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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战的爆发从某种意义上说(shuo)也(ye)是“直接政治沟通失败”的结果。1914年夏，直接对话实际上被相互猜忌和偏执假设所取代。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各国之间(jian)的政治沟通似乎强于(yu)当年，然而，傲慢与偏见(jian)，加上政治正确，当然还有各自的利益，使得冲突各方的沟通很难进行。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的三年中，西方几乎中断了与莫斯科所有官方渠道的交流。

“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不管这句话是出自古希腊“悲剧之父(fu)”埃斯库罗斯（?schylus），还是一战时期美(mei)国共和党参议员(yuan)约翰逊（Hiram Johnson），其意义在于(yu)对“战时难有真相可言”的陈(chen)述或控(kong)诉。从这个意义上说(shuo)，这句格(ge)言不仅适用于(yu)当时，同样也(ye)能(neng)在当下找到(dao)许多对应的例子(zi)。

普林西普行刺奥匈皇储

一战的“导火索”是奥匈皇储斐(fei)迪南在萨拉热窝遇(yu)刺，但该事件发生的深层(ceng)原因其实是被史界称(cheng)为“不可救赎的民族主义”：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当年行刺，是为了建立(li)一个“大塞尔维亚国”，也(ye)是为波斯尼亚境(jing)内的塞族争取权益；俄乌战争的爆发——不管是借口还是事实——，多少也(ye)与少数族群在一个国家所受的待遇(yu)有关。

凡(fan)此种种，似乎都在验(yan)证着马克·吐温当年说(shuo)过的那句话：“历史不会(hui)重复(fu)，但会(hui)经常押韵”（“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often rhymes.”）

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来(lai)探(tan)索历史与现实存在哪些平行线和交汇点，以及大家应该从中得出哪些经验(yan)教训。

主观感受与战略误判

爆发战争的诱因很多，也(ye)很复(fu)杂。但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对外界以及主要对手的感受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会(hui)直接影响到(dao)本国的战略取向(xiang)和具体措施(shi)。

战前的奥匈帝国风雨飘摇，危机四伏(fu)。在这个多民族国家中，各个族群都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仇恨”充满了社会(hui)的各个阶层(ceng)：在内有各族群之间(jian)以及对共同敌(di)人犹太人的仇恨；对外则(ze)是对法俄加盟的“协约国”以及塞尔维亚王国背叛式靠近莫斯科的仇恨。用皇帝弗朗(lang)茨·约瑟夫（Franz Josef I）自己的话说(shuo)，“在我的帝国中，危机永远不会(hui)消失。”

1879年德奥建立(li)同盟关系后，维也(ye)纳和柏林一直是亲密的“兄弟(di)加战友”。只不过，虽然双(shuang)方强调所谓的“尼伯龙根忠诚”（Nibelungentreue），即一种根植于(yu)日耳曼传统学问的无条件的感性式效忠，但两者的主次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代表霍亨佐伦一脉的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政治统一后已(yi)成为中欧的主导力量，而哈布斯堡一脉的奥匈帝国虽然曾在德语区域独占鳌头，但此时由于(yu)内外交困而不得不严重依赖柏林，并最终导致失去军事和外交上的行动自主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奥匈帝国的政治精英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被包围、被羞辱”的主观感受。苏联末期和冷战结束后，莫斯科应该也(ye)能(neng)切身体会(hui)到(dao)当年维也(ye)纳的境(jing)遇(yu)。

关于(yu)苏联解体，普京有过两次著名的概括：2004年，他称(cheng)其为“一场巨大的全(quan)国性悲剧”；2005年，他在向(xiang)全(quan)国发表演讲中，认为那是“20世(shi)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前者的重点是反思苏联内政的缺失，后者则(ze)是指向(xiang)国际局势和他国势力的影响。

一个帝国在解体后，还有一段“后续体感”存在。就如同“幻(huan)肢痛感”（phantom limb）一样，人在失去四肢后会(hui)产生幻(huan)觉，似乎依然能(neng)感受到(dao)四肢还附在躯干上时的疼痛。

苏联解体后，很多苏联人都有过这种体验(yan)。德国弗莱堡大学历史学家雷昂哈德（J?rn Leonhard）认为，普京是在后帝国时期巧妙利用“幻(huan)肢痛感”来(lai)做文章的人。

冷战结束后，认为“历史已(yi)经终结”的其实不光是福山(shan)（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和西方的政治学问精英，也(ye)包括叶利钦、乌克兰独立(li)后首任(ren)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的舒什科维奇、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等一干“独联体”政要。

《霹雳红星(xing)》：苏联即将解体时拍的阿富汗战争片中的一幕(mu)

但是，苏联解体后，从开始对欧美(mei)的信任(ren)、靠近和效仿，到(dao)被北约和欧盟东扩至(zhi)家门口，再到(dao)最后被美(mei)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贬为“区域性大国”，俄罗斯在与西方打交道中，可谓经历了希翼、失望、屈辱、绝望和愤怒等种种心路历程，也(ye)才有普京后来(lai)的对乌“背水一战”。

而普京当年经历的，今天的泽连斯基正在步其后尘(chen)，而且后果或许更惨。特(te)朗(lang)普让加拿大等盟国体会(hui)到(dao)的，何尝又不是大同小异的“抛弃(qi)”和“背叛”呢？

当然，“主观”感受未必是客(ke)观事实，感觉受到(dao)威胁不等同于(yu)真的受到(dao)了威胁，但多少能(neng)反映当事人和当事国所经历的心理(li)落差。

有了各自的主观感受，各方于(yu)是就有可能(neng)作出各种战略误判：

当年奥匈帝国之所以放弃(qi)外交斡旋，对塞尔维亚迅速宣战，除了背后有德皇“空白支票”在撑腰和对俄罗斯快速坚定反应估计不足之外，也(ye)因为它坚信拿塞尔维亚这个“弱者”开刀更有胜算，更能(neng)以较小的代价重振国威。结果却是整个帝国的覆灭。

普京“特(te)别(bie)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否也(ye)有为苏联解体雪耻或民族主义的动机？这不是说(shuo)普京的计划是出于(yu)单纯的感性冲动，但起码不能(neng)排除种种屈辱的“主观感受”在其决策中所起的心理(li)作用。当然，俄乌冲突一打三年，也(ye)有莫斯科开始时严重低估和误判欧美(mei)抱团援乌之决心的缘故。

关键是，不好的体验(yan)容易导致失去信任(ren)，而失去信任(ren)则(ze)导致猜忌和误判，结果就是灾难性的决策。

战争宣传与战争借口

在作今昔对比时，如果觉得“不同”大于(yu)“相同”，那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人类社会(hui)在不断发展，生活方式、政治理(li)念、科技(ji)手段、军事装备等都日新月异，与过去难以同日而语。

以媒体效应为例：与当下相比，上世(shi)纪初(chu)没有任(ren)何国家拥有足够的宣传手段。譬如，英国政府在一战爆发时不得不与诺斯克利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的报业帝国密切合作，以制定战时舆(yu)论政策。其他地方的情(qing)况也(ye)类似，德国实际上直到(dao)1916年才具备有效的宣传基础。

尽管如此，当年的决策者们在可能(neng)的条件下仍努力影响公众舆(yu)论，欧洲的“政治公众舆(yu)论”因此逐渐成型。

在如何进行战争宣传方面，欧洲大国的做法各显神通：柏林早在1900年就通过民族主义媒体发表报刊文章，以及成立(li)各类协会(hui)来(lai)推广其造舰计划，当时的“舰队协会(hui)”（Flottenverein）拥有110万会(hui)员(yuan)。巴黎则(ze)试图通过煽动对德国发动“突然袭击”（attaque brusquée）的恐惧来(lai)赢(ying)得广大民众对1913年大规模提升军备的支撑(chi)。在英国，政府批准(zhun)成立(li)的海军联盟和国民服役联盟聚集了30万之众。

在这类方式的运作之下，1913年的欧洲社会(hui)实际上已(yi)被“军事化”。武(wu)装力量在德国、法国和奥匈帝国等地享有很高(gao)的声望，被视为国家的化身；军队领导层(ceng)的评估也(ye)因此变得举足轻重，对政治的影响日益增长。

欧洲各大城市的战争纪念碑，如柏林的胜利柱、伦敦特(te)拉法加广场上的纳尔逊柱、巴黎的凯旋门或圣彼得堡的亚历山(shan)大柱，似乎不断在做“广告”，提醒着每一位路人记住他们国家的战争历史和“战神”人物(wu)。在欧洲国家的神话与象征中，战争和军事本来(lai)就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为国家提供了采取战争手段的合法性和合理(li)性。

当然，战争在欧洲的种种存在形(xing)式不仅源于(yu)上述历史记忆，还源自当时流行的意识形(xing)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社会(hui)达(da)尔文主义”。

这个理(li)论将“斗争”和“权力”提升为政治行动的引导原则(ze)，并认为国家必须以扩张为目标。尽管只有少数政治家信奉激进的社会(hui)达(da)尔文主义，但在德英法语言中，“生存之战”（“Kampf ums ?berleben”、“lutte pour la vie”、“struggle for life”）这等口号已(yi)深深扎根在人们的政治思维与行动中。

列(lie)强之间(jian)的经济竞争似乎也(ye)证实了社会(hui)达(da)尔文主义的假设。1900年前后的英国和德国（法国较少），人们普遍认为未来(lai)会(hui)形(xing)成几个庞大的世(shi)界帝国，国家的势力范围规模及其资源配置将决定20世(shi)纪谁主沉浮。

所有这些，都为发动战争提供了土壤，找到(dao)了“借口”（casus belli）。

一战时德国陆军实际领导人、“总体战”理(li)论的奠基者鲁登道夫将军（Erich Ludendorff）就曾明(ming)白无误地表示(shi)：如果欧洲大陆爆发战争，就必须“制定战争借口，使得全(quan)民一致且热情(qing)地拿起武(wu)器。”

1898年，好战的山(shan)姆大叔向(xiang)西班牙发出警告的漫画。维基百科

当焦距被拉回到(dao)今天的世(shi)界，人们会(hui)发现，人类社会(hui)的本质(zhi)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换了形(xing)式和视角。

有记者问《梦游者：欧洲如何走(zou)向(xiang)第一次世(shi)界大战》一书的编辑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为何称(cheng)一百多年前的第一次世(shi)界大战是一个“现代事件”，他的回答非常具有画面感：“当我在学校了解那段历史时，眼前浮现的是过去的世(shi)界：华丽的哈布斯堡制服和复(fu)杂的宫(gong)廷仪式。但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才意识到(dao)它其实始于(yu)一个车队穿过一座城市，还有一位自杀式行刺者……而这些是大家从现代世(shi)界中了解到(dao)的东西。”

叙(xu)事方式变了，宣传手段变了，但当年各国参战的那些论点和做法今天依然能(neng)听(ting)到(dao)和看到(dao)，譬如，争着扮演“受害者”；眼中只有别(bie)人的挑衅，而没有自己的不当；自己的措施(shi)是防御性的，对方的则(ze)是进攻性的。

二战后出生的比利时历史学家莫雷利（Anne Morelli）在其著作《战争宣传的基本原则(ze)》（Principes élémentaires de propagande de guerre）中，将以下宣传技(ji)巧称(cheng)为“新十诫”：

1.大家不想(xiang)要战争，2.敌(di)对阵(zhen)营要负全(quan)责，3.敌(di)人的领导是魔鬼，4.大家为正义的事业而战，5.敌(di)人使用非法武(wu)器，6.敌(di)人故意犯(fan)下暴行，大家只是意外犯(fan)错(cuo)，7.大家的损失很小，敌(di)人的损失巨大，8.艺(yi)术(shu)家和常识分子(zi)支撑(chi)大家的事业，9.大家的使命是神圣的，10.质(zhi)疑大家报道的人是叛徒。

1.大家不想(xiang)要战争，2.敌(di)对阵(zhen)营要负全(quan)责，3.敌(di)人的领导是魔鬼，4.大家为正义的事业而战，5.敌(di)人使用非法武(wu)器，6.敌(di)人故意犯(fan)下暴行，大家只是意外犯(fan)错(cuo)，7.大家的损失很小，敌(di)人的损失巨大，8.艺(yi)术(shu)家和常识分子(zi)支撑(chi)大家的事业，9.大家的使命是神圣的，10.质(zhi)疑大家报道的人是叛徒。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提及的德国政治家基塞韦(wei)特(te)就认为,社交媒体是“真相之战”（War of Truth）的阵(zhen)地。问题是，现代传媒工具并非是某一方的“专利”，各方都在用其为自己的叙(xu)事服务，因此，所谓“真相”只可能(neng)是相对的。

但有一点是肯(ken)定的，今天的政府或政客(ke)若想(xiang)发动战争，可用以战争宣传的信息传播渠道和媒体手段极为丰富，因而危险(xian)性也(ye)更高(gao)。

小说(shuo)《黄鸟》（The Yellow Birds）的编辑鲍尔斯（Kevin Powers）在记录他在伊拉克作为士兵的经历时说(shuo)过一句话：“将敌(di)人非人化”（Entmenschlichung des Feindes）是战争的一部(bu)分。因此，无论是战争宣传还是借口，屡试不爽的套路过去和现在其实大同小异，特(te)别(bie)是以下两种：

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

在一战期间(jian)，列(lie)宁从阶级性的角度将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这一论点是否能(neng)说明所有战争形(xing)态值得商榷。《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确立(li)的“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wu)力或武(wu)力威胁”原则(ze)，是否真正起到(dao)了禁战和止战的作用也(ye)值得探(tan)讨。

人们看到(dao)的实际情(qing)况是，“正义与非正义”往往成为战争参与方之间(jian)的“文字(zi)游戏”和“各执己见(jian)”，其中不乏明(ming)显的战争借口：

奥匈皇帝认为向(xiang)塞尔维亚宣战理(li)所当然且势在必行，理(li)由是自己的皇储被当地的塞族激进分子(zi)刺杀。

希特(te)勒(le)对波兰不宣而战，拉开二战序幕(mu)，是因为德国边境(jing)遭到(dao)波兰的袭击（其实是自导自演），是忍无可忍的自卫。

美(mei)英入(ru)侵伊拉克是为了制止萨达(da)姆·侯赛(sai)因制造核武(wu)器，事后证明(ming)这一理(li)由“子(zi)虚乌有”。

北约以“人道主义”为由对科索沃(wo)战争进行武(wu)装干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禁武(wu)条款，因此是一场违反国际法的军事行动。

福克兰群岛(dao)/马尔维纳斯战争，对阿根廷而言是收复(fu)失地反殖民的“正义”战争；对英国来(lai)说(shuo)，出兵保护拥有“英国学问身份的岛(dao)民”符合联合国民族自决原则(ze)。

普京对乌采取“特(te)别(bie)军事行动”，四个主要理(li)由是：1）遭到(dao)北约的围堵，2）俄乌传统上就是一体，3）乌东地区的俄族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xian)，4）对美(mei)欧支撑(chi)下的乌克兰可能(neng)的侵犯(fan)进行“先发制人”。

1900年7月27日，德皇威廉二世(shi)以德驻华公使克林德（Clemens August Freiherr von Ketteler）被杀为借口，向(xiang)中国派遣(qian)远征军，加入(ru)侵华的八国联军。他在不来(lai)梅港送(song)别(bie)部(bu)队时发表过一个臭(chou)名昭著的“匈奴演说(shuo)”（Hunnenrede）。

德皇威廉二世(shi)在不来(lai)梅港的劳埃德大厅前，穿着海军陆战队营制服发表讲话。维基百科

该演说(shuo)有“官方”和“非官方”两个版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演说(shuo)内容和措辞(ci)极富争议，所以不得不进行“润色和删减(jian)”。笔者在此引用“非官方”文本中的一段：

“当你们遇(yu)到(dao)敌(di)人时，就要击败他们！不要给(gei)予宽恕！不要俘(fu)虏！任(ren)何落入(ru)你们手中的人都归(gui)你们处置！就像一千年前匈奴人在他们的国王阿提拉领导下赢(ying)得并流传至(zhi)今的威名一样，愿你们的行动也(ye)能(neng)使德国人这个名字(zi)在中国威震一千年之久，让中国人从此再不敢斜视一个德国人！”

文字(zi)一目了然，寓意一清二楚：“大家正义而威武(wu)，你们野蛮又垃圾”。

“天使”与“魔鬼”

为了让自己的战争准(zhun)备和武(wu)力行为显得顺理(li)成章，在自我“神圣化”的同时还必须要“妖魔化”对手。这种手段也(ye)被称(cheng)之为“情(qing)绪动员(yuan)”（the emotional mobilization）

自我“神圣化”的具体表现就是标榜自己“热爱和平”、“为了和平”，把自己参与的战争描述为一场背后有神圣使命的“十字(zi)军东征”。

一战期间(jian)，常用的参战理(li)由概括起来(lai)说(shuo)就是以下三点：“消灭军国主义”，“捍卫小国弱国”，“为民主做好准(zhun)备”。这些听(ting)起来(lai)非常光荣(rong)的目标，后来(lai)几乎在每次冲突前夕都会(hui)被逐字(zi)重复(fu)。

一战前法国政府动员(yuan)军队时提出的理(li)由是“这是维护和平的最佳手段”；纳粹德国外长里宾特(te)洛甫在为进攻波兰辩护时说(shuo)：“元首不想(xiang)要战争，他下决心时心情(qing)沉重，但战与和不取决于(yu)他，而是波兰”。

一百多年后的2014年，神父(fu)出身的德国前总统约高(gao)克（Joachim Gauck）在“慕安会(hui)”这样的国际场合上发言时，要求德国为确保“人权”和“法治”采取更坚决的行动，必要时也(ye)包括军事行动。

小布什将伊拉克战争描述为对抗“流氓(mang)国家”和“邪恶轴心”的十字(zi)军东征，是“善与恶的斗争”。将民主带到(dao)伊拉克是“大家”的责任(ren)，这是直接源自上帝意志的善举。因此，发动战争成了实现神圣意志的行为。

日前，泽连斯基在特(te)朗(lang)普的施(shi)压(ya)下提出30天无条件停火时，也(ye)声称(cheng)是为了和平解决冲突。既然停火是为了和平，那之前为何没有提出停火？

“妖魔化”对手则(ze)是另一剂“灵丹妙药”。

科索沃(wo)战争期间(jian)，法国《快报》（L'Express）在描绘塞尔维亚总统米(mi)洛什维奇时不谈(tan)其观点，而是强调他是个反复(fu)无常、情(qing)绪波动、“病态”、“暴力”和“易怒”的人，还绘声绘色地描写道：“他发怒时面部(bu)扭曲，转眼间(jian)又恢复(fu)了镇定……”

美(mei)英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小布什总统或布莱尔首相义正词严地说(shuo)：“敌(di)对阵(zhen)营肯(ken)定是由一个疯(feng)子(zi)、一个怪物(wu)领导的……他挑战大家，大家必须将人类从他手中解放出来(lai)。”

罗米(mi)奇（Miliana Romic）在其题为《情(qing)绪动员(yuan)——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战争》的论文中写道：“在战争宣传中，有意识地使用关键词是最重要的技(ji)术(shu)手段之一。独裁者、仇恨、武(wu)器、恐怖主义、压(ya)迫、政权、暴政、邪恶、狂热等词语被用来(lai)构建清晰的敌(di)对形(xing)象，并以此来(lai)制造恐惧和不安。”

她(ta)还用具体数据(ju)证明(ming)主流媒体是传播这些言论的“急先锋”，指出这些“意见(jian)领袖”在政治正确的影响下，与政治决策者一起不加审核即传播许多不实信息，用巧妙的手法影响公众的视角和认知。

她(ta)举例说(shuo)：如果德国联邦政府将南斯拉夫境(jing)内冲突描述为“内战”，那么(me)德国民众对军事参与的赞同率就会(hui)降低，武(wu)装干预的合法化也(ye)就不成立(li)。因此，官方和媒体就将南斯拉夫局势描写成“推翻一个残酷压(ya)迫人民的独裁者”。之后，德国参战的支撑(chi)率一下就高(gao)涨至(zhi)45.1%。

扩军备战与结盟政策

去年5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解除了绍伊古（Sergei Shoigu）这位军人出身的防长职务。此消息本身轰动性不大，因为绍伊古2012年就职后就有过起落升降。出人预料的倒是继任(ren)人选别(bie)卢索夫（André? Beloussov），因为此公并非军人，而是位经济学家。

很明(ming)显，普京的这个人事安排标志着俄罗斯开始进入(ru)“战时经济”，也(ye)意味着俄乌战争短期内不会(hui)真正结束。

作为这场军事冲突的一方，俄罗斯的这一战略举措很正常。一战时期，德意志帝国就实行过“战时经济”，其他参战国家，如英、法、美(mei)、俄、奥匈，虽然避用这个称(cheng)谓，但实际做法也(ye)八九不离十。

按理(li)说(shuo)，这也(ye)是今昔相比之下的一个共同点，应该被纳入(ru)本文的叙(xu)述范畴。但是，“战时经济”的目的和手段毕竟很清晰，因此不妨把省下的篇幅用来(lai)关注另一个问题：这次在“官宣”上一直避免成为冲突方的欧盟，最近为何大张旗(qi)鼓地急速扩军？换而言之，非参战方为何也(ye)开始“穷兵黩武(wu)”了？

不久前，欧盟委员(yuan)会(hui)主席(xi)冯德莱恩向(xiang)欧盟各国领导人提出了一项耗资巨大的欧洲军备计划，名为“重新武(wu)装欧洲”计划（ReArm Europe）。

根据(ju)Statista提供的这张图表，欧洲总共可以集资8000亿欧元。如果成员(yuan)国额外将其经济产出的1.5%投资于(yu)国防，四年内共可筹到(dao)6500亿欧元。而且，这部(bu)分将不受“稳定与增长公约”的举债(zhai)限制，更不会(hui)受到(dao)相应制裁。欧盟此举无异于(yu)在鼓励成员(yuan)国借钱强军。

此外，该计划还提出了一个1500亿欧元的“新基金”，以增加欧盟的国防投资，其中包括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该计划还将从欧盟预算中抽(chou)调出更多资金用于(yu)与国防相关的投资。计划的最后两项是推进所谓的“储蓄和投资联盟”，以及借助欧洲投资银行来(lai)调动私人资本。

德国新政府尚未上位，联邦议会(hui)日前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批准(zhun)修宪，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揽子(zi)财政计划”开了绿灯(deng)。根据(ju)这项计划，涉及国家安全(quan)的那部(bu)分开支（国防、民防、情(qing)报部(bu)门以及网络(luo)安全(quan)）如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相当于(yu)约440亿欧元），可以举债(zhai)实现，而且上不封(feng)顶。

冷战结束后，欧洲23个国家先后暂停了义务兵役制，取而代之的是职业军队，如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典(dian)、葡萄牙、西班牙等。所谓“暂停”是指法律(lu)条款依然存在，但暂时不实行。

如今，作为欧盟内最主要的两个国家，德法对恢复(fu)义务兵役制的讨论方兴未艾，甚至(zhi)有人开始重提建立(li)“欧洲军”（European Army）的议题。

根据(ju)法国《巴黎人报》（Le Parisien）3月15日发布的一项民调，86%的受访者主张恢复(fu)兵役制，其中53%表示(shi)支撑(chi)恢复(fu)“义务兵役制”。此前，德国北德电台在本地区也(ye)进行了一次民调，70%的受访者表示(shi)支撑(chi)恢复(fu)2011年暂停的义务兵役制。另据(ju)国际网络(luo)市场调查和数据(ju)分析企业YouGov三月初(chu)发布的民调结果，赞成恢复(fu)的甚至(zhi)高(gao)达(da)58%。

欧盟和德法等国“赶集”似的推出这些计划，很容易让人联想(xiang)到(dao)一战前夜各国纷纷开始“总动员(yuan)”的情(qing)景：

俄罗斯在1914年7月25日开始秘密进行部(bu)分动员(yuan)，这被德国解读为准(zhun)备开战的信号；7月30日，俄罗斯尽管仍愿意进行谈(tan)判，但还是启动了全(quan)面动员(yuan)，这反过来(lai)又被德国视为挑衅；压(ya)力之下的德国政府于(yu)是也(ye)开始进行动员(yuan)，并于(yu)第二天宣布进入(ru)“战争威胁状态”；俄法对此的反应是向(xiang)德发出最后通牒，这又被德方视为进一步挑衅……

就这样，这场“七(qi)月危机”（Julikrise）在短短数日后便演变成一场持(chi)续四年之久、造成1000万军人和700万平民死亡、2000万人受伤的“旷(kuang)世(shi)”战争。

如果一战时期各国官民知道等待他们是这样的结果，还会(hui)带着那份“狂热”将自己的亲人送(song)上战场吗？决策者们还会(hui)如此意气用事和自以为是吗？那么(me)，今日“俄乌战争”的直接和间(jian)接参与者，是否也(ye)对自己提出过类似的拷问呢？

当下欧盟诸国的“重新武(wu)装”热潮主要可以归(gui)纳为以下三个原因：

过去几十年的“和平红利”和美(mei)国的安全(quan)保障让欧洲各国沉湎于(yu)“先经政治”，因而荒废了武(wu)功(gong)；

俄乌战争让欧盟诸国看到(dao)战火已(yi)烧到(dao)家门口，莫斯科展示(shi)的“獠牙”让欧洲的恐俄症（Russophobia）再次泛滥；

最关键的因素(su)是特(te)朗(lang)普当局在全(quan)球战略上已(yi)展露出改(gai)弦易辙的意图，欧洲切身感受到(dao)盟友和老大的“冷漠”，担心随时有可能(neng)被其“抛弃(qi)”。

过去几十年的“和平红利”和美(mei)国的安全(quan)保障让欧洲各国沉湎于(yu)“先经政治”，因而荒废了武(wu)功(gong)；

俄乌战争让欧盟诸国看到(dao)战火已(yi)烧到(dao)家门口，莫斯科展示(shi)的“獠牙”让欧洲的恐俄症（Russophobia）再次泛滥；

最关键的因素(su)是特(te)朗(lang)普当局在全(quan)球战略上已(yi)展露出改(gai)弦易辙的意图，欧洲切身感受到(dao)盟友和老大的“冷漠”，担心随时有可能(neng)被其“抛弃(qi)”。

根据(ju)最近分别(bie)在德、法、英、意和西班牙所做的民调结果，除意大利之外，其他国家的受访者给(gei)美(mei)俄领导人的“危险(xian)性”几乎打了平分：特(te)朗(lang)普74%，普京79%。在这个大变局中，欧洲国家不得不问，美(mei)国如今依然是伙(huo)伴，还是已(yi)成对手？

1878年，俾斯麦倡议的《柏林条约》签署

回望历史，人类之所以能(neng)坠入(ru)两次世(shi)界大战的灾难深渊，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曾被热捧的“结盟政策”。

作为一种战略构思和实践，古今中外都有不少结盟先例，如中国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欧洲中世(shi)纪的“封(feng)建联盟”，18世(shi)纪末19世(shi)纪初(chu)对抗拿破仑的“反法同盟”，一战时期的协约国和同盟国，二战时期的同盟国和轴心国，冷战时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zhi)”和“华沙条约组织(zhi)”等。

从结果来(lai)看，除俾斯麦在欧洲编制的错(cuo)综复(fu)杂的“结盟”架构外，第二次世(shi)界大战之前的联盟方略，绝大多数均以“群殴”告终，特(te)别(bie)是一战期间(jian)。

二战后各国汲取过往的教训，调整了结盟目的。新的结盟政策主要是为了遏制对手，联合自卫，威慑效应和维持(chi)均势，其重点是“自卫”和“均势”这两大块(kuai)。

冷战结束后，“华约”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北约”却保留了下来(lai)。原因很清楚，在此恕不赘述。

这一发展进程带来(lai)以下三个后果：

美(mei)国在国际上一家独大，欧洲盟国享受利益均沾，世(shi)界上原有的战略均势不复(fu)存在；

历史都被终结了，天下再无对手，北约的“集体防卫”自然也(ye)就没了必要；既然闲着没事干，于(yu)是开始“兼职”或“转行”，变成“世(shi)界警察”和“民主干涉主义”的工具。

不仅如此，“北约”还伙(huo)同“欧盟”一路向(xiang)东，势如破竹，直接把东欧纳入(ru)自己的版图，让几乎没有自然屏(ping)障的俄罗斯西部(bu)边界“敞胸露怀”，暴露无遗(yi)。

这种没有均势的国际格(ge)局和极不公平的国际秩序迟早会(hui)令世(shi)界不安，这也(ye)是某种历史必然。

随着俄罗斯的渐渐复(fu)苏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力量的崛起，“恢复(fu)均势”和“建立(li)多极”的呼声越来(lai)越高(gao)，但美(mei)欧似乎还不愿接受这一新的事实。

结语

大家在浩瀚的历史信息中刨根问底，寻(xun)找蛛丝马迹，目的并非只是为了佐证或否定什么(me)，而是为了解惑和明(ming)理(li)。

笔者在写本文时，以下问题萦绕不断：

2014年基辅独立(li)广场的流血(xue)冲突是1914年萨拉热窝行刺事件的现代版吗？

一战期间(jian)第一个退出战事的是1917年“二月革(ge)命”推翻尼古拉二世(shi)后的苏维埃政权，那么(me)，首个摆脱俄乌战争的会(hui)是去年击败力挺(ting)泽连斯基的拜登总统后重新入(ru)主白宫(gong)的特(te)朗(lang)普吗？

一段时间(jian)以来(lai)，德国开始公开谈(tan)论“战争能(neng)力”（Kriegstüchtigkeit）问题。重振军力一旦成为政治的首要目标（已(yi)有这种趋势），欧洲邻国难道不担心德国最终会(hui)重新走(zou)回历史上的“特(te)殊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吗？

巴尔干半岛(dao)常被称(cheng)为国际冲突的“火药桶(tong)”，欧洲的强军举措眼下是为了摆脱对美(mei)国的依赖，但长远看是否存在成为下一个“军火库”的危险(xian)？

一战中战败的德国在短短20年内重新武(wu)装到(dao)可以再次发动一场全(quan)面战争，那么(me)，为了对付(fu)俄罗斯而被武(wu)装到(dao)牙齿的乌克兰，在战争结束若干年后是否会(hui)为“收复(fu)失地”而重起战端？

英法眼下在乌克兰问题上明(ming)着“斡旋”暗中“支撑(chi)”的做法，是否有点像两国在二战前夕以“绥靖”方式为“备战”争取时间(jian)？

德意志帝国发动一战，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争夺“阳(yang)光下的一席(xi)之地”，即新殖民地带来(lai)的“经济补偿”（wirtschaftliche Kompensationen）和“经济与金融平衡（wirtschaftlicher und finanzieller Ausgleich），这与今日的“锂(li)矿说(shuo)”和“矿产协议”又有什么(me)区别(bie)？

特(te)朗(lang)普与普京的单独媾和是在结束一场杀戮(lu)，还是更大规模冲突的开始？

在做完“今昔比较”后，大家似乎依然不清楚与今日之“俄乌战争”相对应的，是一战前夜的哪个环节和哪个阶段，也(ye)难以预测现在的各参与方将把大家的这个世(shi)界带往何方。

德国前总理(li)施(shi)密特(te)生前曾就北约的战争行为说(shuo)过以下一段话：

“乌克兰和格(ge)鲁吉亚纳入(ru)北约的想(xiang)法来(lai)自美(mei)国。但白宫(gong)做出这一决定并非出于(yu)人权方面的考虑，而是出于(yu)帝国主义动机。鉴于(yu)大家在20世(shi)纪的历史，大家德国人有充分的理(li)由对参与军事干预持(chi)保留态度。大家时常能(neng)听(ting)到(dao)有人鼓噪，说(shuo)为了北约的团结应该参与军事干预。这个论点更适合尼伯龙根传说(shuo)，而不是今天的现实。北大西洋联盟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防御联盟，而不是一个改(gai)造世(shi)界的联盟。”

“乌克兰和格(ge)鲁吉亚纳入(ru)北约的想(xiang)法来(lai)自美(mei)国。但白宫(gong)做出这一决定并非出于(yu)人权方面的考虑，而是出于(yu)帝国主义动机。鉴于(yu)大家在20世(shi)纪的历史，大家德国人有充分的理(li)由对参与军事干预持(chi)保留态度。大家时常能(neng)听(ting)到(dao)有人鼓噪，说(shuo)为了北约的团结应该参与军事干预。这个论点更适合尼伯龙根传说(shuo)，而不是今天的现实。北大西洋联盟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防御联盟，而不是一个改(gai)造世(shi)界的联盟。”

智者之言，振聋发聩。

下面则(ze)是另一位德国人在一百多年前的表述：

奥匈帝国于(yu)1914年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后，时任(ren)德国总理(li)的霍尔韦(wei)格(ge)（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预感到(dao)一场席(xi)卷欧洲大部(bu)分地区及更广范围的战争已(yi)无法避免，后果更难以预料，于(yu)是发出了“茫然一跃入(ru)黑暗”（ein ungewisser Sprung ins Dunkle）的千古叹息。

奥匈帝国于(yu)1914年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后，时任(ren)德国总理(li)的霍尔韦(wei)格(ge)（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预感到(dao)一场席(xi)卷欧洲大部(bu)分地区及更广范围的战争已(yi)无法避免，后果更难以预料，于(yu)是发出了“茫然一跃入(ru)黑暗”（ein ungewisser Sprung ins Dunkle）的千古叹息。

今年是一战爆发111周年，人类似乎又一次站到(dao)了十字(zi)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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