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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举人刘大(da)鹏》，行龙著，三晋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326页，66.00元

刘大(da)鹏（1857-1942），字友风，号(hao)卧虎山人、梦(meng)醒(xing)子(zi)，山西省太原县（今太原市晋源区(qu)）赤桥村人。他于1878年考取秀才，1881年进太原县桐封书院，次年又到省城太原的崇修书院读书，1894年中举人，于1895、1898、1903年三次参加会试，均(jun)未中试，随后即归乡里。写日记是刘大(da)鹏35岁以后日常(chang)生活中的重要功课。

您是最早参与抄录《退想斋日记》的学(xue)者之一(yi)，能否谈谈当年所见原始稿本的形(xing)态？包括装订方式、保存状况，以及它与如今山西省图书馆藏本的不同之处？

行龙：我最早接触刘大(da)鹏的日记，是在1982年研(yan)究生一(yi)年级(ji)时候(hou)，导师(shi)乔志强先(xian)生嘱我到山西省图书馆抄录刘大(da)鹏《乙未公(gong)车日记》和《桥梓公(gong)车日记》。两部日记抄录完毕后，乔先(xian)生又安排我和同窗徐永志及下一(yi)届两名研(yan)究生抄录《退想斋日记》“社会史资料”部分。《日记》体量(liang)很大(da)，直到1985年四五月间，仍(reng)有近半数未能抄录。是年暑期，我又请到历史系高(gao)年级(ji)三位同学(xue)继续抄录，事遂告终。抄录总计字数在八十万(wan)字以上。当然，我抄录的字数是最多的。

省图旧馆在市中心文渊(yuan)巷(xiang)，距地处南郊的山西大(da)学(xue)十里以外，大家每天骑着自(zi)行车（我是一(yi)辆飞(fei)鸽牌的二八自(zi)行车），带着几沓(da)十六开三百格的普(pu)通(tong)稿纸前往省图抄录。中午在附近随便吃点什么，再从不收(shou)门票的迎(ying)泽公(gong)园西小门进去闲逛一(yi)会，不到下午开馆时间便又等候(hou)在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每天几乎能抄写万(wan)把字，那真是一(yi)种求学(xue)时代的辛劳与快乐。很有意思的是，乔志强先(xian)生当时担(dan)任历史系主任，也许他的学(xue)生太多，也许是他的口音所致，他在给省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池秀云的先容信中，把我的名字写成了“新龙”二字。好在池老师(shi)也是他早年的学(xue)生，微(wei)微(wei)一(yi)笑而过(guo)。

大家在省图抄录的《退想斋日记》，是未经修复整理(li)的原稿。犹记四十年前抄录《日记》时，池秀云老师(shi)每天抱来(lai)几摞子(zi)《日记》放在长长的堂桌一(yi)侧，然后发给大家每人一(yi)册，一(yi)册抄完再发一(yi)册，拿到手(shou)上的就是不厚的每季一(yi)册。麻绳、纸捻、棉(mian)线(xian)甚至浆糊皆有用以装订者。纸张(zhang)有些(xie)破损和脱落，有些(xie)硬皮纸装订的封面也有脱落或不完整者。关于修复前的日记形(xing)态，省图主持《日记》修复的邢雅梅在《〈退想斋日记〉修复保护述略》（《古籍保护研(yan)究（第十辑）》，大(da)象出版社，2023年）写道：“全套书43册，主要的病害有酸化(hua)、絮化(hua)、脆化(hua)、粘连、霉蚀、残缺、鼠啮、洇色、灰尘附着、污渍、褶皱、虫(chong)蛀(zhu)、烬毁、字迹缺损、折痕、断裂、水渍等，基本涵盖了古籍破损的全部类型。由(you)于病害复杂，纸张(zhang)强度严重降低，很多书页糟朽，出现破碎、掉渣现象，天头、地脚破损成锯齿状，加之大(da)部分书页双面有字，对修复过(guo)程构成很大(da)的困难。”不过(guo)，这里的四十三册，只是后来(lai)省图的“财产登记号(hao)”，绝非刘大(da)鹏手(shou)订的每季一(yi)册的二百零三册。

修复前的《退想斋日记》手(shou)稿为散页

山西省图书馆藏《退想斋日记》

经过(guo)山西省图书馆古籍修复部同志们两年的专业化(hua)修复工作，三晋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全部影印出版，《退想斋日记》方得以全新的面貌问(wen)世。从这次影印本的日记来(lai)看，基本遵循和保持了历史原貌，除了一(yi)些(xie)脱页和破损之处，在修复过(guo)程中无法还原和辨认之外，大(da)部分的内容都敬重历史的客(ke)观性，如实地呈现给读者，这是非常(chang)难得的。

另外值得一(yi)说的是，1980年代初，大家抄录日记的时候(hou)，社会史研(yan)究刚刚在国内兴起，方兴未艾。当时学(xue)者们的观念尚未摆脱革命史的宏大(da)叙事，对于近代史的理(li)解还停留在“三大(da)高(gao)潮、十大(da)事件”阶段，对于社会史这样的新兴学(xue)科，大(da)家还多是在讨论它的学(xue)科定位、研(yan)究范式等问(wen)题，更不要说大家作为研(yan)究生，脑子(zi)里对于“社会史”的概念还是比较模(mo)糊的，在抄录刘大(da)鹏日记中“社会史资料”的过(guo)程中，大家完全是根据对“社会史”的粗浅理(li)解进行选择和摘抄的。乔先(xian)生根据大家抄录的日记，进一(yi)步精简(jian)删节，出版了近五十万(wan)字的标注本《退想斋日记》。现在看来(lai)，这部标注本日记中的“社会史资料”仍(reng)有很多的缺漏和遗憾，但(dan)它代表了那一(yi)代社会史学(xue)者，搜集整理(li)社会史资料，开展近代社会史研(yan)究的初步探索和尝试。我对老师(shi)前瞻性的学(xue)术眼光极为敬仰。

影印出版的稿本《退想斋日记》由(you)山西省图书馆藏、三晋出版社出版

2024年影印出版的《退想斋日记》稿本比1992年五十万(wan)字的标注本内容更加完整，您曾指出全稿当在五百万(wan)字以上。您认为稿本新增内容最具价值的部分是什么？1900年、1911年等关键年份的散佚，又带来(lai)了哪些(xie)研(yan)究上的遗憾？

行龙：在我看来(lai)，标注本的日记虽然是节选，但(dan)呈现的内容也是比较丰富和多彩的，这也是为什么像罗(luo)志田、关晓红、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等国内外著名学(xue)者会利用这部日记进行研(yan)究的主要原因。当然，在阅读完稿本后，就能感到其内容比标注本要全面、翔实和完整得多，对于细(xi)致呈现刘大(da)鹏个人一(yi)生的历程，展示近代社会历史变迁的过(guo)程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从这个意义来(lai)说，《退想斋日记》稿本的影印出版本身就具有重要学(xue)术价值和重大(da)的学(xue)术意义。至于您说的稿本中的内容哪些(xie)资料最有价值，我认为这是一(yi)个见仁见智的问(wen)题，我相(xiang)信不同学(xue)科的学(xue)者都能从自(zi)己的学(xue)科本位和关注出发，在《退想斋日记》中找到他们感兴趣的史料，撰写出色的文章和论著。当然，我还是希翼学(xue)者们尤其期待青年学(xue)者们，能够通(tong)读整部日记，做出扎实和精彩的研(yan)究成果(guo)。

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和2020年北京师(shi)范大(da)学(xue)出版社标注本《退想斋日记》书影

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yan)来(lai)看，前后贯通(tong)地通(tong)读研(yan)究稿本，并没有什么重要不重要，诸(zhu)如刘大(da)鹏的修身自(zi)省、科考经历、塾师(shi)经历、经营煤窑经历、夷夏观、国家观；《日记》中反映的地方治理(li)、民教冲突、地方传统(tong)、教育变革、信息接收(shou)；乃至家庭、子(zi)女、婚姻、交(jiao)游等等等等，都有其研(yan)究价值，就看研(yan)究者提出的问(wen)题是什么，从怎样的视角研(yan)究怎样的问(wen)题。重要的是要通(tong)读，甚至参照刘氏其他著述和多方材料去通(tong)读，“知人论世”地去理(li)解刘氏和那个时代。

关于散佚和缺失(shi)的日记，比如义和团运动爆发的1900年、辛亥(hai)革命爆发的1911年日记的缺失(shi)，让大家对理(li)解义和团运动和辛亥(hai)革命缺少了一(yi)些(xie)直接的史料，这不能不说是一(yi)个巨大(da)的缺憾。至于日记散佚的原因，可能是在辗转流传过(guo)程中的丢失(shi)，抑或可能是刘家的亲人在交(jiao)接过(guo)程中为了避免不必(bi)要的麻烦而抽离。当然，对于历史学(xue)家来(lai)说，文献的缺失(shi)是经常(chang)难以避免的缺憾。但(dan)好的历史学(xue)家，可以通(tong)过(guo)零碎片段的史料，观察整体的历史形(xing)态和意义，我在十多年前的一(yi)篇论文中曾讲到，大家不用担(dan)心社会史研(yan)究的“碎片化(hua)”，怕的是碎而不化(hua)，碎而不精，碎而不通(tong)。在我看来(lai)，即使再完整的史料，也不等同于总体的历史，更不等同于好的整体史研(yan)究。“区(qu)域社会史研(yan)究并不必(bi)然会带来(lai)‘碎片化(hua)’，只要研(yan)究者能够将‘总体史的眼光’始终作为一(yi)种学(xue)术自(zi)觉，敏锐地提炼(lian)‘问(wen)题意识’，重视‘长时段’研(yan)究，注重多学(xue)科的交(jiao)叉融合(he)，即使再细(xi)小的区(qu)域研(yan)究也不会是‘碎片化(hua)’的”（《克服“碎片化(hua)” 回归总体史》，见《近代史研(yan)究》2012年第4期）。大家无法苛责(ze)史料的完整无缺，但(dan)大家可以用总体史的眼光去解读历史资料，开展整体史的研(yan)究。

晚清民国涌现了大(da)量(liang)的士绅日记，曾国藩、王(wang)闿运、李慈铭(ming)等人都有篇幅甚大(da)的日记存世，能否从“晚清以来(lai)的日记传统(tong)”这一(yi)角度谈谈刘大(da)鹏的《退想斋日记》？他们为什么写日记、日记写给谁看？具体到刘大(da)鹏，他早年和晚年的日记有没有变化(hua)？

行龙：日记传统(tong)这个角度很有意思，按照一(yi)般的说法，日记起源于唐代，而道咸以降的清中后期则是日记的鼎盛时期，《曾国藩日记》是其中的代表。近些(xie)年来(lai)，正式出版刊行的日记很多，但(dan)多以政治人物或著名学(xue)者为主，鲜少普(pu)通(tong)文人的日记，《退想斋日记》是为数不多的普(pu)通(tong)文人日记之一(yi)。罗(luo)志田教授在参照标注本《日记》的相(xiang)关研(yan)究后早已指出，若将全稿重排再版“无疑(yi)会对中国近代史的研(yan)究作出无可替代的贡献”。也有学(xue)者指出，近现代日记已出版上千(qian)种，除《蒋介石(shi)日记》外，刘氏及其日记的研(yan)究最为活跃。从社会史研(yan)究的角度讲，《日记》及刘大(da)鹏的相(xiang)关研(yan)究，是“自(zi)上而下”与“自(zi)下而上”相(xiang)结合(he)的很好文本。

至于刘大(da)鹏为什么写日记，写给谁看，这里就不得不提文人士大(da)夫们写日记的初衷。比如曾国藩开始写日记的习(xi)惯(guan)，是受到他的师(shi)友倭仁的督促与影响，他们相(xiang)互阅看对方的日记，彼此进行批(pi)点，以此来(lai)砥砺学(xue)问(wen)与心性。刘大(da)鹏从三十余岁开始撰写日记，他以曾国藩为楷模(mo)，利用日记来(lai)做儒学(xue)的修身工夫。光绪十八年三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刘大(da)鹏工整地抄录了《曾文正公(gong)课程》，其中就有“写日记：须端楷，凡(fan)日间过(guo)恶，身过(guo)、心过(guo)、口过(guo)皆记出，终身不间断”的记载。刘大(da)鹏终其一(yi)生，都在践(jian)行曾文正公(gong)的日记课程，在五十余年的时光中，每天坚持写日记，直到生命结束前五天。刘大(da)鹏的日记是随身携带，随时随地进行记录的，有一(yi)个细(xi)节是光绪十九年四月，他去集市赶(gan)集，把装有日记的包裹遗忘在货摊上，所幸得以寻回。从早期日记的写作来(lai)看，刘氏的写作动机和动力，与好友的鼓励和支撑密不可分。比如光绪十九年二月，他的好友太谷东里村的乔穆(mu)卿就曾来(lai)信勉励他写日记，不可间断。日记有私密性，也有一(yi)定的社交(jiao)性，他会向至交(jiao)好友出示日记，请他们阅览(lan)点评。像光绪十九年八月，他就把日记给同居的好友苗应(ying)昌(chang)阅看，并得到了苗氏的赠诗。刘大(da)鹏早期的日记写作甚至有出版的动机，光绪二十年八月的日记中，收(shou)录了好友“杜寿山送余日记序”，杜言“待日记功成，亟为付(fu)梓，以公(gong)同好”，刘氏亦不以为忤。不过(guo)随着科举的废除，时代的变迁，老友的凋零，记日记就纯粹成为他的个人习(xi)惯(guan)和精神(shen)寄托(tuo)，终身不辍。

刘大(da)鹏写日记是从三十六岁开始的，早年的日记关注个人的修身，即所谓的身家性命之学(xue)。他曾自(zi)拟五戒、七惩(cheng)、十求、八本、十快乐、十二宝等持身立世的“准则”。早期《日记》也多有抄录的对联、格言、游记、赠友人诗书等内容。义和团后，刘氏认为中国进入到一(yi)个“乱世”，《日记》记载时事的内容明显增多，他说这是“惟于日记册中聊记慨叹而已”。辛亥(hai)革命后，刘氏仍(reng)以“大(da)清之人”自(zi)居，对新政权、新党“弗禁口诛笔(bi)伐于暗处，若对他人亦惟危行言逊(xun)而已”，《日记》成为他感慨世局发泄不满的出口。到了晚年，“积愤(fen)积恨，无处发泄，惟借(jie)吟(yin)咏以泻一(yi)时之感慨，然虽笔(bi)之于册，不敢为外人道也”。这个时期，每年每季《日记》的开篇，从中央政府(fu)到山西省政府(fu)、太原县府(fu)，甚至到晋祠区(qu)政府(fu)、赤桥村公(gong)所，他都要列举其“劣政”一(yi)一(yi)数落而过(guo)，愤(fen)懑之情(qing)溢(yi)于笔(bi)端。另外，后期的《日记》记其交(jiao)往及家庭日常(chang)生活的内容越来(lai)越多，风雨雷电水旱灾(zai)害的记载也与日俱增。《日记》形(xing)式和内容前后的变化(hua)，一(yi)定程度上是刘氏生活和心态变化(hua)的反映，也是相(xiang)关研(yan)究一(yi)个很好的切口。

《退想斋日记》研(yan)究三十年来(lai)已成学(xue)界热点，罗(luo)志田、沈艾娣、关晓红、赵世瑜等学(xue)者均(jun)有重要成果(guo)。您如何看待这股学(xue)术风潮反映的社会变迁与学(xue)术发展？能否谈谈您与其他学(xue)者在研(yan)究视角上的对话？

行龙：传统(tong)史学(xue)研(yan)究侧重于政治事件和正史记录，而社会史研(yan)究则是从区(qu)域社会和个人的细(xi)节刻画中，去反映社会变迁。尤其日记作为个人私密性文献，在呈现个人心理(li)变化(hua)，反映时事变迁等方面均(jun)有不可替代的优(you)势，成为社会史和多学(xue)科学(xue)者普(pu)遍(bian)利用的资料。而从整体趋势来(lai)看，学(xue)术界已不再满足于点校本日记史料的零星利用，更希翼通(tong)过(guo)日记文献的整体阅读，去做出更加扎实而深入的研(yan)究成果(guo)。而这个转变的背后，体现出历史研(yan)究者的研(yan)究理(li)路，逐渐从专题性的“找资料”，开始向整体性的“读文献”转变。这既是研(yan)究方法的转变，也是研(yan)究理(li)念的更新。从中国社会史研(yan)究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来(lai)看，大(da)体而言，大家从复兴时期的宏观研(yan)究，到世纪之交(jiao)的中观研(yan)究，再到如今的微(wei)观研(yan)究，研(yan)究的尺度有大(da)有小，研(yan)究的方法更加多样，相(xiang)互激荡，共同发展，这是一(yi)个更加拓展和深化(hua)的过(guo)程，也是一(yi)个令人欣喜的过(guo)程。历史本来(lai)是丰富多彩的，历史写作也应(ying)该是多样化(hua)的。研(yan)究并没有绝对的宏观与微(wei)观之别，更没有高(gao)下之分。微(wei)观史研(yan)究只是历史研(yan)究的一(yi)个角度，或曰一(yi)种方法，它并不能取代宏观和中观的研(yan)究。重要的就是大家通(tong)常(chang)所讲的，微(wei)观研(yan)究要有宏观的视野与“整体史的追求”。

检(jian)讨之前的相(xiang)关研(yan)究，首先(xian)必(bi)须肯定罗(luo)志田对刘大(da)鹏日记的研(yan)究和利用，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尤其他将刘大(da)鹏作为内地士绅的定位，是很准确的。关晓红将刘大(da)鹏与其他士人的比较研(yan)究，深化(hua)了近代教育史及有关人物的比较研(yan)究。赵世瑜关于将《日记》作为刘氏的“生活史与心史”去读的看法，也有一(yi)定的启发意义。而沈艾娣利用《退想斋日记》对刘大(da)鹏进行的较为全面的研(yan)究，所著《梦(meng)醒(xing)子(zi)：一(yi)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更成为海外学(xue)者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书目，对于刘大(da)鹏及其日记的研(yan)究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推介之功。

沈艾娣女士所作的研(yan)究和相(xiang)关工作是要充分肯定的，她也是山西大(da)学(xue)中国社会史研(yan)究中心特聘的海外客(ke)座教授。一(yi)位西方异国女士，只身来(lai)到山西做一(yi)个普(pu)通(tong)士人的研(yan)究，看文献、跑田野、做口述（我曾委托(tuo)我引导的一(yi)位研(yan)究生陪同她熟悉环境并做口述访谈），这种勤苦治学(xue)的精神(shen)是值得大家学(xue)习(xi)的。沈氏认为，对于读者来(lai)说，她的著作“最有意义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yi)种微(wei)观史的范例”。回过(guo)头来(lai)看，我认为，对刘大(da)鹏及其《日记》的研(yan)究，绝不能仅仅限于微(wei)观史的研(yan)究，沈氏所著“对一(yi)些(xie)社会发展的宏观大(da)历史显然关注不够”。另外，海外学(xue)者由(you)于语言学问(hua)的差异与隔阂，日记阅读得不够全面，在研(yan)究过(guo)程中，难免会在史实上存在一(yi)些(xie)误读，造成一(yi)些(xie)误解。比如刘大(da)鹏是否是守旧之人，守旧的一(yi)面是有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山西省政府(fu)主席(xi)赵戴文批(pi)准在赤桥、纸房间设立近代化(hua)的晋恒造纸厂，刘大(da)鹏就进行了坚决抵制。但(dan)在现代化(hua)潮流面前，他也并没有完全采取拒斥态度。比如他在中药效果(guo)不明显的时候(hou)，也并不拒绝用西药治疗。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在北京第一(yi)次坐上火车后，还兴奋地写下了一(yi)首《火轮车中拈》“轮转到处响咚咚，岂(qi)但(dan)木牛流马同。顷刻飞(fei)行数百里，何殊破浪御长风”，极力夸(kua)赞火车的便捷(jie)与快速。至于刘大(da)鹏是不是受近代化(hua)之苦的人，我想他的际遇肯定受到近代化(hua)的冲击(ji)和影响，但(dan)就其现实处境来(lai)说，应(ying)该辩证(zheng)地去看。在西风东渐的近代化(hua)过(guo)程中，深受苦难的人岂(qi)止(zhi)是刘大(da)鹏一(yi)家，相(xiang)对于那些(xie)在灾(zai)荒和战乱中穷困潦倒妻离子(zi)散的家庭，他的处境相(xiang)对而言是比较好的。即使在1938年沦陷时期生活异常(chang)困苦的时候(hou)，他的好友牛锡纯、王(wang)景文也给了他钱粮的支撑，渡过(guo)难关。因此，刘大(da)鹏所受的苦难，是近代千(qian)千(qian)万(wan)万(wan)中国人所受苦难的缩(suo)影。近代化(hua)必(bi)然给个人和社会带来(lai)一(yi)些(xie)阵痛，但(dan)社会总是一(yi)个向前发展的趋势。刘大(da)鹏的一(yi)生，从晚清的举人到晚年的“苦难”，既要从中国近代社会的整体变迁和地方社会的诸(zhu)方面变动去理(li)解，又要设身处地地从个人和家庭的变动中去体验(yan)，还是孟子(zi)的那句话，要“知人论世”。彼得·伯克在评论微(wei)观史研(yan)究时曾讲到，微(wei)观史“是否有可能将微(wei)观社会与宏观社会、经验(yan)与结构、面对面的关系与社会系统(tong)、地方与全球(qiu)联系起来(lai)？如果(guo)不认真对待这个问(wen)题，微(wei)观史可能会成为一(yi)种逃避现实的方式，一(yi)种对支离破碎的世界的接受，而不是试图去理(li)解这个世界”（彼得·伯克主编，薛向君译《历史写作的新视野》，北京大(da)学(xue)出版社，2023年6月版）。这个提醒(xing)需要引起大家注意。

就稿本日记来(lai)说，其呈现的内容显然要比点校本丰富和细(xi)致得多。仅举一(yi)例，就是在研(yan)究刘大(da)鹏塾师(shi)经历的时候(hou)，大(da)多只关注到他在太谷南席(xi)的塾师(shi)经历，却不知道在此之前，他在王(wang)郭(guo)村还有三年的塾师(shi)经历。而在这三年期间，长子(zi)刘玠入泮(pan)，刘大(da)鹏中举。对刘氏及其家庭的影响至为深远(yuan)。这个细(xi)节的呈现，非阅读全本日记是无法挖掘的。至于其他内容，在此就不再展开了。

同样是刘大(da)鹏，沈艾娣用“梦(meng)醒(xing)子(zi)”、您用“末世举人”为书名，作为一(yi)种对刘大(da)鹏的概括和定位。您想强调(diao)的是刘大(da)鹏的哪些(xie)面向？您如何解读他在面对科举废除、清代覆灭(mie)、民国建立等重大(da)历史事件时的心态变化(hua)？刘大(da)鹏在科举废除后，经历了从士绅到农耕、煤矿经营者的身份转变，您认为这种“亦农亦商”的生活如何反映了清末民初士绅阶层的生存策略与身份危机？这种转型对地方社会产生了哪些(xie)影响？

行龙：晚清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红楼梦(meng)》描述贾(jia)府(fu)的败落为“末世”，龚自(zi)珍认为那时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shuai)世”。之后，末世、衰(shuai)世、乱世都是那个时代出现频率很高(gao)的词语，也是时人对当时世势的概括。刘大(da)鹏中举是在光绪二十年（1894），这是他的一(yi)个高(gao)光时刻。接着，他的长子(zi)刘玠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一(yi)门两举人，赤桥的乡老自(zi)发给他家送了一(yi)块(kuai)“父子(zi)登科”的牌匾。可以说，举人是刘氏一(yi)生的身份与荣耀，并且在相(xiang)当长的时间内，得到周(zhou)边的老百姓认可，人们对他十分尊重、礼让有加。县府(fu)和民间一(yi)些(xie)重要的事务，他都活动其间，如参加许多地方事务的讨论和实施、民间的婚丧嫁娶(qu)、纠纷调(diao)解等。县长和县府(fu)与他的互动一(yi)直维持到他离世之前。用“末世举人”的作为书名，更能给人物一(yi)个直接定位，能够更为切实地“知人论世”，也便于读者直观地了解刘大(da)鹏。至于“梦(meng)醒(xing)子(zi)”只是刘大(da)鹏众多名号(hao)中的一(yi)个，他还用过(guo)“遁世翁”“自(zi)了汉”“再生”等许多名号(hao)，这些(xie)名号(hao)都是他不同时期不同心态的反映，在彰显刘大(da)鹏一(yi)生事迹方面，显示度是略有不足的。

至于刘大(da)鹏在面对科举废除、清代覆灭(mie)、民国建立等重大(da)历史的心态，这些(xie)当然是刘氏研(yan)究中值得重视的。光绪三十一(yi)年（1905）八月二十三日，刘氏在《日记》中抄录了朝廷废除科举的上谕，并留下了“闻者哄然，士皆丧气”八个字，可见他对朝廷废除科举的失(shi)望。直到他的晚年，废科举兴学(xue)堂一(yi)类教育改革，一(yi)直是他认为纲(gang)常(chang)全失(shi)，世局日乱的根源，这是一(yi)个前清举人面对“数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失(shi)落心态和认知。辛亥(hai)鼎革后，他“称年号(hao)仍(reng)系宣统(tong)，以予系大(da)清之人，非民国之人也”。他将辛亥(hai)革命视之为“变乱”，大(da)年初一(yi)迎(ying)神(shen)祭(ji)祖，“仍(reng)戴顶帽，不从叛逆之制”，孙中山是“逆首”，袁(yuan)世凯是“逆臣”。民国初年的剪辫(bian)易服、司法改革、打倒神(shen)权、破除迷信他一(yi)概反对。而另一(yi)方面，他又当了太原县的议长，参与了许多民初的地方事务，尽管时间都不是太长，但(dan)都是亲力亲为，这又是这位前清举人在正统(tong)嬗递(di)后表现出的焦虑(lu)与欲望、妥协与抗争的复杂心态和作为。将个体的刘大(da)鹏置放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大(da)变局中进行审视，心态史的研(yan)究不可或缺。

辛亥(hai)革命后刘氏身份的转变，尤其是废科举产生的社会影响，这方面罗(luo)志田教授的相(xiang)关研(yan)究最值得关注。罗(luo)氏认为，废科举意味着“四民社会”的解体，而“辛亥(hai)前的废科举是后来(lai)政权鼎革的铺垫，与此密切关联的，就是一(yi)些(xie)趋新士人开始推动的‘去经典化(hua)’努力。社会上四民之首的士不复能产生，思想上规范人伦的经典开始失(shi)范，演化(hua)成了一(yi)个失(shi)去重心的时代”（见罗(luo)志田，《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三联书店，2019年版）。废科举的一(yi)纸诏书颁布(bu)不久，刘大(da)鹏在九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写道：“所遇同人，皆言科考停止(zhi)，驱年少者皆入学(xue)堂，授徒者帐不得设，生路将塞，如之奈何。”“士农工商曰：四民科考既停，则士已失(shi)其业矣(yi)。正供之外，前已加征，则农困倍深矣(yi)；竞尚机器，以代人工，则百工仰屋而嗟矣(yi)；商部既设，商务多归官办，则商亦坐困矣(yi)。四民失(shi)业，此其时也。虽欲治安，夫岂(qi)能乎？思之大(da)惧。”回到历史场(chang)景来(lai)看，对于刘大(da)鹏以及民众来(lai)说，科举的废除、四民社会的解体，最大(da)的冲击(ji)就是对未来(lai)前途不确定性的恐惧和担(dan)忧。

您研(yan)究的一(yi)大(da)重点是“民间社会”，曾依据刘大(da)鹏所著的《晋祠志》和《晋水志》来(lai)阐释晋水流域的人口、生态、生产和传说等民间现象，又利用《退想斋日记》考察了晋水流域的水利祭(ji)祀现象。您指出民国以来(lai)晋水流域大(da)兴煤炭(tan)开发是晋水断流的重要原因，并最早提示了刘大(da)鹏作为煤炭(tan)生意者的身份。能否谈谈这些(xie)研(yan)究如何帮助大家理(li)解晋水流域的地方社会的运作机制及其与更大(da)历史进程的关联？

行龙：对于社会史研(yan)究来(lai)说，“民间社会”是大家非常(chang)关注的研(yan)究对象。我曾在《山西何以失(shi)去曾经重要的地位》一(yi)书中指出“山西之长在煤，山西之短在水”，就晋水流域而言，这里丰富的水资源，造就了“北方江南”的沃野，晋祠水稻也是享有盛名，是皇家的贡米。而晋水背靠(kao)的西山一(yi)带，煤炭(tan)资源十分丰富，开采历史悠久，尤其近现代以来(lai)的机械化(hua)开采，是晋水地下水位下降的一(yi)个重要因素，最终导致晋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断流，晋祠水稻的种植面积大(da)为缩(suo)小。这个生态事件，提醒(xing)大家在从事区(qu)域社会史研(yan)究的时候(hou)，绝对不能忽视生态环境的影响。值得庆幸的是，二十一(yi)世纪以来(lai)，党和政府(fu)非常(chang)重视生态环境的治理(li)和保护，关停了西山众多的小煤窑和下游的自(zi)流井(jing)，加大(da)了植树造林的力度。如今断流数十年的难老泉水，再度复流，让大家见证(zheng)了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guo)。

《晋祠志》

能否谈谈《退想斋日记》在灾(zai)害史、日常(chang)生活史乃至个人情(qing)感史等领域的贡献？

行龙：从我个人的阅读体会来(lai)说，《退想斋日记》在灾(zai)害史、日常(chang)生活史、抗战史乃至个人情(qing)感史等方面，都是一(yi)个很好的研(yan)究文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diao)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然而这里的“人”绝不是抽象的人，而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而刘大(da)鹏的《退想斋日记》就让大家切实地站在一(yi)个平凡(fan)人的角度去理(li)解灾(zai)害、日常(chang)生活、抗战历史和个人情(qing)感等方面的历史。近年来(lai)，这些(xie)专题史的研(yan)究都取得了一(yi)些(xie)成就，但(dan)从个体角度出发所作的研(yan)究确实是不够的。这本小书的一(yi)个小小贡献（如果(guo)还称得上是贡献），就是我试图从个体的角度弥补有关研(yan)究的缺陷，倡导从具体人的角度出发看社会历史的变迁。从具体的人的角度出发，“从‘地方’出发来(lai)看历史，可以看到地方社会中非常(chang)细(xi)致的活动”（王(wang)汎森语），也会发现一(yi)些(xie)不同于传统(tong)认识的新认知。作为一(yi)个晚清士人，刘大(da)鹏有自(zi)己从实际的生活经验(yan)出发对时代的体认。在刘氏眼中，科举的废除是彻底失(shi)去仕(shi)进机会的弊政；义和团运动是平民苦难的浩劫；办新学(xue)派遣留学(xue)生是社会巨变的开始；辛亥(hai)革命是孙黄乱党的篡(cuan)权；袁(yuan)世凯、蒋介石(shi)、阎锡山、赵戴文等人物，在他的笔(bi)下都是“负面的”。他是以儒家的一(yi)套来(lai)持身衡世的，也是站在民众的角度评判(pan)时事的，他的《日记》是以自(zi)己的亲身体验(yan)写出来(lai)的文字。日记中水旱灾(zai)害的哀鸿遍(bian)野；烟毒(du)赌(du)博的残害生灵；至亲好友的生离死别；人生境遇的跌(die)宕起伏；沦陷之下的苟且余生等等，让大家看到了一(yi)个真实的人的历史是如此的生动而鲜活。在这里，历史不是如教科书一(yi)般的生硬死板，而是生动多样丰富多彩的。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出，刘大(da)鹏并不是一(yi)个“乡曲之士”，而是一(yi)个“天下之士”（罗(luo)志田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yi)月，刘氏第二任妻子(zi)武氏溘然离世。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除夕夜(ye)，刘大(da)鹏作《除夜(ye)哭亲及妻》 诗。出自(zi)《退想斋日记（稿本）》。

能否谈谈《退想斋日记》与刘大(da)鹏其他著述的关系？

行龙：除了《退想斋日记》外，刘大(da)鹏还有《晋祠志》《晋水志》《潜(qian)园琐记》《游绵山记》《迷信丛话》《卧虎山房诗集》《重修晋祠杂记》等著述，仅《刘友凤(feng)先(xian)生碑铭(ming)》所列的著述就达二十多种，实际则在三十种以上，其中多数著述未能存世，殊为可惜。

阅读《退想斋日记》，给我的一(yi)个感觉就是，刘大(da)鹏是一(yi)个非常(chang)有心和极有毅(yi)力的人。五十多年，直至去世前五天，几乎毫无间断地写日记，这不是一(yi)般人所能做到的。至于日记与其他著述的关系，这是一(yi)个比较复杂的问(wen)题。沈艾娣认为刘大(da)鹏的观念里，他的著述和日记并不存在什么区(qu)别，从写作状态来(lai)说，是没什么差别的。但(dan)细(xi)究文献内容，从现存著述与日记比较来(lai)看，专书专辑要比《日记》丰富许多。比如《游绵山记》，时在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在家办完父亲的丧事，为解其忧心，刘大(da)鹏偕好友郝济卿等同游介休(xiu)绵山，从四月初五启程到四月十四日返程，期间日记非常(chang)简(jian)略。但(dan)到了四月二十六日，他就开始动笔(bi)撰写《游绵山记》。可见他的著述，跟他的日记记录是分开的。不过(guo)他能有如此丰富的著述，跟他写日记的习(xi)惯(guan)密不可分。《日记》中随记随录的大(da)量(liang)诗文，他会隔段时间登录在《卧虎山房诗集》中。民国初年，刘氏受县知事之聘，短暂地作过(guo)一(yi)段县立女子(zi)高(gao)等学(xue)校校长，两年后，他遂有《弹琴余话》四卷成书。孔祥吉在长期阅读清人日记后说过(guo)：“大(da)凡(fan)是爱动心思，喜欢用脑的人，都喜欢在写日记上下功夫，通(tong)过(guo)撰写来(lai)加深对客(ke)观世界的认识。”（《博览(lan)群书》，2008年第5期）。可以说，正是由(you)于刘大(da)鹏持之以恒的写日记行为，使得他养(yang)成了事事留心的生活态度，培养(yang)了他勤于著述的习(xi)惯(guan)，最终成就了他著作等身的学(xue)术成就。

刘大(da)鹏故居，悬挂“父子(zi)登科”匾

未来(lai)对《退想斋日记》和刘大(da)鹏的研(yan)究会着力在哪些(xie)方面？

行龙：对我来(lai)说，《末世举人刘大(da)鹏》这本小书，只是我阅读日记，参加各种讲座和学(xue)术会议撰写而成的论文小辑。总体而言，这样的研(yan)究还有很多不足，仍(reng)有深化(hua)拓展的空(kong)间。这里我想强调(diao)的是，尽管刘氏留下来(lai)近千(qian)万(wan)字的《日记》及其他著述，文献材料相(xiang)对丰富，但(dan)仍(reng)需“走向田野与社会”，走进刘宅(zhai)、赤桥、晋祠、西山、晋水流域，乃至省城、京城、天津、开封等刘氏生活和游历的地方。尽管时间已过(guo)去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但(dan)身临其境，置身事物发生的具体场(chang)景进行切实的体验(yan)，不仅可以增强“同情(qing)之理(li)解”，而且会增强沧(cang)海桑田的历史感。另外，在田野考察的过(guo)程中，需要注意文献和口述及其他资料的比对。口述的资料因为记忆(yi)的错误和其它不同的原因往往会有不实，甚至错讹之处。赤桥、晋祠、西山、晋水流域各村庄，我已记不清跑过(guo)多少次；刘氏任教的太谷南席(xi)、其父刘明经商的李满庄我也考察过(guo)两次；刘氏两次北上会试前后，拜客(ke)、吃请、听戏的前门、大(da)栅栏一(yi)带，我曾带着整理(li)好的笔(bi)记和地图四处寻觅(mi)原来(lai)的地址和样貌。田野日志和口述录音，再与文献去比对，会发现一(yi)些(xie)需要纠正的传说。譬(pi)如，传说刘大(da)鹏祖上自(zi)西山明仙峪瓦窑村迁到赤桥，他有一(yi)个弟弟离家外出求生无归，他的第一(yi)任妻子(zi)来(lai)自(zi)北大(da)寺武家等，均(jun)属错讹的传说。刘氏明确记道，在南席(xi)的塾馆是“高(gao)楼”，当地人却错误地指认是现存一(yi)个三间破败的平房。我的一(yi)个经验(yan)是，时过(guo)境迁，口述需要审慎采纳(na)，切不可照说照搬照用。社会史研(yan)究需要“走向田野与社会”，但(dan)田野工作需要历史学(xue)家的技巧和思考，历史的社会和当今的社会不可同日而语，这是研(yan)究者需要高(gao)度警惕的。

让我感到欣慰(wei)的是，多年的田野考察工作，不仅对我的刘氏及其《日记》研(yan)究大(da)有裨益，而且我与田野工作中结识的同志们结下了深厚学(xue)术关系。赤桥村的历史档案(an)目前已完整地收(shou)藏在社会史研(yan)究中心，老乡们甚至每年将赤桥刚刚收(shou)获的大(da)米送来(lai)供大家享用。这本小书甫版，我即拉上十多本送给他们，赤桥和晋水流域的同志们成为第一(yi)批(pi)读者。不久，新书座谈会在晋源区(qu)人民政府(fu)和三晋出版社的主持下在赤桥召开，我还被赤桥村授予“荣誉村民”的称号(hao)，这一(yi)切，好不让我感到暖心和快乐。

总之，对我来(lai)说，《退想斋日记》是开启我学(xue)术研(yan)究道路的起点，而我今天所开展的刘大(da)鹏及其《退想斋日记》的研(yan)究，就是在完成导师(shi)乔志强先(xian)生四十年前交(jiao)待的课业。如果(guo)我的探索和尝试能够给年轻(qing)的学(xue)者们提供一(yi)些(xie)经验(yan)借(jie)鉴(jian)和思想启发，那就再好不过(gu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