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区域航拍图
此次联合考古项目所发掘的遗址(zhi)位于罗马尼亚雅西市以南约(yue)三十(shi)公里的多布(bu)若瓦茨村。图为发掘现场(chang)。
红烧土房屋(wu)是库库特尼学问中最(zui)常(chang)见的一类遗存,也是此次中罗联合考古发掘揭露的主要对象。图为遗址(zhi)七号房屋(wu)出土的红烧土块。
遗址(zhi)出土的穿孔石斧。
遗址(zhi)6号房屋(wu)倒塌堆积及陶器碎片。
中国—罗马尼亚联合考古项目从2019年起,到目前已(yi)开(kai)展数年。图为双方考古工作人员在(zai)交流。 本(ben)文配图均由(you)编辑提供
1921年,在(zai)河南仰韶村取得突破性考古发现后,瑞(rui)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就发现的彩陶与欧洲考古学家进行交流,认(ren)识到其与中亚的安诺学问、东南欧的特里波(bo)利耶学问彩陶纹饰具有相似性,并(bing)就此得出仰韶学问西来的初步假设。巧的是,当初安特生向德国考古学家胡伯特·施密特求教时,施密特曾(ceng)毫不(bu)留情地批判安氏(shi)仅(jin)依据纹饰相似性便将它们归为同源的做法有失(shi)严谨。而施密特正(zheng)是安诺遗址(zhi)与罗马尼亚境内特里波(bo)利耶学问典型遗址(zhi)—库库特尼遗址(zhi)的主要发掘者。
虽然“彩陶西来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已(yi)被完全摒(bing)弃,然而仰韶学问与库库特尼—特里波(bo)利耶学问在(zai)学问进程和总体特征上的相似性依然引人遐思。
库库特尼—特里波(bo)利耶学问是东南欧地区一支重要的史前考古学学问。“他山之石,可(ke)以攻玉(yu)”。对东南欧地区的相关遗址(zhi)进行考古发掘与研(yan)究,不(bu)仅(jin)可(ke)以发挥考古学跨区域长(chang)时段对比的学科(ke)优势,而且还可(ke)以为大家更好(hao)地认(ren)识中国史前学问的独特性提供不(bu)可(ke)多得的域外视角。
中国考古人首次在(zai)欧洲发掘
2019年7月至9月,借助(zhu)共建“一带(dai)一路”倡议的东风(feng),中国考古工编辑首次踏上欧洲的土地,在(zai)欧洲史前学问的发祥地东南欧开(kai)展了中国—罗马尼亚联合考古项目的首次发掘。
该项目研(yan)究团(tuan)队由(you)来自中国社会科(ke)学院考古研(yan)究所、郑(zheng)州市文物考古研(yan)究院、罗马尼亚科(ke)学院雅西考古研(yan)究所、雅西摩尔多瓦国立博物馆等多家单位的10余位科(ke)研(yan)人员组成。所发掘的遗址(zhi)位于罗马尼亚雅西市以南约(yue)30公里的多布(bu)若瓦茨村。
这是一处库库特尼学问早期(qi)(绝对年代为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4200年)的聚落。它坐落在(zai)村庄以南约(yue)3公里的丘陵顶部,东邻布(bu)达森(sen)林,西部为开(kai)阔的农田。前期(qi)初步的地磁勘探(tan)结(jie)果显示,该遗址(zhi)的学问堆积层次较单一,在(zai)靠近森(sen)林边缘的耕土层下分布(bu)有9座红烧土房屋(wu)倒塌堆积,保存状况(kuang)较好(hao)。遗址(zhi)学问堆积分布(bu)范围南北长(chang)约(yue)260米、东西宽约(yue)220米,面积近6万平方米。其中近2/3被布(bu)达森(sen)林所覆盖,只能进行小规模试掘或勘探(tan);另外1/3处于农耕区,适宜进行大面积开(kai)放式发掘。
2019年、2023年和2024年,联合考古队对2至9号8座房屋(wu)的倒塌堆积进行了重点揭露和清理,发现了保存较完整的红烧土房屋(wu)、用于丢弃生活垃(la)圾(ji)的灰坑等遗迹,还有数量众多的陶片、石器和骨器等遗物。其中,不(bu)少陶片是绘有精美纹饰的彩陶片,纹饰主题主要是库库特尼学问早期(qi)常(chang)见的红白彩音符状S形及螺(luo)旋形纹。
红烧土蕴含丰(feng)富历史信息
红烧土房屋(wu)是库库特尼学问中最(zui)常(chang)见的一类遗存,也是大家考古发掘揭露的主要对象。大家通过与罗方同行合作发掘,认(ren)识到了红烧土房屋(wu)倒塌堆积本(ben)身的复杂性,看似普通的红烧土块其实蕴含着极(ji)为丰(feng)富的历史信息,比如当时的建筑材料、建造(zao)技术、废弃和倒塌堆积形成原因等。
这些红烧土块原本(ben)都是木骨泥墙式房屋(wu)的组成部分,大多数红烧土块的表面可(ke)以清晰看到半(ban)圆形或方形的木骨印痕。红烧土块坚硬的质地表明,房屋(wu)在(zai)废弃的过程中曾(ceng)经过剧烈(lie)的火烧。嵌于草拌泥中的木骨作为承重框架在(zai)被烧蚀后,整座房屋(wu)便轰然倒塌,从而形成了大家现在(zai)看到的红烧土房屋(wu)倒塌堆积。
为了最(zui)大程度地记录红烧土块上的木骨印痕,复原房屋(wu)木质框架的搭建方式,大家在(zai)提取红烧土块后,都会按网格对其中的红烧土块进行现场(chang)翻转拼合,然后用相机对其进行三维摄影,便于后期(qi)进行室(shi)内三维模型的重建。有些保存较好(hao)的大块红烧土经过拼合后,其背面往往会发现一条直径15至20厘(li)米的半(ban)柱形印痕。根据相邻网格拼合复原起来的印痕的走向,大家就大致可(ke)以推测出哪几组印痕属于同一面墙体,进而推断墙体倒塌的方向以及相邻墙体的叠压关系。
目前揭露的这几座红烧土房屋(wu)中还未发现明确属于房顶的部分,所以暂时推测这些房屋(wu)的顶部是用没有敷涂(tu)草拌泥的有机物质搭建而成,它们在(zai)房屋(wu)着火的时候很(hen)快被烧蚀了,因而没有留下任何遗迹。地板(ban)的龙骨是用一条条圆木并(bing)排铺成的,其上再涂(tu)抹薄薄一层草拌泥作为地坪面。房屋(wu)的门道很(hen)多情况(kuang)下无法确认(ren),仅(jin)能根据红烧土堆积的厚度和密度的相对差异予以推测。
库库特尼学问的房屋(wu)平面一般呈长(chang)方形,长(chang)宽在(zai)6至8米不(bu)等。大多是单层建筑,少数也有双层阁楼(lou)设施。从目前勘探(tan)的结(jie)果来看,多布(bu)若瓦茨遗址(zhi)整个聚落的房屋(wu)呈排状分布(bu),相邻房屋(wu)之间有8至10米不(bu)等的空白区域,这些地方往往分布(bu)有少量的灰坑。房屋(wu)内部发现的可(ke)复原的生活所用陶器不(bu)多,这表明房屋(wu)在(zai)废弃前人们曾(ceng)有意(yi)地将房屋(wu)进行腾空。一些被红烧土块叠压的陶片边缘可(ke)见明显的蜂窝状熔融物,一些石器或石块也呈现出明显的热(re)裂痕迹,足(zu)见当时房屋(wu)内火势之剧烈(lie)。
不(bu)过让人困惑的是,目前揭露的红烧土房屋(wu)堆积下竟然没有发现任何大块的木炭,造(zao)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仍待探(tan)索。
开(kai)展科(ke)学研(yan)究与学术合作
库库特尼学问时期(qi)的房屋(wu)在(zai)废弃倒塌之后的很(hen)长(chang)一段时间内,这处遗址(zhi)都未有大规模人类活动的迹象。直到约(yue)公元前两千纪中后期(qi),一群早期(qi)铁器时代的先民(min)才(cai)又(you)在(zai)此处定(ding)居生活。他们遗留的主要活动迹象就是一座座平面呈圆形的灰坑,这些灰坑直接打破在(zai)库库特尼时期(qi)红烧土的倒塌堆积中。
通过对这些灰坑采集土样进行浮选(xuan),大家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炭化黍粒。这是中国考古工编辑首次在(zai)欧洲地区发现早期(qi)黍类农作物遗存。
作为中国本(ben)土起源和驯化的主要农作物之一,黍具有生长(chang)周(zhou)期(qi)短(duan)、耐寒、抗旱的生物学优势特性,深受许多处于生态边缘地带(dai)、具有高度流动性人群的青睐(lai)。
公元前两千纪中后期(qi),随着欧亚大陆北部气候转向干旱,早前的农业人群逐渐开(kai)启了游牧化进程。不(bu)同人群在(zai)东西向上的季节(jie)性迁徙与相互(hu)接触(chu)和交流形成了比历史时期(qi)“丝绸(chou)之路”早1000余年的“史前丝绸(chou)之路”。就是顺(shun)着这条欧亚大陆的“史前丝绸(chou)之路”,中国北方起源的黍被人们有意(yi)选(xuan)择进行栽种和传播,穿越中亚和近东,最(zui)终到达欧洲。这一粒粒毫不(bu)起眼(yan)的黍,是当之无愧的早期(qi)中西方学问交流盛况(kuang)的见证者。
库库特尼学问在(zai)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若干学问特征都与大致同时期(qi)的仰韶学问高度相似,印证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一般性规律。比如两者皆处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铜石并(bing)用时代,皆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经济(ji)形态,制陶工艺(yi)发达,社会分层和分化不(bu)明显,空间拓展皆以农业人群的扩(kuo)散为原动力,都流行使(shi)用彩陶器、建造(zao)木结(jie)构房屋(wu)并(bing)且大范围产生红烧土房屋(wu)倒塌堆积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zai)库库特尼学问晚期(qi)(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800年),一些典型的彩陶在(zai)器型和纹饰上与我国西北地区的马家窑学问彩陶表现出耐人寻(xun)味的趋同性。马家窑学问作为仰韶学问晚期(qi)在(zai)中国西北地区的继(ji)续(xu)发展,创造(zao)出了第(di)二个史前彩陶艺(yi)术的高峰。其西渐的发展态势为中华文明极(ji)大拓展了发展空间,并(bing)在(zai)公元前两千纪初与其西部的相邻地区发生最(zui)早在(zai)考古证据上可(ke)见的跨区域学问交流现象。而远(yuan)在(zai)欧亚大陆另一侧的库库特尼学问在(zai)其发展末期(qi),随着众多超大型向心(xin)聚落的崩溃与解体,迫使(shi)大量人群向东扩(kuo)散进入中亚地区,青铜时代由(you)此开(kai)启。
一鲸落而万物生。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空前繁盛的彩陶学问虽未曾(ceng)发生过直接学问交流,但是它们的学问余波(bo)却如涟漪般扩(kuo)散开(kai)来,并(bing)在(zai)千年后发生碰撞,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历史必然呢(ne)?
100年前,囿于世界范围内零星的史前考古发现,安特生不(bu)可(ke)避免地将中华学问的源头指向西部的中亚乃至东南欧地区。100年后,中国考古学发展已(yi)臻成熟,史前学问的格局“满天星斗”。中国考古工编辑在(zai)共建“一带(dai)一路”倡议的引领下,走出国门,前往共建“一带(dai)一路”国家和地区与当地同行开(kai)展科(ke)学研(yan)究与学术合作。只有大家放眼(yan)世界文明的“满天星斗”,才(cai)能更加深刻地认(ren)识到中华文明的独特之处。
(温成浩系中国社会科(ke)学院考古研(yan)究所副研(yan)究员,杨猛、刘启系郑(zheng)州市文物考古研(yan)究院馆员、助(zhu)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