室”（TFI）为(wei)核心的新型制度能力。以斯图尔特·莱维为(wei)代表的财政官员推动将金融制裁工(gong)具系统化，最初(chu)针对的是(shi)恐怖组织与被孤立的小国如伊朗、朝鲜。但这(zhe)一制度很(hen)快具备了更广泛(fan)的适用性。

随着中美技术竞争的加剧，美国逐(zhu)步将出口管制武器化，不再局限于金融制裁。以商务部为(wei)主导，美国通(tong)过“实体清单”制度和“外国直(zhi)接产品规则(ze)”（FDPR），将对半导体、EDAApp、先进光刻设备等的管控(kong)纳入国家战略。这(zhe)标志着从金融瓶颈向(xiang)技术瓶颈的扩展，是(shi)对原有经济战体系的升级。

这(zhe)些经济瓶颈相(xiang)互交(jiao)织、彼此强化，构成(cheng)一个高度协同的权力网络。美金体系的全(quan)球覆盖使得金融制裁具备即时(shi)性与惩罚性，而SWIFT的信息控(kong)制则(ze)赋予(yu)制裁行为(wei)更大的精确性和透明度。即便是(shi)技术出口管制，也(ye)需要通(tong)过金融惩罚措施（如限制美金交(jiao)易、开具巨(ju)额罚款）来确保其实行。俄乌战争期间推出的俄油价格(ge)上限机制就显示了这(zhe)种联动：通(tong)过G7国家对海运(yun)保险(xian)与金融结算体系的把控(kong)，美国等国家成(cheng)功将价格(ge)天(tian)花板延伸(shen)到本应(ying)“域外”的市场交(jiao)易中。这(zhe)些相(xiang)互依存的枢纽(niu)，使得美国能够用非军事手段在全(quan)球范围内实施复杂而强效的国家战略。

四代技术官僚(liao)接力，构建美国经济战体系

美国当代经济战的工(gong)具和模式，自“9·11”事件之后逐(zhu)步成(cheng)形，其主要推动者活跃于财政部、国务院、国家安(an)全(quan)委员会，以及近年新加入的商务部。他们设计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武器，建设起(qi)新的制度架(jia)构，在错综复杂的外交(jiao)与国内政治环境中推动国家利益，使美国的权力投射(she)方式发生(sheng)深远转变。

这(zhe)一历史(shi)可以追溯至小布(bu)什政府时(shi)期。2004年，美国财政部设立了“反恐与金融情报办(ban)公(gong)室”，由原司法(fa)部律师斯图尔特·莱维（Stuart Levey）出任首任副部长，尽管他此前鲜有外交(jiao)经验，却成(cheng)为(wei)当代经济国策的奠(dian)基人物(wu)。最初(chu)任务是(shi)打击恐怖主义融资，但莱维很(hen)快将注意(yi)力转向(xiang)伊朗等国家行为(wei)体。在美国对伊朗的传统制裁已失效的背景下，他开创了“间接制裁”策略，利用全(quan)球金融体系对风险(xian)的天(tian)然规避倾向(xiang)，而非仅靠美国本土的直(zhi)接禁令。

他与助手亚当·苏宾（Adam Szubin）发起(qi)一场“耳语战役”（whisper campaign），直(zhi)接与国际大银行的高管和合(he)规官交(jiao)流，展示伊朗银行如何通(tong)过“去标识化”等手段掩盖其资助核扩散与恐怖主义的行为(wei)。相(xiang)关(guan)情报经去机密处理后展示给银行，从而向(xiang)其施压：若继续与伊朗业务往来，将面临重大法(fa)律和声誉风险(xian)。

与此同时(shi)，财政部对伊朗的重要金融机构——如萨德拉特银行和梅利银行——实施“阻断(duan)制裁”，切断(duan)其在美金体系中的一切操作，连此前允(yun)许的“U型交(jiao)易”也(ye)不再例外。此类策略有效武器化了全(quan)球金融互联性，使大部分国际银行即便未受本国政府或联合(he)国强制命令，也(ye)主动选择与伊朗“去风险(xian)”操作。

莱维在任期间，确立了TFI、其下属的海外资产控(kong)制办(ban)公(gong)室（OFAC）以及独立情报分析单位在国家安(an)全(quan)中的关(guan)键(jian)角色。2011年，他离职加入汇丰银行，协助这(zhe)家因(yin)伊朗制裁问题面临巨(ju)额罚款的机构导航其合(he)规体系，颇具讽刺意(yi)味。之后他亦参与主导Diem加密货币项目。

苏宾从莱维的助手成(cheng)长为(wei)制裁实行体系的核心人物(wu)。2006年年纪(ji)轻轻便担任OFAC主任，主持(chi)伊朗制裁方案的具体落地。他代表了新一代“制裁技术官僚(liao)”——具备深厚法(fa)律和合(he)规知(zhi)识的官员，能够设计并实行复杂的经济惩罚机制。

当奥巴马政府在国会压力下决定将制裁扩展至伊朗原油出口与中央银行，苏宾设计出一系列(lie)新机制，如将伊朗的石油收入强制留(liu)存在海外托管账户中，无法(fa)随意(yi)动用。他后来也(ye)成(cheng)为(wei)“伊核协议”（JCPOA）谈判阶段的关(guan)键(jian)人物(wu)之一，直(zhi)接向(xiang)国务卿克里简报，管理可能制裁解除的技术细节。最终他接替莱维成(cheng)为(wei)TFI代理副部长，继续推动财政部国家安(an)全(quan)角色的制度化发展。他的职业路径(jing)体现了专(zhuan)业制裁技术官僚(liao)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崛起(qi)。

戴维·科恩（David Cohen）在2011年接替莱维，成(cheng)为(wei)TFI副部长。这(zhe)位莱维的前律所同事，在与伊朗达(da)成(cheng)核协议前的“极限施压”阶段掌(zhang)舵财政部制裁架(jia)构。他推动了制裁伊朗中央银行的决定，以及包含减油配额豁(huo)免与托管账户机制的复杂原油制裁政策，平衡(heng)了国会特别是(shi)参议员梅嫩(nen)德斯与柯克的强硬立场与全(quan)球能源市场的稳定需求。其任期反映出制裁政策的日益复杂性，既要应(ying)对国内政治博弈，也(ye)要维护国际经济秩序。此后他转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财政部金融情报系统与传统情报机构间的人才流动由此可见一斑。

2014年克里米(mi)亚危机爆发后，新的人物(wu)与制度逻辑(ji)登上舞台。当时(shi)担任财政部长的杰克·卢（Jack Lew）比前任更积极介入政策制定。他意(yi)识到，面对如俄罗斯这(zhe)类高度互联的大型经济体，不能单靠法(fa)律和情报分析，必须引(yin)入宏观经济建模能力。他推动将TFI与财政部国际事务司（IA）更紧密融合(he)，使制裁策略具备更强的系统性与前瞻性。与此同时(shi)，他也(ye)提醒过度依赖制裁可能削弱美金的全(quan)球地位与这(zhe)一工(gong)具的长远效能。

戴利普·辛格(ge)（Daleep Singh）在危机期间亦崭露头角。这(zhe)位曾在高盛工(gong)作、后进入财政部国际事务司的市场专(zhuan)家，提出对俄罗斯实施“精准(zhun)切割”的部门性制裁方案，限制特定国有银行与能源企业在西方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旨在打击其中长期资金获取路径(jing)，而非粗暴封(feng)锁其整体经济，以避免市场恐慌。

他的设计展现了如何利用金融市场专(zhuan)业知(zhi)识将经济武器精细化。拜登政府时(shi)期，他升任国家安(an)全(quan)委员会国际经济事务副顾问，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主导了对俄全(quan)面制裁的架(jia)构，推动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这(zhe)一史(shi)无前例的决策。

外交(jiao)在2014年的制裁行动中也(ye)发挥关(guan)键(jian)作用。国务院首次设立“制裁政策协调员”职务，由资深外交(jiao)官丹·弗里德（Dan Fried）担任。这(zhe)位长期研究俄罗斯事务的专(zhuan)家意(yi)识到：若无欧(ou)洲配合(he)，对俄制裁将无效甚(shen)至欲速不达。他创设“联络小组”机制，聚集G7及其他主要国家官员，绕开正(zheng)式却缓慢的程序，进行灵活高效的非正(zheng)式协商。这(zhe)一机制为(wei)后来的G7经济安(an)全(quan)协调奠(dian)定基础。

他在2017年退(tui)休，川普政府随后解散该职位，后在国会推动下重新设立。同样在2014年积极推动强硬制裁的资深外交(jiao)官维多(duo)利亚·纽(niu)兰(lan)（Victoria Nuland），后来亦在拜登政府回归高级职务，持(chi)续影响美国外交(jiao)方向(xiang)。

川普政府时(shi)期，美国国家战略的重心出现明显转向(xiang)，聚焦于中国，并将“技术瓶颈”（chokepoints）系统性地武器化。时(shi)任副国家安(an)全(quan)顾问马修·波廷格(ge)（Matt Pottinger）在这(zhe)一转变中扮演关(guan)键(jian)角色。作为(wei)前《华(hua)尔街日报》驻华(hua)记(ji)者、精通(tong)中文的海军陆战队员，波廷格(ge)在意(yi)见分裂的政府内部担任了“翻译者”的角色，不仅是(shi)语言(yan)上的转换，更是(shi)对我国经济行为(wei)的战略性解读。

他推动政府将我国的产业政策和全(quan)球扩张视(shi)为(wei)一种“经济侵略”，并主张将出口管制作为(wei)遏制我国技术崛起(qi)的核心工(gong)具。他是(shi)最早明确主张打击华(hua)为(wei)、剥夺其对先进技术获取路径(jing)的重要人物(wu)之一。他的介入帮助美国国家安(an)全(quan)战略明确了与中国围绕科技优势展开的大国竞争格(ge)局。

在贸(mao)易领域，时(shi)任美国贸(mao)易代表莱特希泽(ze)（Robert Lighthizer）主导了对中国政策的根本转向(xiang)。他长期批判自由贸(mao)易理念，尤(you)其反对中国加入世(shi)贸(mao)组织带来的结构性影响。在他看来，关(guan)税不仅是(shi)谈判工(gong)具，更是(shi)实现中美经济“脱钩”的必然手段。他主导发起(qi)了对中国知(zhi)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的“301条款”调查，为(wei)大范围关(guan)税制裁提供法(fa)律依据。这(zhe)一举措标志着美国数(shu)十(shi)年来贸(mao)易政策路线的断(duan)裂，是(shi)对全(quan)球化共识的实质性挑战。

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则(ze)将其所领导的部门转型为(wei)美国经济战的核心实行力量之一。在面临来自企业界的游(you)说与鹰派本能的拉扯中，他批准(zhun)了对中兴通(tong)讯的禁售令，以及对福建晋华(hua)、华(hua)为(wei)的“实体清单”制裁。这(zhe)些举措使得出口管制成(cheng)为(wei)一项能够直(zhi)接瘫痪(huan)目标企业、切断(duan)其与美国关(guan)键(jian)技术联系的强力武器。商务部下属的工(gong)业安(an)全(quan)局（BIS）因(yin)此地位跃升，成(cheng)为(wei)与财政部海外资产控(kong)制办(ban)公(gong)室并驾齐驱的关(guan)键(jian)行动机构。

这(zhe)些横(heng)跨不同机构与任期的官员共同构筑了今日美国经济战的制度框(kuang)架(jia)。从财政部的莱维与苏宾确立技术中枢，科恩在危机中推动实行，卢与辛格(ge)将宏观经济战略引(yin)入制裁思维，到外交(jiao)官弗里德搭建起(qi)多(duo)边协调机制，再到波廷格(ge)、莱特希泽(ze)和罗斯将技术竞争纳入大战略体系，他们的联合(he)作为(wei)使经济战成(cheng)为(wei)美国外交(jiao)政策中的核心组成(cheng)部分。他们之中有的已离开政府进入私营(ying)部门，与自己曾打造的制度体系发生(sheng)新的交(jiao)集，但他们所奠(dian)定的制度与路径(jing)已深深镶嵌进美国对外战略的结构之中，形成(cheng)一套既强大又复杂、充满风险(xian)的国家权力工(gong)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