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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性彰显“第二个结合”的时代内涵,学问,传统,实践
2025-04-16 09:39:08
以人民性彰显“第二个结合”的时代内涵,学问,传统,实践

依人民而变,经人民而见,利人民而兴。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zhou)年大会上(shang),习(xi)近平总书记首次(ci)正式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ben)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ji)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相结合”。深入学(xue)习(xi)领会贯彻落实习(xi)近平学问思想,要深刻理解习(xi)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er)个结合”的相关论述。

“第二(er)个结合”的提出,充分体现了(le)党和(he)国家在新的历史(shi)时期坚定的学问自(zi)信和(he)学问担(dan)当(dang),因(yin)此具有鲜明的时代(dai)性。正因(yin)如此,大家在理解和(he)推动“第二(er)个结合”过程(cheng)中,需要对其深刻的时代(dai)内涵保持理论和(he)实践上(shang)的自(zi)觉。人民是时代(dai)的创造者,也是“第二(er)个结合”的实践者、见证者和(he)阅卷(juan)人,人民性是“第二(er)个结合”时代(dai)内涵的题(ti)中应有之义。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格,人民立场(chang)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政(zheng)治上(shang)看问题(ti)的出发点。而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的创造者和(he)实践者也正是人民,体现的是中国人民长期积累(lei)下来的生活规范、人生意(yi)义和(he)德性价值。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人民性更是彰显“第二(er)个结合”时代(dai)内涵和(he)现实意(yi)义的重要视角。通(tong)过人民性这一主线,可以(yi)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属性、社会关系属性和(he)社会福祉属性与中华优秀传统学问“依人民而变”“经人民而见”“利人民而兴”的三个关键特质(zhi)呼应起(qi)来,进而从本(ben)体论、方法论和(he)功能论三个角度,指明中华优秀传统学问如何适应时代(dai)变迁,回应社会现实需求,实现自(zi)身的延续与革新。

中华优秀传统学问源于人民之社会实践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导(dao)向的理论体系。习(xi)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zhou)年大会上(shang)的重要讲话(hua)中指出:“实践的观(guan)点、生活的观(guan)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shi)论的基本(ben)观(guan)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基本(ben)原理所强调的实践并非单个个体的孤立活动,而是一种人民性的实践。因(yin)此,通(tong)过人民性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ben)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的有机结合,要求大家从人民实践中寻求中华优秀传统学问创新和(he)发展的活力(li)源泉,完成“周(zhou)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重大使(shi)命。

以(yi)人民性的实践逻(luo)辑来彰显“第二(er)个结合”,对于理解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的本(ben)体论特征具有重要的启(qi)示(shi)意(yi)义。在学问社会学(xue)的学(xue)理研究中,对于传统学问“是什么”的本(ben)体论理解常常遵(zun)循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传统,通(tong)过一种“自(zi)上(shang)而下”的分析路径将传统学问定义为一种全社会所共享(xiang)的、统一的学问体或者学问“文本(ben)”。这样的界定路径,实际(ji)上(shang)预设了(le)一个传统学问体,其常被(bei)用以(yi)分析诸如传统中国社会这样相对而言更加(jia)静态(tai)化和(he)同质(zhi)性的场(chang)景与环境。但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个体有着相较(jiao)于传统社会范围更大、更加(jia)个性化的学问诠(quan)释空间。在这一新的时代(dai)背景下,如果大家仍然(ran)抱守传统结构功能主义同质(zhi)化和(he)抽象化的学问本(ben)体论界定,就容易脱离(li)当(dang)下社会实际(ji),忽视现实生活中“活的”行动者身上(shang)所体现出的“异质(zhi)性”传统学问特质(zhi),从而产生只讲“虚空”、不联系实践的局限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观(guan)出发实现“第二(er)个结合”,回应社会的现实需要,在本(ben)质(zhi)上(shang)要求大家理解传统学问时要倾(qing)向于采(cai)取一种“自(zi)下而上(shang)”的“人民性”分析路径。相比(bi)于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这一路径直(zhi)面身处现实社会环境下的个体,聚焦其如何发挥能动性来理解、实践和(he)使(shi)用中华优秀传统学问及其构成要素(su)。在此基础上(shang),可以(yi)进一步通(tong)过学(xue)理论辩(bian)和(he)经验考察,从多(duo)样化的个体传统学问实践中提炼出主体间内在的传统学问实践模式,从而可以(yi)形成某种具有共通(tong)性的公共意(yi)义上(shang)的传统学问。显然(ran),这种公共意(yi)义上(shang)的传统学问是自(zi)下而上(shang)形成的,具有坚实的社会实践经验基础,不同于自(zi)上(shang)而下式的文本(ben)诠(quan)释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学问源于人民的社会实践,要求大家通(tong)过多(duo)种社会科学(xue)分析手段,探(tan)究中华优秀传统学问如何为人民所“用”,随人民的实践活动而变。由此,从本(ben)体论意(yi)义上(shang)保证了(le)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的源头活水(shui),在实践中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学问在当(dang)代(dai)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实形态(tai)和(he)时代(dai)价值。这种以(yi)社会实践为导(dao)向的“人民性”的发挥正是“第二(er)个结合”的时代(dai)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学问见于人民之社会关系

在本(ben)体论之外(wai),以(yi)人民性来彰显“第二(er)个结合”的时代(dai)内涵,也是从方法论意(yi)义上(shang)指明了(le)如何把握中华优秀传统学问在当(dang)下时代(dai)的经验表现。这里的关键概念在于社会关系。马克思曾(ceng)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he)。马克思主义基本(ben)原理在对人的本(ben)质(zhi)追(zhui)问中,最终(zhong)落脚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将现实世界理解为一个“属人”的世界,是一个现实中的行动者参与其中的世界。从这个意(yi)义上(shang)讲,将马克思主义基本(ben)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相结合,其内在要求之一正是从个人的社会性互动过程(cheng)中来“表达(da)”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的丰富内涵和(he)现实价值。这从本(ben)质(zhi)上(shang)回应了(le)社会科学(xue)研究中方法论层面上(shang)的测量问题(ti)。

在既有的社会科学(xue)研究中,学问的测量可谓纷繁(fan)复杂。大家既可以(yi)从诸如《论语》这样的传统文本(ben)或者诸如文物这样的传统物质(zhi)器物中诠(quan)释传统学问的内涵,也可以(yi)围绕特定的风俗习(xi)惯(guan)甚至伦理规范来体悟与展现传统学问。但除了(le)以(yi)文本(ben)、器物或者习(xi)俗来“静态(tai)”地体现中华优秀传统学问之外(wai),大家还需要以(yi)人民的社会关系为立足点,以(yi)人际(ji)互动的“动态(tai)”逻(luo)辑来具象化中华优秀传统学问,也就是做到(dao)“经人民而见”。

中华优秀传统学问在方法论意(yi)义上(shang)的“经人民而见”,具有充分的学(xue)理和(he)社会科学(xue)经验基础。本(ben)质(zhi)上(shang)来说,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的传播和(he)延续本(ben)身便需要通(tong)过社会中的人的社会关系得以(yi)实现。例如,和(he)谐的代(dai)际(ji)关系保证了(le)优良(liang)家风的代(dai)际(ji)传递。代(dai)际(ji)之间的学问社会化,将家风上(shang)升到(dao)一种内部(bu)的“集体记忆”并将其延续下去。除此之外(wai),社会关系本(ben)身也是“生产”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的重要机制。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行动者被(bei)置(zhi)于不同的位置(zhi),遵(zun)循特定的规范、扮演相应的角色、承担(dan)相应的义务。这些基于社会关系相对位置(zhi)的稳定“配置(zhi)”,久(jiu)而久(jiu)之便构成了(le)一种传统学问。可见,人民在实践过程(cheng)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不断生成符合当(dang)下社会需求,达(da)成中华优秀传统学问变革与创新的重要机制。

此外(wai),社会关系本(ben)身的变动也为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的创新与发展指明了(le)新的思考方向。一个例子是,在数字化社会的今天,人们的社会关系日(ri)渐通(tong)过虚拟互动得以(yi)达(da)成。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匿名化的“网络社会”中保持和(he)发挥传统学问的现实效力(li)?这便是立足于社会关系的人民性给社会科学(xue)研究者提出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ti),亦是“第二(er)个结合”所蕴含的一个具体的时代(dai)之问。

中华优秀传统学问利于人民之凝聚团结

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及其应用,是为了(le)能够解放劳(lao)苦大众,为其建立一个没(mei)有压迫(po)和(he)剥削的理想社会。与之高度一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he)使(shi)命,也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因(yin)此,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一个重要面向,正是在于其在功能目(mu)标上(shang)“团结人民”“为了(le)人民”。由此,“第二(er)个结合”的“人民性”时代(dai)内涵,也必然(ran)需要为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的功能性意(yi)义提供一个基本(ben)的话(hua)语体现和(he)目(mu)标表达(da),这便是“利人民而兴”。

中华优秀传统学问何以(yi)“利民”?对于这一问题(ti),学问社会学(xue)者尤其强调了(le)传统学问在凝聚人心、提升学问归属上(shang)的重要作(zuo)用。人是社会性动物,对于所属社会有着天然(ran)的归属层面的需求。与之呼应,中华传统学问正是通(tong)过一种无形的纽带,让人民在精神上(shang)对自(zi)己的国家和(he)社会有所归属,对其他成员有所认同。这种正效应的发挥“润物细无声”,通(tong)过构建个人社会交往过程(cheng)中针对人和(he)事的分类(lei)认知体系,让社会中的个体接纳传统学问意(yi)义系统所设定的主张和(he)价值,以(yi)此构建生活世界的“真实”。

具体而言,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的核心价值理念可以(yi)通(tong)过多(duo)种机制提升社会整体的凝聚力(li),做到(dao)“利人民而兴”。例如,中华优秀传统学问中的“信义观(guan)”有助于培育人与人之间的基本(ben)信任,降低(di)社会交往过程(cheng)的冲突、摩擦和(he)成本(ben);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善意(yi)”和(he)“仁(ren)爱”亦可以(yi)通(tong)过诸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道德风尚得以(yi)培育;“家国同构”和(he)“家国情怀”将个体对于“小(xiao)家”的认同拓展到(dao)对“大国”的认同,从而激活个体社会成员对于国家的义务感,提升社会整体的团结凝聚程(cheng)度。

从整体民族精神的延续角度来看,中华优秀传统学问本(ben)身既是中华民族性格的必然(ran)结果,也是维系这一民族性格的基本(ben)凭依。以(yi)中华优秀传统学问为基础,大家可以(yi)以(yi)“和(he)而不同”推进不同学问之间的交流互鉴,达(da)成费孝通(tong)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这个意(yi)义上(shang)说,以(yi)人民性来彰显“第二(er)个结合”的时代(dai)内涵,要求大家从凝聚人心的角度,更好地让中华优秀传统学问服务于当(dang)下、服务于人民、服务于时代(dai)。

作(zuo)者为复旦大学(xue)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mu)“中华优秀传统学问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社会实现路径与机制研究”首席(xi)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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