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威尔克斯是英王乔治(zhi)三世最难缠的“敌(di)手”，博马(ma)舍则可被(bei)视作法王路(lu)易十六(liu)最头疼(teng)之人。《费(fei)加罗的婚礼》剧本进(jin)呈御览后，国王得出结论：“上演这出戏剧必定(ding)铸(zhu)成大(da)错(cuo)——它将迫使大家(men)拆除(chu)巴士底狱。”原因很简单，因为“此人嘲弄了政府必须(xu)敬重的一切”，换言(yan)之，即动摇了国王及其政府统治(zhi)的根基(ji)——出于(yu)同一理(li)由，国王的祖父路(lu)易十五当年查封了戏剧家的首部(bu)名作《塞维利亚的理(li)发师》。博马(ma)舍继承莫里哀的喜剧传统，同时也继承了卢梭(suo)、伏尔泰等人的启蒙思想，并将二者一同发扬光大(da)——诚如评(ping)论家雅克·舍雷尔（Jacques Scherer）所言(yan)，在(zai)喜剧的外表之下（“我忙于(yu)欢笑……害(hai)怕(pa)有时不得不掩面而泣”），博马(ma)舍的剧作“充满政治(zhi)色彩”。

平民出身的博马(ma)舍平生最恨贵族(zu)特权。在(zai)“除(chu)了空气(qi)，什么都要(yao)收税”的法国，贵族(zu)单凭祖先“高贵的血脉”便可免除(chu)一应税负。“士兵盗窃手镯，会被(bei)毫不留情地绞死；将军中饱私囊，却被(bei)视为天经地义(yi)”——正应了“窃国者为诸侯”的那句老话。博马(ma)舍曾借小人物费(fei)加罗之口向剧中的伯爵大(da)人发起挑战：“因为您是个大(da)贵族(zu)，您就自以为是伟大(da)的天才！门第、财产、爵位、高官，这一切使您这么洋洋得意！您有何功劳(lao)，配有如此享受？您不过(guo)在(zai)走出娘(niang)胎时使过(guo)些力气(qi)罢了。”或许由于(yu)他本人两次遭中伤被(bei)判入狱的经历，博马(ma)舍对贵族(zu)的滥(lan)权义(yi)愤填膺：“在(zai)权力的眼里，无所过(guo)错(cuo)本身就是犯(fan)罪。他们(men)只想惩罚，而无需裁决”，并嘲讽道，“我相信只要(yao)大(da)人物不来伤害(hai)大家(men)，就等于(yu)是对大家(men)的施恩。”

通过(guo)费(fei)加罗这一正直善良而足智多谋的人物形象，博马(ma)舍对旧(jiu)制(zhi)度（Ancien Régime）发起猛烈抨击(ji)。他不仅谴责上层阶级的骄奢淫逸和滥(lan)用权力，而且大(da)声疾呼出版自由，要(yao)求改(gai)革审查制(zhi)度并结束(shu)专(zhuan)制(zhi)司法，这反映出广大(da)第三等级的共(gong)同心(xin)愿，因此也激起了强(qiang)烈反响。博马(ma)舍对资讯出版审查制(zhi)度最为不满，曾不无讥讽地写道，“只要(yao)不谈当局，不谈宗教，不谈政治(zhi)，不谈道德，不谈当权人物，不谈有声望的团体……经过(guo)两三位检查员的检查，我可以自由付印一切作品”——其激愤之情，可想而知。十九世纪文(wen)学批评(ping)家圣(sheng)伯夫(fu)（Sainte-Beuve）评(ping)价这位著名戏剧家时宣称：“十八世纪的法国如果没有博马(ma)舍，就像没有伏尔泰、狄德罗和米拉波一样，结果会大(da)不相同。”堪为定(ding)评(ping)。

当然，雄心(xin)勃勃的博马(ma)舍并不甘于(yu)当一名剧作家，他自认为更擅长的是政论文(wen)和小册子。在(zai)一桩遗产继承官司中遭遇司法不公(gong)后，他以《备忘录》（Memorials）为名，连发四篇檄(xi)文(wen)陈诉冤情，剑指贪赃枉法的巴黎(li)高等法院(yuan)法官戈兹(zi)曼（Goezman）——其实质是一场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奴役和暴政的斗(dou)争，并最终撼动了沿袭数百(bai)年的法兰西王国司法体系。《备忘录》文(wen)笔遒劲，伏尔泰盛赞(zan)它“比任何一部(bu)喜剧更有趣，比任何一部(bu)悲(bei)剧更动人”，结果它为博马(ma)舍赢得了无数的拥(yong)趸，同时也招致了更多的仇敌(di)。

事实上，一度担任宫(gong)廷(ting)乐师的博马(ma)舍被(bei)逐出凡尔赛宫(gong)，主要(yao)原因乃(nai)是他的小册子太过(guo)“煽动性”。比如他在(zai)一篇论述君主制(zhi)的文(wen)章中写道：国王在(zai)加冕时习惯(guan)于(yu)宣誓遵守教会和国家的法律。如果国家的法律只是国王专(zhuan)断意志（arbitrary will）的体现，那么宣誓便毫无意义(yi)——谁会诚心(xin)发誓自缚手脚？博马(ma)舍由是断言(yan)，在(zai)每(mei)个君主制(zhi)国家中，除(chu)了国王的专(zhuan)断意志之外，一定(ding)还存在(zai)着更为强(qiang)大(da)的约(yue)束(shu)力，即法律和权威的主体（corpus），因为这是国王权威和人民福祉的唯一有效基(ji)础。由此观之，“王权不是建立在(zai)武力之上，而是建立在(zai)正义(yi)之上”。在(zai)另一部(bu)作品中，博马(ma)舍甚至让他笔下的人物疾呼：“大家(men)拥(yong)有最好的国王/让大家(men)发誓在(zai)他的统治(zhi)下死去。”——照传记编辑的说法，倘若不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首席(xi)赞(zan)助人”蓬帕杜夫(fu)人百(bai)般(ban)回护，迷信绝对君主专(zhuan)制(zhi)的路(lu)易十五早就立誓要(yao)将博马(ma)舍绳之以法——后改(gai)为“发配”至英国充当秘密特工。

身在(zai)伦敦(dun)的博马(ma)舍一方面为法国政府秘密搜集情报（并负责“摆(bai)平”王室绯闻），一方面密切关注英军和大(da)陆军的战况。根据最新截获的一份军事情报，博马(ma)舍作出研判，倘若军需物资不能及时就位，“美国人再也无法守住(zhu)阵地。他们(men)别无选择，只能投降”。于(yu)是，他第一时间选择上书法国外交大(da)臣韦尔热纳(na)（Vergennes），并希翼后者能将他的“军援计划书”转呈国王。韦尔热纳(na)是铁杆(gan)保皇派，一开始他拒绝向美国“叛乱分子”提供帮助——毕竟，“革命相当危险；此处(chu)的革命必定(ding)会引发彼处(chu)的革命”。但在(zai)仔细阅读计划书后，这位大(da)臣改(gai)变了想法。正如博马(ma)舍所言(yan)，法国在(zai)不久前的七年战争（1756-1763）中遭受重创，根据战后签订的《巴黎(li)和约(yue)》，法国被(bei)迫将整个加拿大(da)和法属路(lu)易斯安那割让给英国，而这些殖民地的经贸损失反过(guo)来又加剧了法国紧张的财政状况。因此，法国朝野上下都急切寻找复仇的良方。“天意安排了这个羞辱英国的时机”——通过(guo)秘密渠道的军事援助，既能在(zai)北美战场拖垮英国，又能在(zai)南亚、北非等殖民地争夺战中抢得先机，使得法国一雪前耻，重回欧陆霸主地位，何乐而不为？

在(zai)转呈国王的书信中，老谋深算的外交大(da)臣竭力说服年仅二十二岁、缺乏治(zhi)国理(li)政经验的新任国王出手，对危在(zai)旦夕(xi)的美国革命进(jin)行干预。与穷兵黩武的先祖路(lu)易十四和路(lu)易十五不同，路(lu)易十六(liu)性情温和，信奉“寂静主义(yi)”（Quietism），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冲突和战争，尤(you)其反对与同为君主制(zhi)的英国开战——他与英王向来以“兄弟”（“Monsieur mon frère”）相称，况且此刻乘人之危亦有悖于(yu)他的为君之道。当然，除(chu)了良心(xin)和道德考量(liang)之外，国王也不得不顾虑朝中稳健派的意见，比如财政总监杜尔哥（Turgot）明确反对鹰派韦尔热纳(na)将法国拖入美国革命泥潭的方略，警告说这场战争将永久摧毁(hui)任何财政改(gai)革的希翼，并且预言(yan)“第一声枪响将使国家走向破产”。尽管如此，优柔寡断的国王最终还是采纳(na)了韦尔热纳(na)和博马(ma)舍的军援计划，理(li)由很简单：一是出于(yu)国王对外交大(da)臣的绝对信任——视之为“唯一的朋(peng)友，我唯一可以倚靠之人”；一是因为博马(ma)舍的秘密援助计划天衣(yi)无缝(feng)，可令(ling)法国立于(yu)不败(bai)之地，且无任何后顾之忧。

照此计划，先由法王出资一百(bai)万利弗尔（livre，或译锂(li)，币值约(yue)合一法郎），交由博马(ma)舍成立一家名为奥塔莱兹(zi)（Hortalez）的空壳(ke)公(gong)司（cover company），并以私人名义(yi)采购军火及其他战备物资运往美国。对方货(huo)物收讫，在(zai)一年期信用期限内，合同金(jin)额（包括成本价加保险、运费(fei)和佣金(jin)）约(yue)半数可以通过(guo)现款支付，其余部(bu)分则可以美洲盛产的烟草、靛蓝、蔗糖等商品进(jin)行以物易物的等价交换。整个订货(huo)、采购、运输及结款一系列过(guo)程由博马(ma)舍一力担当——货(huo)物售卖盈余部(bu)分则需和法国政府利润分成，如此一来，万一走漏风声，或船只被(bei)皇家海军截获，法方可以不知情为托词，从而避(bi)免与英国的外交争端。

除(chu)此而外，按照大(da)陆会议代表【阿瑟·李(li)因“通英”嫌疑被(bei)罢免，改(gai)派美国驻法商务代理(li)塞拉斯·迪恩（Silas Deane）负责洽谈】的承诺，“作为对法国秘密援助的奖励……在(zai)美国和平建国后的若干年内，法国将有权享受美国一个世纪以来使英国富裕起来的贸易的所有好处(chu)”。与此同时，美国同意将“尽其所能保证法国在(zai)西印度群(qun)岛的领土安全”。很显然，相对于(yu)军火生意的盈亏，路(lu)易十六(liu)认为这一附加条款对法兰西王国更具吸引力。

在(zai)华盛顿及大(da)陆军浴血奋战之时，“令(ling)人敬(jing)畏的实业家”博马(ma)舍（历史学家阿尔伯特·索布(bu)尔语）也开始了他的革命拯救计划。他遍访巴黎(li)军火商，寻找质优价廉的货(huo)源，同时外出勘(kan)查大(da)西洋沿线海港，寻求避(bi)开皇家海军和英国私掠船的安全海上航线。和心(xin)胸狭隘的李(li)不同，迪恩热情洋溢，满怀对美国独立、个人自由和平等机会的热望，博马(ma)舍深受其激励和感染，决心(xin)将美国事业视作自己的事业。为此他不辞劳(lao)苦，不计名利，一度甚至荒废了写作——尽管他声称“做生意的灵魂(hun)跟文(wen)学爱好并不矛盾”。

1777年2月，经过(guo)数月奔波，博马(ma)舍采购的首批战略紧缺物资准备完毕，分装(zhuang)三艘(sou)货(huo)轮，其中仅“安菲特里特号”（Amphitrite）便载有下列军需品：五十二辆铜炮车、两万枚炮弹、九千(qian)枚手榴弹、约(yue)六(liu)千(qian)五百(bai)支火枪、九百(bai)多顶(ding)帐篷、三百(bai)二十条毛毯、八千(qian)五百(bai)四十五件长袜、四千(qian)零九十七件衬衫、一千(qian)两百(bai)七十二打手帕，以及铲、镐等各类挖掘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从1776年成立到1783年宣告解(jie)散(san)，奥塔莱兹(zi)公(gong)司向美国运送了数以万计的步枪、制(zhi)服、帐篷等军需物资，以及成吨的火药，这些物资“对华盛顿苦苦挣扎的军队(dui)在(zai)1777年坚(jian)持作战起到了至关重要(yao)的作用”。传记作家乔治(zhi)·勒迈特（Georges Lemaitre）经过(guo)研究得出结论：在(zai)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博马(ma)舍旗下公(gong)司所从事的贸易总额累计超四千(qian)两百(bai)万利弗尔，其中相当份额是与美国的军火贸易——博马(ma)舍以一己之力为美国提供的军备占据大(da)陆军军援总额的百(bai)分之八十以上。日(ri)后迪恩在(zai)写给美国国会的信中感慨，“如果没有博马(ma)舍先生的不懈努力、慷慨和智慧”，他本人永远也无法完成大(da)陆会议交付的使命——“博马(ma)舍对美国所做出的贡献比大(da)洋彼岸的任何人都要(yao)多”。

1777年10月，被(bei)围困在(zai)萨拉托加的英军将领约(yue)翰·伯戈因爵士被(bei)迫率部(bu)投降。博马(ma)舍的大(da)炮、步枪和火药在(zai)此役中发挥了决定(ding)性作用——自此，装(zhuang)备齐全、领导有方的大(da)陆军不仅能够与英国人正面交锋，而且完全能够打垮敌(di)军并取(qu)得最后的胜利，已成为美国人共(gong)同的信念。萨拉托加大(da)捷(jie)是战争的转折点，消(xiao)息传至巴黎(li)，博马(ma)舍备受鼓舞。他认为大(da)陆军在(zai)解(jie)决军需后面临的另一重大(da)问题是缺乏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在(zai)得到美方将向他支付相关费(fei)用的保证后，他和迪恩经过(guo)遴(lin)选，在(zai)欧洲范围内招募(mu)了三十名军官——包括受过(guo)骑兵专(zhuan)业训练的拉法耶特侯爵，以及后来升任大(da)陆军首席(xi)工程师的杜波泰尔。值得一提的是，博马(ma)舍本人的外甥也自告奋勇走上前线，不久成长为一名优秀(xiu)的炮兵指挥官。军事化的专(zhuan)业训练大(da)大(da)改(gai)进(jin)了大(da)陆军战术水平，强(qiang)化了作战纪律，也大(da)幅增进(jin)了部(bu)队(dui)官兵的战斗(dou)力，大(da)陆军面貌至此焕然一新。为了鼓舞士气(qi)，博马(ma)舍不仅向军官们(men)发放现金(jin)奖金(jin)，而且承诺提供往返旅费(fei)并提前预支六(liu)个月薪水。在(zai)海上运输船只遭遇英方劫掠后，他又自费(fei)将他的商船改(gai)造升级为战舰——由“费(fei)埃罗德里格号”（Le Fier Rodrigue）率十二艘(sou)帆船组(zu)成总吨位高达六(liu)千(qian)吨的护航舰队(dui)，并在(zai)海战中成功摧毁(hui)敌(di)舰，从而确保了海上通道的顺(shun)利运转。

1778年，为期一年的信用期满后，博马(ma)舍致函美方，询问付款事宜。时任大(da)陆会议主席(xi)约(yue)翰·杰伊（John Jay）经调查后回复博马(ma)舍，一面表达感激之情，一面为延(yan)迟(chi)付款深表歉意——“美利坚(jian)合众国国会认识到您为其所做的巨(ju)大(da)努力，向您表示感谢……国会对您为支撑建国大(da)业而遭受的损失深感悲(bei)痛。不幸的意外阻碍(ai)了愿望的实现；但它将采取(qu)最迅(xun)速的措施来偿还它与您签订的债务……凭借非凡的才能，您赢得了这个年轻(qing)共(gong)和国的敬重，并赢得了新世界(jie)的掌声。”在(zai)获得杰伊答复后，更多的军火通过(guo)博马(ma)舍开辟的海上航道源源不断地运往美国。博马(ma)舍本人为此不惜背负巨(ju)额债务，因为他真诚地相信，美国革命是改(gai)变西方世界(jie)政治(zhi)和社会秩序的媒(mei)介(jie)——这一改(gai)变将实现他毕生孜孜以求的平等、进(jin)步和自由的光荣与梦想。

半年之后，杰伊去职（转任美国驻西班(ban)牙使节），加之美国自身由于(yu)滥(lan)发纸币引发的财政危机，导致此后博马(ma)舍的若干催款函如泥牛入海，杳无音(yin)讯。而究其主要(yao)原因，乃(nai)在(zai)于(yu)当初因被(bei)排斥出局而愤愤不平的阿瑟·李(li)从中作梗——在(zai)大(da)陆会议身居(ju)要(yao)职的两位兄长扶持下，李(li)得以重返政坛，同时也开启了他的复仇计划。他首先攻击(ji)迪恩在(zai)军火交易中存在(zai)“不法勾当”（迪恩遭弹劾后流亡英伦，最终客(ke)死他乡(xiang)），随后又指控博马(ma)舍为“战争贩子（war-profiteer）”。根据李(li)的证词，博马(ma)舍最初一百(bai)万利弗尔的启动资金(jin)乃(nai)是路(lu)易十六(liu)对于(yu)美国革命的“慷慨馈赠”，因此在(zai)双(shuang)方账户结算时，不仅要(yao)扣除(chu)这一笔赠金(jin)，而且要(yao)计算利息——作为当事人的李(li)言(yan)之凿凿，知情人富兰克林三缄其口，美国政府延(yan)迟(chi)偿付的博马(ma)舍货(huo)款遂沦(lun)为“一笔糊涂账”。

1789年7月，法国大(da)革命爆发。一向以反专(zhuan)制(zhi)暴政自许的博马(ma)舍被(bei)革命法庭冠以“效忠王室”的罪名，财产被(bei)没收，随后又被(bei)列入“流亡者”名单（流亡伦敦(dun)期间，曾因债务问题锒(lang)铛入狱）。罗伯斯庇尔垮台后，博马(ma)舍流亡归来，却眼见自己的住(zhu)宅被(bei)洗劫一空，而街头的暴力事件仍是层出不穷，令(ling)他大(da)为伤感。当年，贵族(zu)老爷加害(hai)于(yu)他，他尚(shang)能维权发声；而今，和他一样平民出身的革命群(qun)众同样加害(hai)于(yu)他——他们(men)行恶的能力和权贵不相上下，而他此际却申诉无门。可见，正如他在(zai)与友人书信中所言(yan)，一旦权力在(zai)握(wo)，普通人的傲(ao)慢和残酷，跟那些贵族(zu)相比——“不多不少”。

1795年4月，无可奈何的博马(ma)舍在(zai)最后一封书信中向美国国会和全体美国人民陈情：“我以不懈的热情为你(ni)们(men)服务，而我得到的回报只有苦涩（bitterness）。”1799年，博马(ma)舍病(bing)逝。这位被(bei)历史学家称为“美国革命中最被(bei)低估的法国英雄”，至死也未能收到美国政府的欠款。直至1835年，在(zai)美国政府即将对拿破仑战争中的经济损失向法方提出索赔（金(jin)额高达两千(qian)五百(bai)万法郎）之际，自觉理(li)亏的美国人开始不情愿地偿还债务。经过(guo)反复计算，美国国会向博马(ma)舍的继承人提供了八十万法郎的一揽(lan)子和解(jie)方案(an)——前提条件是“要(yao)么接受，要(yao)么放弃(qi)”。事实上，照美国著名历史学者杜尔（Jonathan R. Dull）在(zai)《美国革命外交史》（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85）一书中的测算，这笔拖欠近半个世纪的货(huo)款仅相当于(yu)博马(ma)舍合同金(jin)额的三分之一。美国人的蛮横(heng)霸道，由此可见一斑。而美国政府之所以前恭后倨，甚至百(bai)般(ban)抵赖(lai)，根本原因乃(nai)是由于(yu)建国后美国外交政策(ce)的重大(da)调整——法美结盟(meng)固然是美国革命期间外交的一大(da)胜利，但时过(guo)境迁，1783年后，美国外交政策(ce)已日(ri)益转向亲英远法的轨(gui)道。毫无疑问，在(zai)“公(gong)平正义(yi)”的旗号之下，实用主义(yi)才是美国外交政治(zhi)信奉的准则。

尽管生前遭遇不公(gong)，但博马(ma)舍无怨无悔。这位美国革命的无名英雄晚(wan)年在(zai)《回忆录》（Memoirs）手稿中将奥塔莱兹(zi)公(gong)司和“我在(zai)美国自由中所扮(ban)演的光荣角色”称为“我一生中最伟大(da)的行为”，在(zai)此过(guo)程中，他成功地将个人的生命“和人类一项光辉的使命联系在(zai)一起”。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zai)他身后，美国政府“变脸(lian)”如此迅(xun)速而彻底——这样的神操作，难免令(ling)人意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