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俄关系从“存疑”到(dao)“求同”,这个过程中经(jing)历了什么?西方一(yi)直以来的“联俄抗中”企图,为什么无法实现?
3月31日至4月1日,2025“瓦尔代”国际(ji)辩论俱乐部中俄分组会在华东师范大学(xue)举办,在题为“中俄:多极世界中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研讨环节,美国文博大学(xue)政治系教授、上海美国学(xue)会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xue)俄罗斯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于滨(bin),作了题为“中俄正常关系的内涵和外延”的演(yan)讲(jiang),解答以上问题。观察者网整理(li)成文,供各位读者交流分享(xiang)。
编者按:中俄关系从“存疑”到(dao)“求同”,这个过程中经(jing)历了什么?西方一(yi)直以来的“联俄抗中”企图,为什么无法实现?
3月31日至4月1日,2025“瓦尔代”国际(ji)辩论俱乐部中俄分组会在华东师范大学(xue)举办,在题为“中俄:多极世界中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研讨环节,美国文博大学(xue)政治系教授、上海美国学(xue)会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xue)俄罗斯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于滨(bin),作了题为“中俄正常关系的内涵和外延”的演(yan)讲(jiang),解答以上问题。观察者网整理(li)成文,供各位读者交流分享(xiang)。
于滨(bin):
一(yi)个平等、稳定(ding)、互利共存的中俄关系,始于冷(leng)战两极体制,跨越了后冷(leng)战的单极架构,正步入一(yi)个不乏憧憬却又险象环生的多极世界(a brave and grave new world of multipolarity)。
1989年5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hua)
中俄正常关系的挑战
1989年以来中俄关系正常化(hua)的36年里,中俄双(shuang)边关系的基本(ben)走向(xiang)是循序渐进、相互适应。从“存疑”到(dao)“求同”,既(ji)致力于本(ben)国福祉(zhi),又兼顾对方利益,且不断拓展(zhan)多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此种正常关系的定(ding)位,我个人认为至少取决于三个坐标。
首先(xian),中俄的正常关系有别于冷(leng)战期间冷(leng)热不均、大起大落、情绪化(hua)、意识形态化(hua)的双(shuang)边关系。第二(er),中俄双(shuang)边关系中排除和超(chao)越了传统军事同盟中的“自动锁定(ding)”机制(Automatic inter-locking mechanism)。第三,在经(jing)历了近代交往史中的非对称性、有时甚至是零和式的双(shuang)边关系后,中俄作为拥有独(du)立的外交和军事战略的超(chao)大文明体,有意愿、也有能力按照自身利益的是非曲直行事。
如果排除近年来中俄双(shuang)边关系中一(yi)些常见(jian)的外延,比如“建设性的”、“全面的”、“战略协同”或者“面向(xiang)21世纪”等等的包装和修辞(ci),中俄关系的内核就是一(yi)种正常关系。就像俄罗斯市场上出(chu)售的普京套(tao)娃,外面是普京总统,层层剥去,最(zui)后是彼得大帝。
说句(ju)题外话,在英语世界(Anglosphere)中,我是第一(yi)个使用“普京大帝”(Putin the Great)的人。当(dang)时普京刚刚连任总统,我在2004年夏季号(hao)的《哈佛国际(ji)评论》(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上发了一(yi)篇文章,使用了“Putin the Great”一(yi)词。
后来一(yi)位美国陆军将军问我,你(ni)为什么要用“普京大帝”这个词?在他(ta)看来,应该是“普京雷帝”(Putin the Terrible)。我的回答是,这取决于从哪个角度看普京总统。普京政绩优劣,不仅在于西方如何评判,更要看俄国人怎么看。2004年普京连任时获(huo)得了71%的选票,这说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支撑普京。那位将军无言以对。
回到(dao)中俄关系。中俄关系正常化(hua)以来所衍生的种种外延,比如近期中国官方的表(biao)述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复(fu)旦大学(xue)的赵华胜教授认为,这是一(yi)种更高层次的正常关系,我很赞同。邢广程老师也讲(jiang)过不断叠加的各种各样的外延,有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扩展(zhan),这是非常准确的表(biao)达(da)方式。在这个意义(yi)上,中俄正常关系深化(hua)和拓展(zhan)的潜(qian)力非常之大,可以说是无止境(jing)、无上限的。
西论的傲慢(man)与(yu)偏见(jian)
中俄正常关系发展(zhan)到(dao)今天,不仅仅有强大的内生力和扩展(zhan)潜(qian)力,还(hai)挑战了西方在理(li)论和政策层面的短视和盲区。西方持久不衰的联俄抗中的意向(xiang),不仅仅是西方对非西方世界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手段的延续,还(hai)揭示了西方主要国际(ji)关系理(li)论范式的傲慢(man)与(yu)偏见(jian)。
比如,西方自由主义(yi)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不可能和平共处,只有在民主国家之间才能实现持久和平,也就是所谓的“民主和平论”(Democracy Peace Theory)。西方现实主义(yi)则认为,国与(yu)国之间的实力消(xiao)涨必(bi)然导致国与(yu)国之间的纷(fen)争和冲突。比如,米尔斯海默教授的大国冲突论,哈佛大学(xue)肯尼迪政府学(xue)院(yuan)埃利森(Graham Allison)的“修昔底(di)德陷(xian)阱(jing)”理(li)论(Thucydides' Trap),等等。
修昔底(di)德雕像,其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的分析——“雅(ya)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da)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bi)免”,被现代学(xue)者抽象为“修昔底(di)德陷(xian)阱(jing)”
在西方研究中俄关系的浩瀚书(shu)海中,基本(ben)有两个派系:一(yi)种是“中俄关系有限论”,另(ling)一(yi)个是“中俄威胁论”,鲜有中间层次。
一(yi)方面,在有限论者看来,中俄在历史、学问(hua)、政体、国力甚至种族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双(shuang)方关系的任何改善都是暂(zan)时的、有限的,这也给了所谓的“联俄制华派”无限的想象空间。有些非常优秀的学(xue)者,也支撑有限论。比如说波波·罗(Bobo Lo),就支撑这一(yi)观点(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