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jin)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xi)斯战争胜利80周(zhou)年，澎湃资讯·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xian)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shu)、日记等史料加以先容，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min)的精神(shen)与生(sheng)活。
本(ben)文先容《对倭作战资料》这一套书(shu)，希翼一方面能(neng)对侵华日军有(you)所(suo)反映，同时并展现出国军对日军的认识程(cheng)度。
《对倭作战资料》总辑数不详，现存第二、三、四、五(wu)、六、八、九(jiu)、十、十一、十二辑，就笔者目(mu)力所(suo)及，尚未在其他地方见到其他几辑。即便是这几辑，基本(ben)上也是孤本(ben)了(le)，可见该书(shu)的珍贵。《对倭作战资料》一书(shu)封面的右(you)上角盖有(you)“极机(ji)密”戳记，编(bian)者为桂林行营参谋处，这套书(shu)的第二辑出版于1939年5月(yue)，第十一、十二合辑的出版时间为1940年2月(yue)、3月(yue)，此时桂林行营行将撤销，故第十二辑可能(neng)是最后一辑。
《国民(min)政府军事委(wei)员会委(wei)员长桂林行营业务纪要》
“为尔后作战、训练及交通、通讯(xun)、补充、经(jing)理之便利”，国民(min)政府军事委(wei)员会于1938年成立军事委(wei)员会委(wei)员长驻桂林行营，主管(guan)第三、第四、第九(jiu)战区业务，关于作战事宜并有(you)指挥权力。桂林行营与天(tian)水行营一齐成立，“以统(tong)一督(du)导南北两(liang)战场之作战”。白(bai)崇禧(xi)任行营主任，军令部次长林蔚任行营参谋长。1940年，桂林行营撤销，改设(she)军事委(wei)员会驻桂林办事处。
该书(shu)分为军事与政治两(liang)部分，并有(you)附录。军事部分主要先容日军情况，包括日军、伪军的主官、兵力配备、伤(shang)亡统(tong)计（包括病患）、士兵个人情况统(tong)计、位置与动(dong)态，日军士兵的阵(zhen)中日记摘(zhai)译，俘(fu)虏的审讯(xun)记录，特务组(zu)织调(diao)查、国军对日军作战的观(guan)察与检讨等。政治部分则先容日本(ben)国内的各项情况。
由书(shu)中的内容可见，该书(shu)汇集的史料并不仅仅是桂林行营及其下辖战区直接(jie)获(huo)得的情报，并包括从高(gao)层与其他战区获(huo)取的情报。下文将以该书(shu)的第二辑为例，摘(zhai)要先容其中有(you)价值的一些史料。
第二辑摘(zhai)译了(le)隶属(shu)于日军“第六野战道路构筑队”的小(xiao)林秀彰中士的日记，总共二十多页。由于该书(shu)为内部参阅，而非民(min)国时颇为流行的将自己或他人日记公开出版，因此这份日记被篡改的可能(neng)性较低，而价值较高(gao)。该书(shu)同时指出，根据这部日记能(neng)得出如下几条重要事实：
一、日军动(dong)员从动(dong)员令下达到士兵到部队报到仅需五(wu)天(tian)，当然因情况的紧急程(cheng)度而异。
二、徐州(zhou)会战，瓦子(zi)口（萧(xiao)县西(xi)南方）附近战斗“予敌重创”。
三、徐州(zhou)会战，敌军企图沿陇海路包围郑州(zhou)，因黄河决堤，受阻于尉氏县附近，“限于泥足，厥状至为狼狈”。
四、武(wu)汉会战的富金山之役，敌军“苦战兼旬，损失奇重”，沙窝(wo)之战，“复予当头一棒”。
五(wu)、在茶房村，敌军遭国军袭击，“一次计战死者一一八名，负伤(shang)者八〇名，可知敌消耗率之巨也”。
日军伤(shang)亡损失统(tong)计表
这一辑同时录有(you)几份日军俘(fu)虏的审讯(xun)记录。这些日俘(fu)的口供，个人性较强，虽然或有(you)片面之处，但由于日军普遍常识水平较高(gao)，并且是当时的供述材料，自然有(you)相当的价值。
原隶属(shu)于第22师团机(ji)械制造厂的木塚甲造，时年22岁，为现役军人。1939年2月(yue)22日被俘(fu)于杭州(zhou)闸口。他是在当地一家自己熟悉的店铺，接(jie)受了(le)店主的一杯茶而被麻醉被俘(fu)，其实是国军的游击队所(suo)为（“事前该店主当与游击队取得连络，但非本(ben)人始料所(suo)及”）。由此可见国军敌后工作的成绩。
据他所(suo)说，“一般士兵多怀厌(yan)战情绪，恨我战争趋于长期性，但为上峰命令所(suo)驱迫，只有(you)俯(fu)首帖耳(er)以服(fu)从之。士兵生(sheng)活待遇固好，但久戍(shu)思(si)归，时恐终无生(sheng)还之望也”。他的这一说法尽管(guan)未必是普遍情况，但是就他个人而言，作为现役士兵，十分年轻，而不像其时日军军中许多年长的士兵一样，在出征前已(yi)成家立业，相形(xing)之下他更无牵挂。因此，至少这一说法并不会太(tai)受他的主观(guan)因素影(ying)响，故而具有(you)一定参考价值。此外，若没有(you)他所(suo)说的现象，也无以说明日后国共两(liang)军进行的敌军工作所(suo)取得的一定成就。
原隶属(shu)第104师团的涩谷利一郎，家中有(you)妻子(zi)、儿女(nu)五(wu)人，时年39岁。他早已(yi)现役期满被编(bian)入预备役，此前正在服(fu)后备役。1938年他再被征入军队，并经(jing)历了(le)一周(zhou)的集中训练（体操、各个教练、旅次、行军等），此外，在开赴驻扎地的路途中亦进行过演习。他供认称，第104师团中后备役士兵占十分之七，而预备役仅占十分之三，一般下级干部及将校亦多为预备役、后备役。
他的这一说法与其个人经(jing)历印证了(le)此前的一般看法。1938年8月(yue)1日时，日军的中国派遣军中仅有(you)11.3%为现役士兵（1935年到1937年入伍），此外，22.6%为预备役士兵（1930年到1934年入伍），45.2%为后备役士兵（1920年到1929年入伍），20.9%为补充役士兵（1925年到1937年入伍，“均未受过训练或训练程(cheng)度不高(gao)，主要在运输和后勤部队里服(fu)役”）。可见此时大部分的侵华日军都(dou)年龄偏大，甚而有(you)许多已(yi)经(jing)拖家带口了(le)，自然士气不高(gao)，纪律(lu)废(fei)弛。
涩谷利一郎被俘(fu)时（撤退时因足痛落伍被俘(fu)）身上仍然穿着夏天(tian)的军服(fu)。他说，这件衣服(fu)是去年夏天(tian)入伍时发给的，到中国后并未再发冬天(tian)的军服(fu)，“虽天(tian)寒(han)风紧，亦得忍耐”。他的籍贯为日本(ben)神(shen)户，去年十月(yue)由中国东北来到广(guang)东，今(jin)年四月(yue)在广(guang)东被俘(fu)。根据他的经(jing)历可知，他并未被发给冬天(tian)的军服(fu)的确不当，可见此时日军的困窘。当然就物(wu)质上的紧缺这一点而言，中国军队更加严重，也坚持下来了(le)。结合他所(suo)携(xie)带的装备（如下图所(suo)示）可见，即便他未发给冬天(tian)的军服(fu)，中日两(liang)军在物(wu)质上的巨大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
日军单兵服(fu)装、装备统(tong)计
类似之前的供述，涩谷利一郎亦指出“一般国民(min)对战争咸(xian)怀恐怖情绪，尤惧被征入伍，间亦有(you)逃兵或反战分子(zi)被警视厅查举逮捕入狱者，但此种人属(shu)极少数耳(er)。不过国内农村受战争影(ying)响，经(jing)济枯竭，濒于破产，工商业亦因而凋敝，物(wu)价日益昂贵，购买力渐趋减低，市面遂因之愈形(xing)萧(xiao)条冷淡之现象”。
抗战期间，这类史料数不胜数，由此可见这一说法并非没有(you)根据。但是，日本(ben)国内存在的这一现象在中国不仅有(you)，而且严重得多。因此，这一现象的存在也并不意味(wei)着某(mou)一方将迅速(su)失败(bai)，日本(ben)的战争机(ji)器所(suo)拥有(you)的巨大韧性与其持久性使得日本(ben)可以暂时克服(fu)这些困难。不过，这一现象的存在也为日本(ben)在后来采取更激(ji)进的政策埋下了(le)伏笔。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异国他乡(xiang)作战，疾病给日军带来的困扰(rao)。涩谷利一郎“曾目(mu)击陆军病院内病人拥挤异常，但战伤(shang)者反不多见也”。当然他的观(guan)察或有(you)片面之处，他陈述的这一事实主要和部队的驻扎地点与战斗频(pin)繁程(cheng)度相关。
日军士兵年龄、学历、家庭(ting)统(tong)计
原隶属(shu)于第22师团的小(xiao)林己之七是在浙江武(wu)康上柏镇被俘(fu)的。他此前奉命前往步(bu)哨线监督(du)修筑工事，在回来的路上，行至隐蔽地带被国军潜伏的便衣队俘(fu)获(huo)，亦即被“抓舌头”了(le)。此次捕获(huo)行动(dong)，国军具体是派遣少数便衣队潜伏在隐蔽地段，主力则控制占据在重要路段的旁边，将其俘(fu)虏后，即用轻机(ji)枪在后面掩护而后撤回去。
小(xiao)林己之七的供述，反映了(le)此时浙西(xi)国军游击作战的成效。他指出：“敌对我游击队之廓清问题，目(mu)下尚无具体的办法，颇感(gan)棘手，盖因居(ju)民(min)可化装为游击队，而游击队亦可化装为居(ju)民(min)，究(jiu)竟何者是居(ju)民(min)何者是游击队，鱼目(mu)混珠(zhu)，无从识别，是以无法彻底予以扫数肃(su)清之，现唯处于被动(dong)地位以应战方式对付之。即我游击队若向之滋扰(rao)，敌则起与我周(zhou)旋。”（笔者注(zhu)：引文中的“敌”皆指日军。）
但是，即如吴敏(min)超(chao)研究(jiu)员所(suo)指出的，“浙西(xi)游击战是在抗战初期特定的时空条件下酝酿而生(sheng)的”，因为日军一开始“对于浙西(xi)杭嘉湖地区军事上采取守势(shi)，政治上亦未能(neng)建(jian)立深入基层的统(tong)治”，故而浙西(xi)的国军游击作战在抗战初期能(neng)取得相当成就。但在1940年以后，随着日伪基层工作的深入和清乡(xiang)的展开，浙西(xi)的游击战终究(jiu)走(zou)向了(le)低潮。
此外，有(you)意思(si)的是，小(xiao)林己之七并指出“敌鉴于我迫击炮射击精度良好，且威(wei)力亦大，故敌将卤获(huo)我之迫击炮分配于各联队使用之”。这一说法笔者尚未见到相关史料印证或是抵牾。
该书(shu)的附录中，录有(you)当时国军情报人员对日军特务活动(dong)比较详细(xi)的调(diao)查，缕述其组(zu)织结构。除了(le)对于日军在租界、沦陷区与国统(tong)区的特务活动(dong)做一般性的描述以外，还对于其内部矛盾，如陆军、海军之间的矛盾等有(you)所(suo)揭露。
如关于兴(xing)亚院，该书(shu)指出：“最近敌伪为加紧占领区政治工作，企图制造大批汉奸，并澄清各地特务班贪(tan)污风气计，特扩大兴(xing)亚院组(zu)织。将一切特务机(ji)关统(tong)归其指挥节制。但此事已(yi)引起敌驻华各军司令之反对，互(hu)相集议，商讨应付办法，并以提出辞职相要挟(jia)。而兴(xing)亚院亦不表示让步(bu)。”
这本(ben)书(shu)里，无论是国军刺探得的情报，还是缴获(huo)的文件、日记，以及记录的口供，未必尽是事实，多少会出现一定出入。但是，即便是与事实产生(sheng)出入，这一出入的产生(sheng)及其影(ying)响也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