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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读英国著(zhu)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16至20世纪常识史中的流亡者(zhe)与客居者(zhe)》（Exiles and Expatriates in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1500-2000，2017；周兵译，商务印书(shu)馆，2025年(nian)3月），真是(shi)感慨于历史风云的翻覆竟然如(ru)此(ci)令(ling)人(ren)猝不及防。眼(yan)看着二十一世纪常识史上又要出现一批新的“流亡者(zhe)”与“客居者(zhe)”，而(er)且这次(ci)是(shi)从美国、从自由女(nu)神(shen)的脚下流向四方，常识史上一个新的严重时刻或许就这样降临了。不过(guo)正如(ru)彼得·伯克在书(shu)中所论述的，流亡者(zhe)和客居者(zhe)为常识生产的全球(qiu)化(hua)、去地方化(hua)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就不必(bi)那么悲观。该书(shu)最后附了一篇题为《论英国脱欧》的文章，是(shi)编辑(zhe)在2016年(nian)该书(shu)完成之后面对英国即将(jiang)脱欧而(er)写的。伯克指出，脱欧是(shi)为了限制移民的数量，而(er)这对英国的经济和学问(hua)都将(jiang)是(shi)一场灾难(nan)。因为“如(ru)果移民的源流枯竭，或者(zhe)只是(shi)严重减少了，在认(ren)知多样性（cognitive diversity）方面造成的损(sun)失，其后果也许假以(yi)时日才能完全显(xian)现出来，但它们很可能就会是(shi)非常严重的。如(ru)果英国把自己同其他的观点隔绝(jue)开来，就将(jiang)使英国，人(ren)变(bian)得越来越封闭(bi)，越来越狭隘，越来越缺乏创造力。本书(shu)中所讨论的案例表明，即使没有人(ren)真正想要这样的未来，但是(shi)假如(ru)英国脱离了欧盟，它将(jiang)在几十年(nian)后不可避免地出现”（194页）。这番话看来也可以(yi)用于分析今天正发生在美国的事情，一个“越来越狭隘、越来越缺乏创造力”的美国，难(nan)道是(shi)那里的选民们希翼看到的吗？

该书(shu)的“译者(zhe)序”中谈到伯克论著(zhu)和史学思想的翻译引进、学习借鉴(jian)，堪(kan)称新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中的“彼得·伯克现象”，借用伯克的常识史系列著(zhu)作里的观点，这一现象本身就可以(yi)作为一个分析当代史学跨区域、跨学问(hua)传播与接受(shou)的常识史研究案例（3页）。的确是(shi)这样，我在近两(liang)年(nian)给研究生讲(jiang)历史图像学方法论的时候，也谈到了系统地研读彼得·伯克相关(guan)著(zhu)作的重要性。对于大家的艺术史研究来说，伯克对于图像研究的重视和研究方法有着重要的借鉴(jian)意义。

《16至20世纪常识史中的流亡者(zhe)与客居者(zhe)》可以(yi)看作是(shi)伯克的《常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bao)到狄德(de)罗》（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2000；陈志宏、王婉旎译，浙江大学出版(ban)社，2016年(nian)）和《常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shu)）到维基百科》（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the Encyclopedie to Wikipedia，2012；汪一帆、赵(zhao)博囡译，浙江大学出版(ban)社，2016年(nian)）的专题性续编。在《常识社会史（上卷）》的“导论”中就已经谈到波兰社会学家弗洛里安·兹纳涅茨(ci)基（Florian Znzniecki）移民美国和俄国学者(zhe)乔(qiao)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流亡巴黎后对常识社会学的复兴做出的贡献，也谈到了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学者(zhe)常把自己看作“文人(ren)共和国”（Respublica litteraria），“这一说法表达了他们超越国界的群体归(gui)属感”（《常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bao)到狄德(de)罗》，21页），同时还强(qiang)调了常识生产的社会情境问题。在第四章“常识之定位：中心及其边缘地带”中对常识生产的旅行与传播更(geng)有全球(qiu)语境的论述。因此(ci)，从这些(xie)议题延伸到对于流亡者(zhe)和客居者(zhe)移民语境中的常识史的关(guan)注(zhu)是(shi)必(bi)然的。在“导论”中谈到“把图片（包括地图）看作常识的交流途径并用插图的方式来避免逻(luo)各斯(si)中心论（logocentrism）”（同上，14页） ，有点遗憾的是(shi)，在现在这部《16至20世纪常识史中的流亡者(zhe)与客居者(zhe)》中却没有了图片与地图。

从伯克关(guan)于常识史的个人(ren)研究语境来说，对于常识史中的流亡者(zhe)与客居者(zhe)这个特殊专题的研究显(xian)然是(shi)以(yi)常识史、社会史与流亡史、移民史以(yi)及国际政治史相融合的方法来进行的。与《常识社会史》的研究“集中于常识的结构和发展趋势(shi)上，而(er)不是(shi)关(guan)注(zhu)单纯的个体”（同上，前言于致(zhi)谢(xie)，i）有所不同的是(shi)，以(yi)“流亡者(zhe)”和“客居者(zhe)”作为核心对象，使研究焦点主要落在作为常识生产者(zhe)的个体身上。通过(guo)对个体际遇、研究贡献的分析而(er)切(qie)入常识生产的发明、接受(shou)和传播的动态(tai)过(guo)程，在多种层面上说明学者(zhe)个人(ren)与所在地在常识生产领域中发生的互动现象及其学问(hua)价(jia)值。从目(mu)前流行的全球(qiu)史研究视野来看，伯克关(guan)于常识史中的流亡者(zhe)与客居者(zhe)的研究恰好提供了一个全球(qiu)化(hua)常识话语与“去地方性”学问(hua)融合的重要视域。

德(de)洛尔·瓦尔曼（Dror Wahrman）在该书(shu)“前言”中谈到“如(ru)何来看待作为历史学家的彼得·伯克呢？”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点困难(nan)，因为几乎没有彼得未曾研究过(guo)的话题。虽然有点夸张，但是(shi)彼得·伯克的博学和在多个史学领域取得的成就的确令(ling)人(ren)敬仰。瓦尔曼举出伯克的三本重要著(zhu)作来代表他的三个重要研究方向：《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学问(hua)》（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1978）的精英与大众学问(hua)研究、《对话的艺术》（The Art of Conversation，1993）和《欧洲近代早期的语言和共同体》（Languages and Commun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004）的语言的社会史研究以(yi)及《制造路易(yi)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1992），其中谈到《制造路易(yi)十四》“重塑了大家对于欧洲专制君主制度全盛(sheng)时代的理解，把路易(yi)十四作为第一个近代传媒的现象来研究，而(er)国王本人(ren)被视为一个媒体大王，他再(zai)一次(ci)地早早地引领了这一种研究类型的风气”。另外还顺带提到《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学问(hua)》的众多语种译本，说明“就学问(hua)和语言的影响范围而(er)言，当代历史学家中几乎无人(ren)能够(gou)望其项背”（3页）。就这部《16至20世纪常识史中的流亡者(zhe)与客居者(zhe)》而(er)言，我觉(jue)得瓦尔曼在“前言”一开头说的那则逸事是(shi)颇有意思的：当伯克离开任教的苏塞克斯(si)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前往剑桥(qiao)大学面试的时候，一位面试官问他：伯克博士，你会说哪些(xie)语言？”他回答说：“嗯，我懂并且在研究中用到了从莫斯(si)科到里斯(si)本之间的各国语言，不过(guo)我的挪(nuo)威语口语不是(shi)很好。”最后他被聘用了（1页）。我想到的是(shi)，对于像全球(qiu)史和常识史中的流亡者(zhe)、移民者(zhe)这样的研究课(ke)题来说，语言能力的要求特别突出，其挑战性远远大于当年(nian)那些(xie)流亡者(zhe)来到一个新的国度所面临的语言问题。

如(ru)果就研究者(zhe)个人(ren)语境来说，彼得·伯克的个人(ren)身世和经历也为他的常识史中的流亡者(zhe)研究提供了难(nan)得的个人(ren)体验。他的祖父母是(shi)从爱尔兰西部来到英格兰北部的客居者(zhe)，而(er)外祖父母则是(shi)由于担心种族清洗而(er)逃离俄国的流亡者(zhe)，家族的历史自然使家庭生活(huo)中也具有了学问(hua)碰撞与融合的氛围。后来他在老师和学界同仁中认(ren)识了许多流亡者(zhe)和客居者(zhe)，与有些(xie)学者(zhe)有着多年(nian)的交流讨论，其中也有大家在阅读中比较熟悉的学者(zhe)，如(ru)阿纳尔多·莫米(mi)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恩斯(si)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和埃里克·霍布斯(si)鲍姆（Eric Hobsbawm）等人(ren)。在他举出的名单中，可以(yi)看到他与这些(xie)流亡者(zhe)学人(ren)的交往明显(xian)具有跨学科的特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学术研究特征。

伯克在“导论”中首先阐明本书(shu)是(shi)常识史和移民离散史这两(liang)种研究趋势(shi)的交集，“涉及流亡者(zhe)和客居者(zhe)，以(yi)及可称为‘流散的’‘移植的’或‘转译的’常识。……本书(shu)还可以(yi)被描述为一篇社会史、历史社会学或历史人(ren)类学范畴的论文，受(shou)到了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米(mi)歇尔 ·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人(ren)著(zhu)作的启发。曼海姆曾经两(liang)度流亡，先是(shi)从匈牙利到德(de)国，再(zai)从德(de)国转至英国，他认(ren)为常识是(shi)社会性存在的。此(ci)论原意本是(shi)泛指，但对于流亡者(zhe)们却尤为适用，因为他们必(bi)须应对生活(huo)处境所发生的重大变(bian)化(hua)”（10页）。对于大家来说，也必(bi)须认(ren)识和反思大家的常识也是(shi)“社会性存在的”，无论对于学界中的功成名就者(zhe)还是(shi)精神(shen)上的流亡者(zhe)也同样适用。

究竟什么是(shi)“流亡”和“流亡者(zhe)”？编辑(zhe)从欧洲多种语言的词源和历史语境中做了解读，他认(ren)为作为流亡者(zhe)的西班牙哲学家何塞·高斯(si)（José Gaos）自创的新词 transtierro（移植）很有价(jia)值，带有双向的相遇和变(bian)化(hua)之意。另外也谈到了“难(nan)民”（refugees）和 “客居者(zhe)”（expatriates）的词源和词意变(bian)化(hua)，这些(xie)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真实涵义自然有区别，但也并不总是(shi)泾渭分明。这让我想起在大家的汉语生活(huo)经验中，常用的是(shi)“流亡者(zhe)”和“移民”，“客居者(zhe)”则很少用；但在实际上使用“流亡者(zhe)”也是(shi)隐含有某种立场和情感倾向，因而(er)也要受(shou)到所涉及的人(ren)和事件的具体语境制约。因此(ci)伯克说“在20世纪70年(nian)代，一些(xie)拉丁美洲常识分子既没有被驱(qu)逐出境，也未受(shou)到严重威胁，而(er)只是(shi)因为反对非民主化(hua)的国内政权，选择了离开祖国。在存疑的个案中，我会用中性的名词“移民”（emigrant，émigré），而(er)在同时讨论到流亡者(zhe)和客居者(zhe)的时候，也会如(ru)此(ci)措辞。”（12页）有时候，“难(nan)民”或“流亡者(zhe)”的标(biao)签令(ling)人(ren)不愿意接受(shou)，比如(ru)智利作家阿里尔·多夫曼（Ariel Dorfman）和德(de)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都是(shi)这样。值得注(zhu)意和区分的是(shi)，流亡者(zhe)基本上是(shi)不能回母国的，生离死别的痛苦一直伴随着他们；客居者(zhe)通常可以(yi)来来往往，但是(shi)常常会把自己的际遇与留(liu)在母国的亲友熟人(ren)相比较，总有一种患(huan)得患(huan)失的心态(tai)。无论是(shi)流亡者(zhe)还是(shi)移民，都会遇到精神(shen)上和现实生活(huo)中的诸多问题，如(ru)事业的中辍(chuo)、不安全感、孤独和乡愁(chou)，以(yi)及失业、贫困、语言不通、与他人(ren)的冲突等等。对于许多学者(zhe)来说，流亡带来了严重的精神(shen)创伤，有时甚至会导致(zhi)自杀。总之，就如(ru)德(de)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结束流亡美国的生涯后讲(jiang)的一句(ju)话：“每一个移民常识分子，无一例外，都是(shi)伤痕累(lei)累(lei)的（besch?digt）。”伯克接着说，“不论是(shi)在思想还是(shi)情感上，流亡者(zhe)都出现了脱位。”（15页）

容易(yi)被一般人(ren)所忽视的是(shi)另一种流亡者(zhe)，用伯克的话来说就是(shi)“内部的流亡者(zhe)”：“许多人(ren)因反对当权的政治或宗(zong)教制度，虽然人(ren)未离境，但却过(guo)着像流亡海外一样自我放逐的生活(huo)。在近代早期欧洲，有无数类似的例子……在20世纪，类似的持不同政见者(zhe)范围更(geng)广，如(ru)犹太人(ren)语言学家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他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de)国得以(yi)幸存偷生，将(jiang)自己真实的思想倾诉在日记里；再(zai)如(ru)俄罗斯(si)核物理学家安德(de)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他因参与人(ren)权运动而(er)受(shou)到内部流放，从莫斯(si)科被驱(qu)逐到了高尔基市(shi)（Gorky）。”（19页）这类流亡者(zhe)也不在伯克这本书(shu)的讨论之中，这当然是(shi)可以(yi)理解的，因为所谓“内部的流亡者(zhe)”的涵义难(nan)以(yi)明确界定，个人(ren)身份、生存际遇和社会关(guan)系等情况差别很大，与思想探索和常识生产的关(guan)系更(geng)为复杂(za)。想到伯克竟然在国家之间的流亡者(zhe)与客居者(zhe)的研究视野中也能关(guan)注(zhu)到“内部的流亡者(zhe)”的存在，已然很令(ling)人(ren)感佩。

多年(nian)前我曾写过(guo)一篇《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发表在《南方周末(mo)》2006，1，12，李公明专栏“穿越记忆”；后收入个人(ren)文集《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ban)社，“三十年(nian)集”系列丛书(shu)，2011年(nian)），谈的议题是(shi)“在20世纪的政治思想史上，流亡者(zhe)的诗歌是(shi)否可以(yi)占有一个恰当的位置”。我在文章中谈到，其实真实的流亡者(zhe)身份并没有凝固在空间和护照本上。从1979年(nian)起侨居美国的苏联诗人(ren)德(de)·博贝(bei)舍(she)夫说，“所有人(ren)都是(shi)流亡者(zhe)”；波兰流亡作家贡布罗维奇认(ren)为：“我觉(jue)得任何一个敬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shi)、而(er)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名副(fu)其实的是(shi)流亡者(zhe)”；俄罗斯(si)诗人(ren)阿赫玛托娃说：“诗人(ren)是(shi)流浪的犹太人(ren)”；学者(zhe)艾德(de)华·萨依德(de)希翼常识分子能像真正的流亡者(zhe)那样具有边缘性—— 这些(xie)言说都把“流亡者(zhe)”这个概念放置于思想的空间和心灵的状态(tai)中考量。心灵上的流亡、自我放逐是(shi)对日常状态(tai)中的非流亡状态(tai)的揭露与反叛，是(shi)进入思想史的必(bi)由之途。这也正是(shi)伯克所讲(jiang)的那种“内部的流亡者(zhe)”。

伯克说了，“黑云也有银镶边，本书(shu)着重关(guan)注(zhu)的，是(shi)流亡后的一些(xie)积极的后果……本书(shu)研究的中心主题是(shi)，流亡者(zhe)和客居者(zhe)对常识的创造和传播做出了非凡(fan)的贡献，在积极的方面自然是(shi)功德(de)无量的。但即便如(ru)此(ci)，流亡造成了事业的中辍(chuo)，如(ru)果没有流亡，他们创作的论著(zhu)和对常识的贡献可能更(geng)多，虽然具体的损(sun)失永远无法估算了。”（15-16页）因此(ci)，“本书(shu)试图揭示的，是(shi)不仅在常识传播，而(er)且在常识创造方面，流亡者(zhe)和客居者(zhe)们所做出的不同寻常、数量惊人(ren)的贡献”（20页）。另外，从常识的创造与传播的视角来看，正如(ru)伯克所说的，“事实上，整本书(shu)都可以(yi)说是(shi)一项接受(shou)史的研究，其中有两(liang)重的意义，既包括寄居国的人(ren)们对于流亡者(zhe)或热情或冷淡(dan)的接纳，也指对他们的观念及所带来的常识给予(yu)的或积极或创造性的接受(shou)”（39页）。在今天的全球(qiu)史研究中，接受(shou)史是(shi)所有思想、常识传播研究中的关(guan)键一环，其中也必(bi)然会受(shou)到不同利益立场上的接受(shou)史观的影响。

同为流亡者(zhe)的律(lu)师弗朗茨(ci)·诺伊曼（Franz Neumann）归(gui)纳了流亡者(zhe)和客居者(zhe)应对生存的三种学问(hua)策(ce)略(lue)：融入新国家的学问(hua)，对其学问(hua)加以(yi)抵制，而(er)最有效的第三种策(ce)略(lue)是(shi)折中与综合。伯克的研究表明，对于常识的贡献，主要来自那些(xie)立身于这两(liang)个极端做法之间的学者(zhe)（17页）。书(shu)中所论述的学者(zhe)个案的确都可以(yi)说明，放弃自我与固守自我这两(liang)种极端的态(tai)度都不利于学者(zhe)在新的国度环境中创造新的常识。伯克指出本书(shu)中的研究是(shi)“集中在一些(xie)个案的研究上，将(jiang)侧重在流亡者(zhe)们对常识的贡献与创造这些(xie)常识的个人(ren)和群体所身处的境遇之间的关(guan)系上”（20页）。当然他很清醒地看到在这里的个案研究必(bi)然会遇到“冰山问题”和“马太效应”，前者(zhe)指的是(shi)被研究者(zhe)往往只是(shi)一个群体中相对较为明显(xian)的一角，因此(ci)要尽量认(ren)识到那些(xie)略(lue)次(ci)一等的学者(zhe)所做贡献的重要价(jia)值，从而(er)免于陷入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所提出的著(zhu)名的“马太效应”（《新约》：“因为凡(fan)有的，还要加给他”），即一些(xie)不知名的科学家的发现和观点常常被记在了一些(xie)著(zhu)名学者(zhe)的名下（21-22页）。

更(geng)重要的是(shi)，伯克认(ren)为“这项研究和写作的动因，不仅是(shi)罗列流亡者(zhe)们对常识所做出的各种贡献，而(er)且要探究其根本，是(shi)什么使得其贡献卓然不凡(fan)？在审看最终‘产品’的同时，也检视生产的‘过(guo)程’，试图揭示移民们对常识的各种贡献是(shi)如(ru)何做到的。这个问题也许可以(yi)用一个词来回答——‘去地方化(hua)’（deprovincialization）。更(geng)确切(qie)地说，流亡者(zhe)与接纳他们的东道主之间的不期而(er)遇，导致(zhi)了一场双重的去地方化(hua)的进程”（23页）。流亡者(zhe)与东道主在相互接触、交流中均(jun)有可能实现“去地方化(hua)”，也就是(shi)打破原来固化(hua)在地域中的常识生产，获取新的思想方法和新的常识。因此(ci)，他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流亡作为一种教育”的观点。也就是(shi)说，流亡者(zhe)与在地民众双方在接触当中都会学到一些(xie)有价(jia)值的东西；而(er)且如(ru)果流亡者(zhe)回国之后，其祖国的学生们也会有同样的收获（24页）。最后这一点颇有意思，他由此(ci)说到虽然“人(ren)才外流”的消极后果显(xian)而(er)易(yi)见，但有时也有积极的方面——当某些(xie)流亡者(zhe)返回故乡的时候也会带来新的观念与常识，如(ru)1945年(nian)以(yi)后许多还乡的流亡者(zhe)将(jiang)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带回了德(de)国（24-25页）。

“流亡作为一种教育”使我想起马克思流亡伦敦三十多年(nian)，恩格斯(si)在写给他的一封信里写道，“流亡是(shi)一所学校(xiao)”，但是(shi)据说马克思并不怎么喜欢这所学校(xiao)，他曾经说流亡政治是(shi)“一所学习丑闻和平庸的学校(xiao)”。但是(shi)在伯克看来，马克思在英国的生活(huo)长达三十四年(nian)，经历了伦敦博览(lan)会（1851年(nian)）、印度“土兵起义”（Mutiny ）和反英起义（1857年(nian)）、兰开夏“棉荒”（1861-1965年(nian)）等事件，“让他得以(yi)近距离地观察到资本主义、工业化(hua)和帝(di)国主义的发展进程”（139页）。这也应该说是(shi)“流亡作为一种教育”的一种过(guo)程。

既然“去地方化(hua)”是(shi)一个重要的常识创造过(guo)程，伯克认(ren)为在这个“伞式术语”（umbrella term）之下涵盖了多个具体进程，它们是(shi)分别是(shi)转介调和（mediation）、疏离超然（detachment）和融合会通（ hybridization ）。这是(shi)贯穿全书(shu)的三个关(guan)键词和基本分析方法，在第一章“来自边缘的视角”中分别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而(er)且在论述中均(jun)以(yi)不同学科的著(zhu)名流亡学者(zhe)为案例，是(shi)一份非常精简和难(nan)得的另类学术史注(zhu)解。其中一些(xie)观点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仍有重要的启发性。比如(ru)关(guan)于“疏离”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shi)因为流亡者(zhe)与寄居地之间的疏离关(guan)系而(er)带来了“全局感”、长时段方法（tongue duree）和冷眼(yan)旁观的视角，后者(zhe)如(ru)德(de)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讲(jiang)的“陌生人(ren)的客观性”（30页）。另外还有从德(de)国来到美国的历史学家弗里兹·斯(si)特恩（Fritz Stern）所讲(jiang)的“双焦视野”，意即用美国人(ren)的眼(yan)睛去看待德(de)国事物，而(er)在看美国的事物时，用的是(shi)德(de)国人(ren)的眼(yan)睛。在今天的常识和信息(xi)全球(qiu)化(hua)的语境中，大家无需非要踏上异(yi)国才能获得“双焦视野”，问题是(shi)大家在常识传播的信息(xi)场中能否自觉(jue)做到视角转换和“概念位移”。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伯克从流亡者(zhe)、客居者(zhe)的学术创造的视角所提出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重要见解，往往是(shi)在通常的学术史系谱中容易(yi)被忽视或误解的，因此(ci)我觉(jue)得该书(shu)是(shi)一个很好的另类学术史研究文本。

第五章“大逃亡”主要论述的是(shi)在1789年(nian)后，则主要是(shi)政治流亡者(zhe)或种族清洗的受(shou)害(hai)者(zhe)。1789年(nian)的法国大革命、1830-1831年(nian)发生在波兰的反抗俄国统治斗争的失败和1848年(nian)欧洲“民族之春”的革命先后形成了三次(ci)流亡与移民离散的浪潮，但是(shi)伯克比较集中论述的是(shi)发生在二十世纪十月革命后离开俄罗斯(si)的常识分子案例和三十年(nian)代的犹太人(ren)大逃亡浪潮。关(guan)于俄国革命，他指出一直要到1919年(nian)俄国内战结束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对者(zhe)们才开始大规模逃亡，他们最主要的落脚点是(shi)柏林、巴黎和布拉格。1922年(nian)是(shi)离乡潮的关(guan)键年(nian)份，一百五十多名学者(zhe)遭到驱(qu)逐，其中不少人(ren)是(shi)乘坐臭名昭著(zhu)的“哲学船”来到德(de)国的，被驱(qu)逐的哲学家包括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等人(ren)。

“俄罗斯(si)的损(sun)失成为其他国家的收获，其中以(yi)保加利亚、南斯(si)拉夫和捷克斯(si)洛伐克最为明显(xian)。”（142页）值得关(guan)注(zhu)的一个问题是(shi)，亲身经历和异(yi)国感受(shou)激发起流亡者(zhe)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原因的探讨。三十年(nian)代主要来自德(de)国的犹太人(ren)和常识分子流亡者(zhe)，规模之大和学者(zhe)比例之高是(shi)以(yi)前没有过(guo)的：“有近1700名德(de)国学者(zhe)和科学家在希特勒政权初期遭到解职，其中75%以(yi)上是(shi)犹太人(ren)。除了犹太裔学者(zhe)（在当时，只要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就会被解职）之外，难(nan)民中还包括配偶为犹太裔的一些(xie)个人(ren)，以(yi)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汇总起来，超过(guo)五分之一的德(de)国大学教师因故被解职。”（155页）关(guan)于在这样规模的流亡浪潮中产生的常识创造，伯克认(ren)为“在常识层面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无疑就是(shi)深具理论积淀的难(nan)民与其东道主的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学问(hua)之间的相互接触，从而(er)以(yi)一种17世纪胡格诺派难(nan)民所未曾有过(guo)的方式制造产生了新的常识。如(ru)前所述， 20世纪30 年(nian)代的移民物理学家被形容为德(de)国理论和英国实验传统之间的‘架桥(qiao)者(zhe)’。这些(xie)物理学家就是(shi)学问(hua)的转译者(zhe)。”（179页）除了对学者(zhe)个人(ren)案例的研究之外，伯克还特别关(guan)注(zhu)跨学科的研究机构——瓦尔堡(bao)学问(hua)科学图书(shu)馆和社会研究所，它们因其各自在艺术史和社会学领域的贡献而(er)闻名，但其影响绝(jue)不局限于这些(xie)学科。进而(er)为了更(geng)好地理解这两(liang)个机构对其寄居国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强(qiang)调了来自德(de)国的艺术史和社会学这两(liang)个学科对二十世纪三十年(nian)代英美学术界的重大贡献：由于在当时两(liang)个学科的基础更(geng)多地植根在中欧而(er)不是(shi)英语世界，因此(ci)“使得流亡者(zhe)实现了充分的临界价(jia)值，为这些(xie)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远超出其人(ren)数比重的重要贡献，特别是(shi)在英国”（163页）。这一部分也是(shi)我在阅读该书(shu)的时候收获最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