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zi)阳市濛溪河遗址群

二、主要价值(zhi)和意义(yi)

1、约距(ju)今10万(wan)-5万(wan)年的濛溪河遗址群硅质岩小石(shi)器工业的发现，系(xi)统填补中国南方到东南亚本阶段学问的空白，为东亚早中期石(shi)器学问转型研究(jiu)提供关键实证。该石(shi)器学问是首次(ci)在华南发现稳定的且明显有别于(yu)南方大砾石(shi)石(shi)器工业的类(lei)型，与(yu)东亚的简单(dan)石(shi)核石(shi)片技术既一脉相承又有创新发展，显示出东亚早期现代人因地制宜、灵活机动的学问特点。

系(xi)统刻划痕(hen)迹

2、确认中国南方早期现代人行为特征。石(shi)器、骨器及国际罕见的木(mu)器构成(cheng)立体的工具体系(xi)。多样的刻划和穿孔，是东亚首次(ci)集(ji)中性、系(xi)统性出现的象征性行为证据。结(jie)合动植物(wu)等其他发现和利用证据，形成(cheng)世界同期最复杂及系(xi)列最早阶段的行为现代性集(ji)合，展现了东亚早期现代人意识及社会(hui)行为的复杂性，对认识其由来与(yu)发展提供了系(xi)统新证据。

部分动物(wu)化石(shi)

3、前所未有的丰富动植物(wu)遗存特别是植物(wu)遗存填补本阶段植物(wu)发现与(yu)利用空白。动物(wu)包括国内(nei)乃至国际最早阶段地对水生(sheng)（鱼、鳖等）、大型食肉类(lei)（熊、虎等）及鸟类(lei)等的利用实证。植物(wu)包括浆(jiang)果类(lei)（葡萄、乌蔹莓等）、坚果类(lei)（核桃、橡(xiang)果等）以(yi)及其他大量可食用类(lei)型（花椒(jiao)、接(jie)骨草等）共37科53属，许多植物(wu)是最早在考古遗址中的发现。同时(shi)，发现系(xi)统性用火，切割砍砸行为，剑齿象的集(ji)中处理及橡(xiang)果富集(ji)等特殊区域等大量动植物(wu)利用证据。

部分植物(wu)种子

濛溪河首次(ci)揭示旧石(shi)器时(shi)代中期人类(lei)的采(cai)集(ji)经济和对植物(wu)资(zi)源的认知和利用能(neng)力，将被认为更晚时(shi)期才发生(sheng)的食物(wu)“广谱革命”提前，为认识东亚乃至全世界早期现代人行为提供了具有唯一性的新材料，系(xi)统全面地揭示了早期现代人的完整“食谱”。其中，对药(yao)用植物(wu)信息的提取，更是开(kai)创了人类(lei)演化历史研究(jiu)的新领域、新纪(ji)录(lu)。

4.华南本地传统的新型小石(shi)器学问及遗址群的发现、一系(xi)列现代人行为的确认、对动植物(wu)的广谱利用和晚更新世早期栖居形态与(yu)景观的复原，清晰展现出百万(wan)年人类(lei)史关键节点上的历史场(chang)景，填补现代人演化研究(jiu)的关键时(shi)间、空间及人类(lei)行为、学问空白，有力地证明了过(guo)去(qu)认为相对“滞后”的东亚古人类(lei)并不沉寂，相反，其石(shi)器技术不仅继承了本地传统，并相当活跃地发展出各类(lei)复杂的现代性行为，是对一系(xi)列国际重大学术问题特别是东亚现代人起源演化和源远流长(chang)的早期学问发展认识的重大突破。

浙江(jiang)仙居下汤遗址

一、遗址概述

下汤遗址位于(yu)浙江(jiang)省台(tai)州市仙居县横(heng)溪镇下汤村。遗址座落在灵江(jiang)上游一处盆地中央的自然台(tai)地上，高出周边农田1~2米，东西临水，南距(ju)灵江(jiang)约2公里。

遗址发现于(yu)1984年；2015年，浙江(jiang)省文物(wu)考古研究(jiu)所对其进行勘探；2018年，进行正式考古发掘；2023年，纳入“考古中国——长(chang)江(jiang)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hui)的形成(cheng)研究(jiu)”课题，目前累计发掘面积2250平方米。

遗址中心地层剖(pou)面

二、主要收获

历年的工作表明，下汤遗址为一处重要的新石(shi)器时(shi)代聚落遗址。遗址平面呈不规则圆形，面积约3万(wan)平方米，学问层堆积厚达2.5米，包含上山学问、跨湖桥学问、河姆渡学问、好川学问四个阶段，遗址绝对年代约BP9300--BP4000年。

考古揭示了距(ju)今9000年前后下汤遗址上山学问中晚期中心台(tai)地、外围人工土(tu)台(tai)、环(huan)壕的三重聚落结(jie)构及其动态发展过(guo)程。遗迹现象丰富完备，包括环(huan)壕、人工土(tu)台(tai)、器物(wu)坑、灰坑、房址、墓葬、食物(wu)加工场(chang)、红烧土(tu)“广场(chang)”遗迹，沟槽、沟渠、道路等，初步勾勒了下汤远古村落的生(sheng)活图景。

高等级(ji)墓葬M2

三、价值(zhi)与(yu)意义(yi)

1、下汤遗址揭示了距(ju)今9000年前后上山学问中晚期中心台(tai)地、外围人工土(tu)台(tai)、环(huan)壕的三重聚落结(jie)构及其动态发展过(guo)程。遗迹丰富，类(lei)型齐备，有环(huan)壕、人工土(tu)台(tai)、房址、器物(wu)坑、灰坑、墓葬、食物(wu)加工场(chang)、红烧土(tu)广场(chang)、沟渠、沟槽、道路等遗迹，全景式呈现了早期农业社会(hui)的聚落形态和聚落结(jie)构。

出土(tu)上山学问时(shi)期植物(wu)遗存

2、中心台(tai)地与(yu)外围人工土(tu)台(tai)的关系(xi)体现了向心式的社会(hui)结(jie)构，各土(tu)台(tai)可能(neng)对应于(yu)基本的社会(hui)组织单(dan)元，这是新石(shi)器早期社会(hui)结(jie)构的重大突破，而高等级(ji)墓葬的出现，刷新了对早期社会(hui)进程的认知。

3、下汤遗址丰富的多学科研究(jiu)成(cheng)果，将为全面了解上山学问的环(huan)境、技术、生(sheng)业经济、社会(hui)、观念与(yu)行为，复原和重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hui)提供学术支撑和方法论范例。

出土(tu)上山学问典型器物(wu)

4、下汤遗址历经上山学问、跨湖桥学问、河姆渡学问、好川学问，纵贯新石(shi)器时(shi)代的始终，确立和完善(shan)了本区域考古学学问序列，是我国南方早期稻作农业社会(hui)对一万(wan)年学问史、一万(wan)年文明起步的重要实证。并且，在新石(shi)器时(shi)代早期遗址聚落形态与(yu)社会(hui)结(jie)构普(pu)遍不明晰的学术背景下，下汤为研究(jiu)早期农业社会(hui)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样本。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

马家窑学问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考古学学问之(zhi)一，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湟水、渭河一带(dai)，范围涉及今甘、青、宁、川、陕等省区，以(yi)彩(cai)陶生(sheng)产和使用为鲜明特色(se)，距(ju)今约5000至4000年。马家窑学问创造了史前彩(cai)陶艺术的巅峰，对中华文明产生(sheng)了持(chi)久且深远的影响，其考古工作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jiu)中具有填补西北地区空白的重要意义(yi)。

寺洼遗址位于(yu)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寺洼山村，为寺洼学问命名地。遗址西靠九龙山，面向洮河，面积约200万(wan)平方米。1924年，安特生(sheng)首次(ci)发现该遗址，1945年夏鼐在此(ci)开(kai)展考古发掘。2018-2024年，中国社会(hui)科学院考古研究(jiu)所、甘肃省文物(wu)考古研究(jiu)所联合在遗址开(kai)展7次(ci)发掘，揭露面积近4000平方米，发现并发掘出马家窑学问大型聚落和寺洼学问大型墓地。

“围壕（沟）”内(nei)侧(ce)西北角发掘区重要遗迹分布图（上为东；蓝色(se)马家窑类(lei)型，黄色(se)半山类(lei)型）

马家窑学问大型聚落位于(yu)遗址中东部，现已发现三重长(chang)方形布局的“围壕（沟）”、近百座房址、大量灰坑窖(jiao)穴、十余座陶窑和数(shu)座墓葬，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tu)”的线索，时(shi)代从马家窑类(lei)型延续到半山类(lei)型，在多个方面取得(de)重要突破：

1.首次(ci)发现史前时(shi)期三重长(chang)方形布局的大型“围壕（沟）”。

三重“围壕（沟）”平行分布，北接(jie)红水沟，西南直角转弯，东至断崖。现存东西长(chang)约600米，南北宽约450米，内(nei)部复原面积近30万(wan)平方米。三沟口部宽约9-11米，中、外圈深约3-4米，内(nei)圈深约1.3-2.5米，相互间距(ju)约8-9米。多处见有通道，且大致对应，应是经过(guo)精心规划和测量后修建的大型工程。从形制布局、内(nei)部堆积和出土(tu)遗物(wu)看，三者应同时(shi)存在和使用过(guo)，但(dan)功能(neng)性质有别。中圈和外圈为“围壕”，兼具防(fang)御和排水的功能(neng)；内(nei)圈为沿“围壕”分布的“围沟”状生(sheng)产生(sheng)活区。始建和主要使用年代为马家窑类(lei)型时(shi)期，距(ju)今约5000年，是国内(nei)已知最早的多重长(chang)方形布局的“围壕（沟）”结(jie)构，为后世长(chang)方形“城(cheng)池(shi)”的出现奠(dian)定了早期基础。

2.“围壕”内(nei)侧(ce)内(nei)涵丰富，发现多处手工业生(sheng)产生(sheng)活区。

“围壕”内(nei)侧(ce)，内(nei)圈“围沟”内(nei)及附近区域发现了马家窑类(lei)型数(shu)十座房址、大量灰坑窖(jiao)穴和多座陶窑，呈片状分布。结(jie)合同时(shi)期储(chu)泥坑、制陶工具和烧制废(fei)品的发现，可以(yi)确定“围壕”内(nei)侧(ce)存在多处制陶区，周围还有石(shi)器加工作坊，出土(tu)成(cheng)套的石(shi)钻(zuan)、石(shi)环(huan)半成(cheng)品和废(fei)料，凸显出手工业生(sheng)产在马家窑社会(hui)中的独特地位。制陶区布局新颖，很可能(neng)是区域性制陶中心。马家窑学问制陶所取得(de)的成(cheng)就，尤其是彩(cai)陶的生(sheng)产和使用均达到了史前时(shi)期的巅峰。

2021GLSM120（上为西略偏南）

3.“围壕”外侧(ce)，发现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tu)”。

“围壕”外西侧(ce)，发现马家窑类(lei)型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tu)”的线索。“人工堆土(tu)”局部似有夯打痕(hen)迹，与(yu)疑似“道路”均靠近“围壕”通道处，体现出寺洼遗址马家窑学问大型聚落的精心规划、丰富内(nei)涵和所达到的文明化程度。遗址西侧(ce)近山前，还发现了规整的夯土(tu)建筑基址，时(shi)代待确认。

4.首次(ci)发现马家窑学问半山类(lei)型大型聚落。

“围壕”内(nei)侧(ce)，发现一批半山类(lei)型房址、灰坑、窖(jiao)穴、陶窑和墓葬，与(yu)此(ci)时(shi)尚存的“围壕”共同组成(cheng)了半山类(lei)型聚落的重要内(nei)容，填补了半山类(lei)型聚落发现的空白。半山类(lei)型房址内(nei)葬人的现象也(ye)属首次(ci)发现。半山类(lei)型聚落的发现，还对探讨东、西方早期学问交流，尤其是一些重要生(sheng)业技术如冶金，以(yi)及绵羊、黄牛、麦类(lei)作物(wu)的传入和早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yi)。

2021GLSM120出土(tu)陶器

5.首次(ci)确认马家窑学问高等级(ji)、中心性聚落。

寺洼遗址马家窑学问大型聚落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内(nei)涵最丰富、级(ji)别最高的马家窑学问大型聚落。聚落以(yi)“围壕”为界分为两大部分，总面积超百万(wan)平米。遗址所在的洮河谷地南端，还分布着数(shu)十处同时(shi)期不同规模的遗址，形成(cheng)了一处马家窑学问聚落群。寺洼遗址在其中属引领者，应是一处马家窑学问的中心性聚落。

马家窑类(lei)型彩(cai)陶2022GLSH781

寺洼遗址马家窑学问大型聚落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tu)高原西部早期社会(hui)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jiu)中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shi)期的空白，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马家窑学问从仰(yang)韶学问发展而来，一路向西北、西南开(kai)拓，以(yi)农业生(sheng)产为基础，以(yi)高水平专业化彩(cai)陶生(sheng)产、交换和贸(mao)易为特色(se)，创造了史前彩(cai)陶艺术的巅峰，孕育了西部诸多考古学学问，开(kai)辟了东、西方交流的早期通道，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chang)。

西藏康马玛不错新石(shi)器时(shi)代遗址

青藏高原的新石(shi)器化、定居化、农牧(mu)化、人群迁徙和学问交流等议题是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2018年开(kai)始，西藏自治区文物(wu)保(bao)护研究(jiu)所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jiu)所等多家单(dan)位联合，围绕着上述这些问题，结(jie)合第二次(ci)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开(kai)展了一系(xi)列田野工作。2019年，首次(ci)发现该遗址。2020年至2024年，经国家文物(wu)局批准(zhun)，西藏自治区文物(wu)保(bao)护研究(jiu)所联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jiu)所、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国家文物(wu)局考古研究(jiu)中心等多家单(dan)位开(kai)展了5个年度的田野发掘工作。

玛不错遗址遗迹分期示意图

根据综合特征，可将遗址划分为四期。

第一期遗存距(ju)今5000～4000年，以(yi)发达的戳印纹-划纹为装饰(shi)的磨光侈口平底罐、折腹平底盆为代表，流行各类(lei)骨蚌器、水晶(jing)为原料的细石(shi)器。以(yi)I区学问层和俯(fu)身直肢石(shi)棺墓为主，特殊葬俗有墓内(nei)焚烧的仰(yang)身葬；其中距(ju)今5000～4500年的遗存分布于(yu)Ⅲ区，以(yi)局部活动面为主。

玛不错第一期遗存典型骨器和石(shi)器

第二期遗存距(ju)今4000～3300年，分布于(yu)Ⅰ区南部的墓葬、灰坑和地层中。以(yi)竖穴土(tu)坑墓为主，葬式以(yi)同穴异性侧(ce)身屈肢合葬墓、单(dan)人仰(yang)身葬、多种同穴上下叠葬墓为代表。在II区仅发现了2处火塘。随葬品的数(shu)量和种类(lei)为四期之(zhi)最。陶器以(yi)饰(shi)放射线划纹夹云母褐陶单(dan)耳平底罐为代表，流行条形并耳，骨器和细石(shi)器衰落，新出现青铜器、玛瑙、红玉髓和费昂斯等遗物(wu)。

玛不错第二期典型陶器

第三期遗存距(ju)今3300～3000年，分布于(yu)Ⅰ区南部。以(yi)拣骨葬为主的石(shi)室墓为代表，随葬品稀少。出现规格较高的“石(shi)围石(shi)室墓”和带(dai)分室的大型竖穴土(tu)坑墓，规格较大的石(shi)棺墓顶部出现封堆及其石(shi)构遗迹。另外，发现有带(dai)分室的小型石(shi)室墓。所出陶器以(yi)折沿磨光黑皮陶尖圜底罐为代表，延续了第二期部分陶器的器形，并有小型化趋势。

第四期遗存距(ju)今3000～2000年，发掘区所见聚落布局发生(sheng)明显转变，从墓地变为非墓地功能(neng)的大型石(shi)构建筑，同时(shi)出现祭祀灰坑遗迹；研磨器、网坠和简单(dan)石(shi)核-石(shi)片等类(lei)型的石(shi)器数(shu)量陡增。

玛不错遗址的发现与(yu)研究(jiu)，第一次(ci)突破了西藏新石(shi)器化进程的时(shi)空范围。该遗址是目前所知青藏高原中南部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shi)间最长(chang)、学问序列最清晰、自身学问特色(se)鲜明的一处新石(shi)器时(shi)代湖滨遗址。

玛不错遗址第二、三期的学问面貌明显有别于(yu)已发现的其他遗址，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考古学学问类(lei)型——“玛不错学问”。这一发现是继卡若、曲贡遗址之(zhi)后，西藏新石(shi)器时(shi)代考古领域的又一座里程碑。

玛不错遗址展现了从新石(shi)器时(shi)代晚期到早期金属时(shi)代的连续发展和演变，不仅为构建史前青藏高原腹地长(chang)程的学问格局奠(dian)定了基础，也(ye)是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的参(can)照标尺。

玛不错第二期遗物(wu)（石(shi)质、骨质、金属装饰(shi)品，骨针、滑(hua)石(shi)珠、红玉髓、玻璃珠等）

玛不错遗址发现的众多外来遗存，如稻、粟、黍、海贝、象牙、羊、青铜器、滑(hua)石(shi)珠、费昂斯、红玉髓等，不仅填补了跨区域学问交流的诸多空白，而且对于(yu)研究(jiu)极端环(huan)境中本土(tu)学问的传承与(yu)发展具有重要参(can)考意义(yi)。

玛不错遗址是西藏中部地区发现超过(guo)距(ju)今4000年前的第一个新石(shi)器时(shi)代遗址，不仅为构建史前西藏社会(hui)历史和考古学学问序列提供了重要实物(wu)资(zi)料，而且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yu)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cheng)提供了可信的佐证。

湖北黄陂盘龙城(cheng)遗址

盘龙城(cheng)遗址位于(yu)湖北省武汉市西北郊，现行政规划隶属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cheng)经济开(kai)发区叶(ye)店(dian)村。遗址地处江(jiang)汉平原东北缘，南邻长(chang)江(jiang)的支流府(fu)河，东距(ju)长(chang)江(jiang)干流仅10余千米。盘龙城(cheng)遗址发现于(yu)1954年，并在上个世纪(ji)七、八十年代展开(kai)过(guo)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由此(ci)揭示出遗址为商代早期的一处大型城(cheng)市聚落，学问面貌属于(yu)中原学问系(xi)统。盘龙城(cheng)遗址的发现不仅实证黄河、长(chang)江(jiang)文明的统一性发展，也(ye)表明长(chang)江(jiang)流域也(ye)为中华文明的摇篮。盘龙城(cheng)也(ye)因此(ci)成(cheng)为探索长(chang)江(jiang)中游文明进程的关键遗址。

小嘴(zui)发掘区航拍

自2013年开(kai)始，在国家文物(wu)局考古中国项目“长(chang)江(jiang)中游文明进程研究(jiu)”支撑(chi)之(zhi)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wu)考古研究(jiu)院、武汉市文物(wu)考古研究(jiu)所、盘龙城(cheng)遗址博物(wu)院组成(cheng)联合考古队(dui)，围绕盘龙城(cheng)城(cheng)市聚落性质和长(chang)江(jiang)中游早期文明进程这一学术目标，践行大考古工作思路，十年逐一城(cheng)，对盘龙城(cheng)遗址展开(kai)了持(chi)续性的考古工作。

杨家湾M17出土(tu)的金片绿(lu)松(song)石(shi)镶嵌饰(shi)

1）揭示城(cheng)市聚落变迁，展现长(chang)江(jiang)中游早期文明进程。

梳(shu)理过(guo)往资(zi)料和多年度的考古发掘，大家(men)揭示出盘龙城(cheng)城(cheng)市聚落中心从早期的王家嘴(zui)，发展至城(cheng)址区、李(li)家嘴(zui)高等级(ji)贵族墓葬区、小嘴(zui)铸铜作坊区，到最晚阶段迁至杨家湾三个阶段的变迁过(guo)程。其中城(cheng)市最早阶段，聚落的中心位于(yu)王家嘴(zui)地点。近年王家嘴(zui)地点的发掘明确盘龙城(cheng)遗址最早阶段可至二里头学问第四期，实证夏代晚期中原王朝对长(chang)江(jiang)流域的影响。盘龙城(cheng)城(cheng)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主体年代为二里冈下层偏晚至上层一期，开(kai)始形成(cheng)城(cheng)址、李(li)家嘴(zui)高等级(ji)贵族墓葬为核心的布局。近年在城(cheng)址西侧(ce)发现了小嘴(zui)铸铜手工业作坊区，展现出从制范、浇铸、冶炼、修整铜器整个生(sheng)产流程，更确认这一阶段盘龙城(cheng)能(neng)够铸造青铜容礼器。这一阶段盘龙城(cheng)成(cheng)为中原王朝控制南方的中心城(cheng)市，面积接(jie)近100万(wan)平方米。城(cheng)市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为中商时(shi)期，聚落的中心转移杨家湾地点。多年度对杨家湾南坡地点的系(xi)统勘探、发掘，发现这一阶段的大型建筑基址和多座高等级(ji)贵族墓葬；同时(shi)在遗址北部小王家嘴(zui)地点发现中小贵族和平民墓葬区。盘龙城(cheng)城(cheng)市聚落的中心向北转移，进一步体现出中原王朝对南方地区经营的转向。

杨家湾M 17出土(tu)的铜带(dai)鋬觚形器

2）重建遗址古代景观，认识地区水文变化与(yu)聚落环(huan)境。

搭建水上平台(tai)，对盘龙城(cheng)遗址周边水域进行水下钻(zuan)探，在淤泥层下发现学问堆积的迹象。进一步利用枯水期于(yu)小嘴(zui)东侧(ce)的湖滩地进行剖解(pou)沟发掘，证明淤泥层下存在商时(shi)期的学问堆积。经过(guo)测算，商时(shi)期遗址周边水位应低于(yu)海拔17.5米，至少比当今低5~7米。大家(men)进一步对湖底钻(zuan)芯做了植硅体、孢粉等多学科分析，确认商时(shi)期周边水下处于(yu)陆地的环(huan)境。回归到商时(shi)期水位较低的阶段，盘龙城(cheng)城(cheng)市聚落应从现在所见主要分布于(yu)岗地和临湖岸边，实际应延伸至当今湖底。盘龙城(cheng)遗址景观与(yu)环(huan)境研究(jiu)，从考古学证据揭示出江(jiang)汉地区夏商时(shi)期水位变化趋势，为认识历史上长(chang)江(jiang)水文变化、古今聚落选址提供了重要资(zi)料。

杨家湾M17出土(tu)的残铜牌形器照片

3）探索石(shi)构工程遗迹，体现城(cheng)市复杂结(jie)构与(yu)突出规格。

2015年考古勘探在杨家湾北部发现大范围石(shi)头堆积的迹象，整体东西长(chang)约650米。之(zhi)后对石(shi)构遗迹展开(kai)了的重点钻(zuan)探、探地雷达与(yu)地磁探查、剖解(pou)沟发掘、局部揭露等多年度的考古工作。其中在杨家湾北坡中部发掘区，发现石(shi)构砌成(cheng)近方形的基础，5米见方，周边发现数(shu)处较深的灰坑和完整陶缸埋藏的迹象，灰坑内(nei)填土(tu)经土(tu)壤结(jie)构分析属于(yu)快速埋藏的过(guo)程。这些迹象表明该处石(shi)构遗迹与(yu)祭祀活动相关。进一步对杨家湾北坡北部边缘进行考古发掘，揭露一处大规模石(shi)构遗存，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揭露长(chang)超过(guo)80米。石(shi)块基本顺(shun)岗地走势分布，东西两端可见较小石(shi)块砌成(cheng)平行的两道，中间所用石(shi)块较大，约1米见方，单(dan)排放置。在石(shi)构遗迹南侧(ce)还发现器物(wu)坑，约17件陶缸整体放于(yu)坑内(nei)；另有部分陶缸倒(dao)扣在石(shi)块上。根据地层关系(xi)和周边遗迹推断，石(shi)构工程遗迹的年代属于(yu)盘龙城(cheng)城(cheng)市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石(shi)构遗迹规模巨大，整体呈东西向分布，并与(yu)杨家湾地点所见晚期大型建筑、高等级(ji)贵族墓葬形成(cheng)呼应，整体属于(yu)盘龙城(cheng)聚落晚期北部的外城(cheng)。此(ci)类(lei)石(shi)构建筑为长(chang)江(jiang)中游夏商时(shi)期遗址中首次(ci)发现，其巨大的体量和建设所需(xu)的人力、物(wu)力凸显了所在杨家湾地点在整个遗址的重要位置，也(ye)表明盘龙城(cheng)所具有的中心城(cheng)市的地位。

王家嘴(zui)H16出土(tu)陶器

盘龙城(cheng)遗址的考古工作同时(shi)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展示和博物(wu)馆陈列提供了学术支撑。与(yu)国际知名高校合作，盘龙城(cheng)遗址的考古工作也(ye)积极走向世界。盘龙城(cheng)遗址十年持(chi)续的考古工作，践行“长(chang)江(jiang)文明溯源研究(jiu)与(yu)传播展示”。累年的工作揭示出盘龙城(cheng)在长(chang)江(jiang)流域早期文明进程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se)，展现出最早中国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而其背后蕴含的黄河、长(chang)江(jiang)两大流域的文明互动，又深刻影响了早期中国的文明进程。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周原遗址位于(yu)陕西省宝鸡市岐山、扶风两县北部交界处，总面逾30平方公千米，是最大的先周学问聚落和西周都邑聚落。周原考古队(dui)近年把探索城(cheng)垣结(jie)构、道路网络、池(shi)渠水系(xi)、建筑群落作为田野考古的“金钥匙”与(yu)“总开(kai)关”。通过(guo)“大范围追踪性钻(zuan)探”与(yu)“重点部位针对性发掘”，2020年以(yi)来累计发掘面积5200平方米，实现了聚落考古的大突破。

宫(gong)城(cheng)钻(zuan)探遗迹图

一、完整揭露2座先周与(yu)1座战国时(shi)期大型夯土(tu)建筑，可确认周原遗址是先周都邑。

近年在王家嘴(zui)区域钻(zuan)探发现了一片先周学问大型夯土(tu)建筑带(dai)，南北长(chang)超过(guo)150米。王家嘴(zui)一号建筑为先周学问遗迹，由门塾、东西厢房、前堂、后室、前后庭院构成(cheng)。该建筑南北总长(chang)68米，东西宽34—37米，占地面积逾2500平方米，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先周学问大型夯土(tu)建筑，为确证周原为先周都邑所在提供了关键证据。

文献(xian)记载(zai)周原在战国时(shi)期的美(mei)阳，近年在周原遗址钻(zuan)探发现超过(guo)30万(wan)平方米的战国时(shi)期遗址。王家嘴(zui)二号建筑年代为战国晚期，东西宽41米，南北长(chang)30米，面积超1200平方米，初步判断为干栏(lan)式大型粮仓(cang)。刘家墓地有上千座战国墓葬，且多次(ci)出土(tu)“美(mei)亭”、“美(mei)阳”陶文。王家嘴(zui)至刘家一带(dai)应是战国美(mei)阳所在。考古发现与(yu)文献(xian)记载(zai)若合符节，进一步确证了周原遗址乃古公亶父迁岐之(zhi)地。

王家嘴(zui)一号建筑

二、发现了建造于(yu)不同时(shi)期三座西周城(cheng)垣，初步揭示了周原聚落的城(cheng)垣结(jie)构，大致厘清了周原都邑的空间结(jie)构和布局，将以(yi)往零散的大型建筑、铜器窖(jiao)藏、墓葬等纳入了不同层次(ci)的城(cheng)市空间。

通过(guo)持(chi)续田野工作，确认了周原遗址存在“宫(gong)城(cheng)”、小城(cheng)与(yu)大城(cheng)三座西周城(cheng)垣。小城(cheng)和宫(gong)城(cheng)均始建于(yu)商周之(zhi)际，延续使用至西周晚期。大城(cheng)建于(yu)西周晚期，三重城(cheng)墙在西周晚期时(shi)共存。

小城(cheng)位于(yu)遗址西北部，东西约1480米、南北约1065米，方向352°，面积约175万(wan)平方米。以(yi)往发现的西周城(cheng)址中未有规模如此(ci)之(zhi)大者。

宫(gong)城(cheng)位于(yu)小城(cheng)北部正中，与(yu)小城(cheng)共用北墙，东西约800、南北约600 米，面积50万(wan)平方米。如此(ci)规模的宫(gong)城(cheng)在三代宫(gong)城(cheng)中屈指可数(shu)。钻(zuan)探发现宫(gong)城(cheng)内(nei)遍布夯土(tu)建筑，多条道路纵横(heng)交错。

大城(cheng)位于(yu)小城(cheng)东南，涵盖了周原遗址的核心部分。东西长(chang)约2700米，南北宽约1800米，形状规整，方向352°，面积约520万(wan)平方米。大城(cheng)是目前所知西周时(shi)期规模最大的城(cheng)址。城(cheng)址规模之(zhi)大，充分彰显了周原遗址的都邑地位。三重城(cheng)垣的形态，有别于(yu)夏商都邑，开(kai)启了东周都邑形态的先河。

大城(cheng)东门及城(cheng)内(nei)建筑

三、完整揭露了大城(cheng)东门和宫(gong)城(cheng)南门，填补了以(yi)往西周城(cheng)门发现的空白，丰富了对中国古代城(cheng)门结(jie)构形制的认识。

大城(cheng)东门由城(cheng)台(tai)、外瓮城(cheng)、南北门道、门塾、内(nei)瓮城(cheng)、门内(nei)道路和建筑群等部分构成(cheng)。城(cheng)台(tai)南北长(chang)94.6米，宽10.5-13米，设南、北两处门道。南、北两门道之(zhi)上的两条道路，在入城(cheng)后会(hui)为一条，先与(yu)南北向顺(shun)城(cheng)道路相交，再继续向西延伸，已钻(zuan)探长(chang)度210米，宽度达30-40米。

紧邻城(cheng)内(nei)路南、北两侧(ce)，分别有建筑院落。南组建筑共4座，呈四合院式分布。两座建筑台(tai)基外包夯土(tu)台(tai)，形制规整，建造考究(jiu)，应属官方建筑。以(yi)往在全国发现的较为完整、保(bao)存较好的西周学问建筑院落为数(shu)甚少，这两组院落是研究(jiu)西周建筑及其礼制的珍贵资(zi)料。

宫(gong)城(cheng)南门门道呈亚腰形，两侧(ce)有6.5米宽的夯土(tu)夹墙，总进深约55米、宽6—10米。门道中段最窄处和门道北端各有一块包含大量石(shi)块的夯土(tu)，判断为两道城(cheng)门的地基。南部门道路面倾斜，上铺石(shi)子，存多道车辙。正对门道的南城(cheng)壕原本连通，但(dan)使用不久即用夯土(tu)填堵，形成(cheng)通道。夯土(tu)东西宽42、厚3.6米，其上或还有城(cheng)门建筑，因被汉代路沟破坏，已不可确知。

这两座城(cheng)门的发掘促进了周原城(cheng)市形态和西周城(cheng)市发展水平的认识，提供了中国城(cheng)市发展史不可或缺的研究(jiu)资(zi)料。

有字卜骨

四、发现一批西周甲骨文，在甲骨形制、年代、刻辞(ci)内(nei)容等方面多有新见。

宫(gong)城(cheng)南门外壕沟内(nei)出土(tu)卜甲、卜骨残片213片，初步辨识出刻辞(ci)295字。这是继周原、周公庙遗址之(zhi)后，发现西周甲骨文字数(shu)最多的一批。甲骨刻辞(ci)内(nei)容丰富，涉及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军事战争、数(shu)字卦(gua)等多方面，历史价值(zhi)重大。

发现西周时(shi)期的王卜辞(ci)，如刻辞(ci)有“王呼并召(zhao)…”、“壬(ren)子王其兽（狩）…”等。发现月相名“朏”，这是在出土(tu)文献(xian)中的首次(ci)发现，证实了相关文献(xian)记载(zai)的可信性，对于(yu)研究(jiu)早期月相与(yu)历日、复原西周年代等问题有较高价值(zhi)。发现了多个国族名、人名，可以(yi)与(yu)金文和传世文献(xian)互相参(can)照。

凡上可见，这批新出甲骨的内(nei)容丰富，价值(zhi)重大，是研究(jiu)西周甲骨学与(yu)西周历史的罕见出土(tu)文献(xian)。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

琉璃河遗址位于(yu)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地处大石(shi)河北岸，主体为西周时(shi)期遗存，分布范围约5.25平方公里，包括董家林、黄土(tu)坡、刘李(li)店(dian)、立教、洄城(cheng)等村，也(ye)是燕山南麓地区目前所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

外城(cheng)墙和外城(cheng)壕北段航片

2019年以(yi)来，共勘探80余万(wan)平方米，新发现西周时(shi)期夯土(tu)基址、灰坑、墓葬等各类(lei)遗迹930余处；共发掘3400平方米，包括外城(cheng)墙、外城(cheng)壕、大型夯土(tu)建筑基址1处、大型夯土(tu)井2处、墓葬52座及小型房址、灰坑等，在城(cheng)市布局结(jie)构、高等级(ji)建筑位置与(yu)结(jie)构、各等级(ji)墓葬分布、社会(hui)组织与(yu)生(sheng)业研究(jiu)等方面得(de)到新的收获与(yu)认识如下：

一、外城(cheng)壕和城(cheng)墙明确了遗址的两重城(cheng)垣结(jie)构

以(yi)往发现的内(nei)城(cheng)之(zhi)外新发现外城(cheng)壕和外城(cheng)墙。外城(cheng)壕可见北段、东段，探明长(chang)度约1020米，其西侧(ce)、东南侧(ce)与(yu)大石(shi)河滩地相连。北段位于(yu)内(nei)城(cheng)以(yi)北约350米处，方向82°，与(yu)内(nei)城(cheng)墙北段一致；东段方向为西北-东南走向。外城(cheng)壕北段南侧(ce)有外城(cheng)墙，但(dan)东段地表破坏严(yan)重，不见外城(cheng)墙遗迹。

外城(cheng)壕平均宽约7～8米，最宽近12米，最深约2.8米。外城(cheng)壕边缘明显，壕内(nei)堆积可分12至16层：壕壁斜直、壕底近平，底部有淤土(tu)，说(shuo)明曾有水流经，其上有人为填埋的灰土(tu)，壕内(nei)第2、3层堆积层下开(kai)口有祭祀牛坑8座，另有填埋在壕沟内(nei)的整羊、猪、狗等。

外城(cheng)墙见于(yu)北段两处发掘地点，位于(yu)外城(cheng)壕南侧(ce)3～5米开(kai)外，残宽6～9米，仅余基槽底部，为花土(tu)夯筑，可见版筑痕(hen)迹，残深20～30厘米。

根据打破关系(xi)、出土(tu)遗物(wu)、碳十四测年结(jie)果，壕沟使用年代约为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前废(fei)弃(qi)。根据外城(cheng)壕位置推测，城(cheng)址规模可达百万(wan)平方米。

大型贵族墓M2401出土(tu)马辔(pei)饰(shi)

二、大型夯土(tu)设施揭示了高等级(ji)建筑群的规模与(yu)结(jie)构

大型夯土(tu)建筑基址JZ2仅存地下基础部分，基坑挖破生(sheng)土(tu)，其内(nei)填土(tu)夯筑，夯土(tu)根据质地、工艺等可分三型。C型夯土(tu)年代最早，据碳十四测年结(jie)果为西周早期，为黄色(se)生(sheng)土(tu)夯筑，夯块清晰、夯窝明显。夯土(tu)最厚处约2.3米，夯层厚6～10厘米，夯窝直径2～4厘米，疑为集(ji)束(shu)木(mu)棍所夯。B型夯土(tu)东边界与(yu)C型夯土(tu)相同，可能(neng)为扩(kuo)建部分。本期夯土(tu)为青色(se)黏土(tu)与(yu)黄色(se)生(sheng)土(tu)交替夯筑，青色(se)黏土(tu)为该地点地下5米所见，可能(neng)与(yu)周边挖井的行为同时(shi)。A型夯土(tu)最晚，夯土(tu)版筑现象不明显，夯层厚10～15厘米，包含大量草木(mu)灰、红烧土(tu)块等，夯土(tu)质量明显下降，出土(tu)最晚陶片年代为西周中晚期。

JZ2正南方和东北方各有一大型夯土(tu)井HJ3、HJ4，井深逾10米。井外土(tu)圹内(nei)的夯土(tu)范围近圆形，面积532～560平方米，规模巨大。HJ3井口已塌毁，直径约3米，周边有大小鹅卵(luan)石(shi)铺就的铺石(shi)面。井口外东北有柱础2处；西南有南北向立石(shi)带(dai)3条，间距(ju)2.4～2.5米，可能(neng)为道路包边；井外东南有一水池(shi)打破夯土(tu)。水池(shi)被西周晚期灰坑打破，残存部分呈圆角长(chang)方形，东西残长(chang)7.5、南北残宽4.5米，壁面斜直，池(shi)底、池(shi)壁铺有整齐的大块鹅卵(luan)石(shi)。西侧(ce)有一马坑打破夯土(tu)边缘。

该片建筑区的西周遗迹内(nei)出土(tu)刻辞(ci)卜甲、刻辞(ci)卜骨、原始瓷片、铜容器陶范、陶模等高等级(ji)遗物(wu)和带(dai)瓦钉(ding)板瓦、墙皮、红烧土(tu)块等高等级(ji)建筑材料。

内(nei)城(cheng)中新发现10口大型夯土(tu)井，夯土(tu)直径均在15米以(yi)上，部分存在配套设施，在城(cheng)内(nei)分散分布，可能(neng)是一个城(cheng)市单(dan)元的标识性要素(su)，可为探索西周城(cheng)市分区、闾里制度提供了线索。

大型贵族墓M2401出土(tu)漆豆(dou)斗勺盘组合

三、成(cheng)组大型墓葬确认了燕侯家族墓地

在系(xi)统梳(shu)理以(yi)往成(cheng)果基础上，本阶段工作对黄土(tu)坡村北进行了系(xi)统勘探，共发现带(dai)墓道墓葬17座，其中带(dai)“斜角墓道”墓葬4座、“中”字形双墓道墓葬4座、“甲”字形单(dan)墓道墓葬9座，推测为燕侯家族墓地。以(yi)往出土(tu)克(ke)盉、克(ke)罍的M1193和“中”字形墓葬M202正位于(yu)燕侯墓地西端。

燕侯墓地的发现弥补了贵族墓葬分布规律(lu)中最关键的一环(huan)，由此(ci)可大致推断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cheng)的延续时(shi)间，为填补燕侯世系(xi)空白提供重要考古依据。

作册(ce)奂器组合及铭文

四、平民墓地探索了西周基层社会(hui)组织结(jie)构

本阶段工作在内(nei)城(cheng)之(zhi)外新勘探出了多处小型平民墓地，与(yu)贵族墓葬在黄土(tu)坡村的集(ji)中分布有所不同，为团块状广泛分布于(yu)内(nei)城(cheng)外东侧(ce)、北侧(ce)。

在城(cheng)北方向发现并揭露平民墓地，发掘小型墓葬33座，均为长(chang)方形竖穴土(tu)坑墓。墓向以(yi)南北向为主。葬具大多数(shu)为单(dan)棺，少数(shu)为一棺一椁。墓主人男(nan)女(nu)皆有，绝大多数(shu)为成(cheng)年个体，葬式以(yi)仰(yang)身直肢葬为主。随葬品多为单(dan)鬲或鬲、簋(gui)、罐的陶器组合。部分墓葬在腰坑内(nei)殉狗或在填土(tu)内(nei)殉狗，有随葬动物(wu)左前腿的现象，具有较为浓厚的商学问因素(su)。该片墓地墓主人骨骼的碳氮同位素(su)比值(zhi)较黄土(tu)坡贵族墓葬区显著(zhu)偏低，与(yu)墓主人平民身份相符。

通过(guo)人类(lei)全基因组高分辨率亲缘关系(xi)鉴定的最新方法，可在该墓地中辨识出一组四代家族树，判断该墓地的家族关系(xi)是以(yi)父系(xi)遗传为纽带(dai)，并且存在近亲结(jie)婚的现象。这是国内(nei)首次(ci)在商周考古领域重建的家族树，为研究(jiu)商周考古所关心的墓葬排列方式、组织结(jie)构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是研究(jiu)古代家族关系(xi)、社会(hui)结(jie)构的重大进展。

安徽淮(huai)南武王墩(dun)一号墓

武王墩(dun)墓位于(yu)安徽省淮(huai)南市三和镇，是一处战国晚期楚国大型墓地。经考古勘探确认，武王墩(dun)墓地存在独立陵园，陵园坐落于(yu)一条南北向的岗地之(zhi)上，占地约150万(wan)平方米，四周由围壕围合而成(cheng)，围壕周长(chang)近五千米。陵园除主墓一号墓，还分布有大型车马坑、大型陪葬墓、祭祀坑等相关遗存。

一号墓为一座大型“甲字形”竖穴土(tu)坑墓。覆斗状封土(tu)东西长(chang)约134、南北宽约114、高约14？米的。墓圹开(kai)口近方形，边长(chang)51米，东侧(ce)有长(chang)约42米的斜坡墓道，墓圹四壁有21级(ji)台(tai)阶逐级(ji)内(nei)收至墓室土(tu)坑顶部，填土(tu)层层夯实，夯窝清晰密集(ji)。墓室土(tu)坑近正方形，边长(chang)约23米，中央由长(chang)条形方木(mu)垒砌“亞字形”木(mu)椁室，四角为填土(tu)，坑壁、四角填土(tu)及木(mu)椁室盖板上均铺设竹蓆。

器物(wu)提取结(jie)束(shu)后的椁室（上为北）

武王墩(dun)一号墓木(mu)椁室是首见结(jie)构完整的九室多重棺椁，由方木(mu)、薄板搭建而成(cheng)，总体呈“亞”字形，中间为棺室，东、西、南、北各有两个分室，由隔(ge)墙界隔(ge)，分室有独立墙体，共九室。棺椁搭建工艺多样，有垒砌、平铺、扣接(jie)、搭接(jie)、嵌套榫卯、燕尾榫卯等。椁木(mu)均为素(su)面枋木(mu)，棺木(mu)髹漆。椁木(mu)上发现有墨书(shu)文字，这是目前国内(nei)发现数(shu)量最多、等级(ji)最高、内(nei)容最丰富的先秦(qin)墨书(shu)文字。椁室盖板、墙板、底板，均有书(shu)写，内(nei)容格式基本一致，分为四部分：椁木(mu)方位、分室名称、椁木(mu)性质、椁木(mu)编号。在盖板、墙板、底板接(jie)缝处可以(yi)观察到呈锥形分布的刻凿痕(hen)迹，刻痕(hen)间距(ju)一端宽一端窄。墨书(shu)文字编号与(yu)刻痕(hen)存在对应关系(xi)：编号越小，刻痕(hen)间距(ju)越窄。

漆耳杯

武王墩(dun)一号墓共发掘出土(tu)器物(wu)1万(wan)余件，包含基本完整的礼容器、礼乐器组合，保(bao)存完好、共出器物(wu)丰富的“木(mu)俑坑”，以(yi)及大量漆木(mu)生(sheng)活器、车马兵器、玉器、卜甲等，种类(lei)包罗万(wan)象，为了解楚国物(wu)质文明提供了丰富的资(zi)料。

礼容器主要埋藏于(yu)东I室、东Ⅱ室。东I室保(bao)存完整，出土(tu)各类(lei)铜器154件，种类(lei)较为齐全，主要类(lei)别有鼎、簋(gui)、簠、敦、豆(dou)、甗、盘、匜(yi)、壶、钫、鉴、尊(zun)缶、浴缶、炉等。其中铜鼎共有44件，核心为九件一组的束(shu)腰平底升鼎、七件一组的卧牛钮(niu)子母口盖鼎、三件一组的鑊鼎、三件一组的箍口鼎。基础器物(wu)组合为九升鼎八簋(gui)八簠、七卧牛钮(niu)鼎六豆(dou)六敦、三件镬鼎、三件箍口鼎。

礼乐器主要埋藏于(yu)北室和西Ⅱ室，根据出土(tu)器物(wu)、追缴文物(wu)可以(yi)基本复原其器物(wu)组合全貌。出土(tu)乐器发音构件完备，部分可见使用痕(hen)迹。材质包括铜、石(shi)、漆木(mu)、匏竹。乐器面貌与(yu)战国早、中期高等级(ji)楚墓相比变化较大，大型组合编钟被大量的丝竹类(lei)乐器取代，生(sheng)动呈现了战国时(shi)代楚国礼乐学问的发展演变。

武王墩(dun)一号墓西室是两座基本完整的“木(mu)俑坑”，出土(tu)超过(guo)280个木(mu)俑，部分木(mu)俑面部有漆绘，有纺织品残留(liu)。其中西Ⅰ室初步推测是一座仪仗(zhang)俑室，出土(tu)木(mu)俑80余件，共出有漆木(mu)模型车、木(mu)模型剑、竽；西Ⅱ室初步推测是一座歌舞俑室，出土(tu)木(mu)俑200余件，共出有漆木(mu)模型车、瑟、竽。武王墩(dun)一号墓木(mu)俑规模大、种类(lei)多、保(bao)存完好、共出器物(wu)丰富，属楚墓中首见，其性质应是墓主人死后对生(sheng)前出行仪仗(zhang)、乐舞队(dui)的明器化呈现。

大鼎

经初步整理统计，出土(tu)器物(wu)以(yi)漆木(mu)生(sheng)活器数(shu)量最众，工艺精湛，纹样精美(mei)，器型包括案(an)、俎、耳杯、盒(he)、豆(dou)、盘等。玉器主要埋藏于(yu)南室、东Ⅱ室、中室，主要为佩饰(shi)用玉，也(ye)有部分丧葬用玉，部分器物(wu)可见明显改制痕(hen)迹。器类(lei)包括玉璧、玉环(huan)、玉璜、玉管、玉珩、玉龙、玉带(dai)钩、玉韘等。另外发现大量卜甲，主要埋藏于(yu)南室，初步缀合背甲7、腹甲48件，少量卜甲发现有墨书(shu)文字。腹甲反面均有钻(zuan)凿痕(hen)迹，正面有兆(zhao)纹，钻(zuan)均为方形，边缘规整，多数(shu)钻(zuan)内(nei)中部凿一道竖槽。武王墩(dun)一号墓还出土(tu)了载(zai)体丰富、内(nei)容多样的文字资(zi)料，包括椁木(mu)墨书(shu)文字、青铜器铸刻铭文、漆器针刻、彩(cai)绘文字以(yi)及竹简等。

武王墩(dun)一号墓椁室发掘期间，发掘资(zi)料整理、多学科研究(jiu)和出土(tu)文物(wu)保(bao)护工作同步进行。东Ⅰ室的青铜器和漆木(mu)器中发现大量动植物(wu)遗存，目前，已鉴定动物(wu)种类(lei)达17种，包括牛、羊、猪、狗、鹿、鸡、鱼等。植物(wu)遗存有瓜类(lei)、果类(lei)和香料三类(lei)共13种。另外，在东I室内(nei)共提取200余个植物(wu)包。农作物(wu)粟、黍和水稻（都带(dai)壳）主要包裹在槲树树叶(ye)中随葬，其中水稻的数(shu)量最多，粟和黍数(shu)量较少。

彩(cai)绘铜包边漆木(mu)案(an)

武王墩(dun)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qi)今规模最大、等级(ji)最高、结(jie)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ji)墓葬，为研究(jiu)战国晚期楚国高等级(ji)陵墓制度，以(yi)及楚国东迁后的历史学问，提供了系(xi)统性的考古资(zi)料。经过(guo)近五年的考古勘探、发掘、整理、研究(jiu)，结(jie)合文献(xian)史料综合分析，一号墓墓主人是《史记·楚世家》中记载(zai)的楚考烈王“熊元”，为未来的相关研究(jiu)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时(shi)空坐标。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一、遗址概述

河泊所遗址地处滇池(shi)盆地最肥沃的东南湖滨冲积平原，东靠关岭，西临滇池(shi)，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约3平方公里，东北距(ju)出土(tu) “滇王之(zhi)印” 的石(shi)寨山古墓群仅700米，是云南高原已知规模最大、延续时(shi)间较长(chang)、学问内(nei)涵较丰富的商周至汉晋时(shi)期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

河泊所遗址所在的云南滇中地区，是石(shi)寨山学问（俗称滇学问）的核心分布区。二十世纪(ji)五六十年代对石(shi)寨山古墓群进行的四次(ci)考古发掘，揭示了石(shi)寨山学问的独特面貌和丰富内(nei)涵，明确了石(shi)寨山古墓群是古滇国最高等级(ji)墓地，实证了文献(xian)中有关滇国历史的记载(zai)。

2014年，“石(shi)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计划”获批实施，围绕石(shi)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遗址持(chi)续开(kai)展考古工作。截至2024年12月，遗址累计发掘面积10000平方米，出土(tu)各类(lei)遗物(wu)9000余件，取得(de)了一系(xi)列重大突破。

两汉时(shi)期的城(cheng)墙

二.前期工作成(cheng)果

通过(guo)大面积考古调查、普(pu)探及重点钻(zuan)探，基本廓清了遗址的宏观聚落形态及结(jie)构布局。河泊所遗址地理位置优越，选址考究(jiu)。遗址西面紧邻广袤的滇池(shi)水域，东部自北向南由梁王、左卫、金砂、龙潭(tan)四座独立山体围合形成(cheng)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作为中心聚落的河泊所遗址和高等级(ji)墓地——石(shi)寨山居中。因水资(zi)源丰富，河泊所遗址被庞大的水系(xi)分割成(cheng)多个面积、形状不一的台(tai)地，台(tai)地被河道分隔(ge)、联通，形成(cheng)了独特的河网交织、台(tai)地错落的聚落学问景观。台(tai)地上分布着丰富的学问堆积。经考古发掘，目前在河泊所遗址西部已发现居住区、祭祀区、手工业区等多种功能(neng)分区，学问面貌与(yu)石(shi)寨山学问关系(xi)密切，该区域极有可能(neng)是古滇国的都邑。而在河泊所遗址东部（现上蒜第一小学地点）则发现了汉代益州郡郡治的线索。

大型木(mu)构遗迹（从西向东拍）

三.重要发现

1、明确了益州郡城(cheng)址主体结(jie)构布局

通过(guo)钻(zuan)探明确了城(cheng)址核心堆积区，平面分布呈方形，面积约18万(wan)平方米，堆积区外围发现周长(chang)约1800米的环(huan)壕。核心堆积区西南部的发掘揭露出两汉、魏晋两个时(shi)期连续叠压的城(cheng)墙、壕沟结(jie)构以(yi)及东周时(shi)期的坝墙?和大型木(mu)构遗迹。

2、初步揭示城(cheng)内(nei)主要功能(neng)分区

在核心堆积区西南部揭示了汉晋时(shi)期的主干道路、建筑区和河道等功能(neng)分区。建筑区位于(yu)道路的南北两侧(ce)，发现两汉、魏晋两个时(shi)期的建筑遗迹。尤以(yi)前者最为重要，分为早晚两期， 在堆垫(dian)的黄土(tu)台(tai)基之(zhi)上，发现柱坑、柱础石(shi)、散水、水井和灰坑等遗迹，出土(tu)大量筒瓦、板瓦、砖(zhuan)等建筑材料，瓦件重量达120吨，有“益州”铭文瓦当、封泥、有字简牍等重要遗物(wu)。

封泥

3、确定益州郡治的准(zhun)确位置

发现两汉时(shi)期的封泥1900 余枚，包括“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等与(yu)古滇国有关的封泥；“益州太守章”、“益州刺史”、“广汉太守章”和“交趾太守章”等西南边郡封泥；还有滇池(shi)、俞元、云南等益州郡下辖24县封泥。发现简牍5万(wan)多枚，有字简牍5000余枚，是云南目前最大的一批出土(tu)文献(xian)。简牍内(nei)容包括文告、官方往来文书(shu)、司法文书(shu)、户版、名籍、书(shu)信和典籍等，涉及政区建制、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和民族关系(xi)等。

另外还出土(tu)了“益州”铭文瓦当、“长(chang)乐”瓦当、纪(ji)年瓦当、云纹瓦当、花纹砖(zhuan)、铺地砖(zhuan)等重要遗物(wu)。

河泊所遗址发现的城(cheng)墙、城(cheng)壕、大型木(mu)构遗迹以(yi)及出土(tu)的“益州”铭文瓦当、封泥、简牍等重要遗物(wu)，为准(zhun)确确定益州郡治提供了考古实证，表明上蒜第一小学地点就是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四、重要价值(zhi)和意义(yi)

一.河泊所遗址商周至汉晋时(shi)期的系(xi)列重大发现，厘清了云南滇中地区从商周至秦(qin)汉时(shi)期考古学学问的发展演变脉络，深化了对云贵高原古代历史学问面貌的认识，是近年来西南边疆考古取得(de)的最新成(cheng)果。

二.河泊所遗址发现的春秋(qiu)至魏晋时(shi)期连续叠压的城(cheng)墙、大型木(mu)构遗迹，揭示的城(cheng)内(nei)主干道路、高等级(ji)建筑区，以(yi)及出土(tu)的“益州”铭文瓦当、“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和大量有字简牍，为准(zhun)确确定汉代益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重要考古实证。

三.河泊所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见证了西南边疆与(yu)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是西南边疆从“多元”融入中华文明“一体”格局历史过(guo)程的典型案(an)例。简牍中有关秦(qin)汉时(shi)期“郡、县、乡、里”的发现，填补了秦(qin)汉时(shi)期郡县制考古实物(wu)记录(lu)的缺失，为深入研究(jiu)秦(qin)汉时(shi)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及基层组织提供了考古实证。

四.河泊所遗址出土(tu)的封泥和简牍，实证了“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等历史史实。简牍中释读出的“滇国”、“滇丞”、“滇相”与(yu)此(ci)前出土(tu)的“滇王之(zhi)印”、“滇国相印”等相互印证，表明西汉中央王朝在云南实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羁縻(mi)治理策略，在加强中央集(ji)权(quan)的同时(shi)也(ye)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是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之(zhi)包容性和和平性的生(sheng)动写照，对研究(jiu)秦(qin)汉之(zhi)际的西南边疆治理及国家化进程具有突出重大价值(zhi)。

新疆喀什莫(mo)尔寺遗址

一、遗址概述

莫(mo)尔遗址位于(yu)新疆喀什市东北33公里处，坐落在固玛塔格山东南洪(hong)积台(tai)地上，是我国古代西域城(cheng)国疏勒的重要佛教寺院遗址，也(ye)是全国重点文物(wu)保(bao)护单(dan)位。自2019年起，中央民族大学和新疆文物(wu)考古研究(jiu)所对该遗址开(kai)展了6次(ci)发掘，取得(de)了诸多重大收获。

莫(mo)尔寺远景

二、主要考古收获

（一）较完整揭露寺院建筑群，明确主要建筑的结(jie)构性质

遗址范围约20000平方米，遗迹主要分布于(yu)两个紧邻的台(tai)地上。考古发掘清理出密集(ji)的建筑群遗迹,包括两座佛塔的塔基，18座单(dan)体建筑共计62个房间以(yi)及两条阶梯(ti)式踏道。这些建筑均以(yi)土(tu)坯砌筑，部分有较浅的基槽，墙面及地面多抹草拌泥并粉刷白灰面。

18座单(dan)体建筑可细分为僧舍、回廊式佛殿、长(chang)方形大佛殿、讲经堂、厨房及其储(chu)物(wu)间和餐厅等。东面13级(ji)踏道顶端通达的山门建筑内(nei)，发现有倒(dao)塌的拱顶结(jie)构。该建筑南面的边廊通达台(tai)地顶部的其余建筑。遗址中还出土(tu)一件泥瓦，提供了坡屋顶的线索，显示了中原建筑影响。

（二）明确佛塔的结(jie)构，更新了对佛塔的认识

一圆一方两座佛塔是莫(mo)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对佛塔底部堆积的剖解(pou)表明，两座佛塔下还各有两层基座和方形台(tai)基，方塔台(tai)基边长(chang)39.36米。这些发现更新了圆塔为三层方形塔基和方塔分三层的原有认识。

（三）确定兴废(fei)年代，廓清布局变迁

寺院建筑主要分布于(yu)大台(tai)地西南部和小台(tai)地，以(yi)台(tai)地四周断崖为天然屏(ping)障，未起围墙。小台(tai)地北坡下发现人工地面和排水沟遗迹。不同建筑间存在11组打破、叠压关系(xi)，结(jie)合出土(tu)遗物(wu)和碳十四测年，明确遗址始建于(yu)公元1世纪(ji)，约9世纪(ji)末10世纪(ji)初废(fei)弃(qi)，前后延续约900年，分为两期：

公元1-3世纪(ji)为始建期，包括山门踏道、X号基址（山门建筑），I、II（左半部）、V、XII号基址（僧舍），圆塔及其附近的VII号建筑（塔殿）。以(yi)圆塔为礼拜中心，附近或旁侧(ce)分布僧院，为佛灭后不久在印度创始的平面布局类(lei)型。

4世纪(ji)以(yi)后至废(fei)弃(qi)为融合期，增修各种类(lei)型的佛殿、厨房、讲经堂和方塔。礼拜中心转变为塔、殿并重，出现了印度、中亚、犍陀(tuo)罗、当地和中原诸学问元素(su)融合的现象。

（四）出土(tu)遗物(wu)与(yu)历史学问反映

出土(tu)遗物(wu)丰富，涵盖陶、铜、石(shi)、木(mu)、骨、纺织品等类(lei)别，以(yi)及剪轮五铢、开(kai)元通宝、龟兹小钱和石(shi)膏佛教造像残件共3万(wan)余件。六趾佛足木(mu)雕使人联想到《隋书(shu)》中疏勒王“手足皆六指”的记载(zai)，泥瓦体现中原建筑影响。一件面相丰满的石(shi)膏佛像融合了犍陀(tuo)罗和中原佛像特征，长(chang)达41厘米的佛掌说(shuo)明佛像有两倍于(yu)真人大小。

（五）多学科研究(jiu)与(yu)寺院生(sheng)活、古环(huan)境变迁揭示

动物(wu)骨骼鉴定显示主要为羊、黄牛和马骨,印证疏勒僧侣吃(chi)肉的记载(zai)；鉴定出18种蔬果；孢粉分析发现40余种植物(wu)种属，为研究(jiu)荒漠环(huan)境变迁提供了重要资(zi)料。建筑木(mu)料多为当地的杨、柳属木(mu)材。

方形塔

三、重要学术价值(zhi)和现实意义(yi)

1、这是迄(qi)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年代最早、延续时(shi)间长(chang)且发展演变清楚、保(bao)存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tu)建筑佛寺遗址，是早期大型地面佛寺的典型代表，提供了我国早期佛寺布局及其发展演变的样本，推进了古疏勒及丝绸之(zhi)路佛教考古和我国早期佛寺起源研究(jiu)。

2、该遗址地处丝绸之(zhi)路南北两道交汇处，佛教东传我国第一站，融合了印度、犍陀(tuo)罗、中亚、当地和中原多种学问元素(su)，诸多迹象有理由以(yi)之(zhi)与(yu)武周时(shi)期建造的汉大云寺关联，当地特色(se)和中原影响表明佛教进入西域伊始就开(kai)启了中国化进程，提供了佛教中国化的新模式，印证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3、实证多元宗教并存和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xiao)治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特殊意义(yi)。

石(shi)膏大佛脸

木(mu)质佛足

四、重视保(bao)护、传播，发挥文物(wu)的当代价值(zhi)

1、秉持(chi)发掘和保(bao)护、传播同步进行的理念，同步研究(jiu)编制了莫(mo)尔寺遗址保(bao)护利用规划，已于(yu)2024年获得(de)国家文物(wu)局批准(zhun)；推动了申报自治区考古遗址公园。

2、已发表10余篇(pian)学术论文，10篇(pian)学位论文；人民日报等报纸刊(kan)布6篇(pian)专版报道，央、地广播电(dian)视和新媒体等宣传报道50余次(ci)；成(cheng)功举办(ban)“新疆的历史与(yu)未来国际论坛”，考古成(cheng)果在国内(nei)外引起巨大反响。

本期资(zi)深编辑 周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