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点是，我指出的现象绝不仅限五四一代，而是整(zheng)个近代读书人的一种群众性趋向。这当然(ran)不是说(shuo)类似行为在此前读书人身上不存在（欧(ou)洲的“市民(min)”与“大学”之争，所谓Town and Gown，在中国也有(you)对应物，即是郭沫若曾说(shuo)的“考试的童生，出阵的兵”），但20世纪(ji)以来的许多读书人对这行为的认知与之前不同了，从否定或不以为然(ran)转为认可、称(cheng)赞，透露出评价体(ti)制(zhi)的变化，提示着人生观层面(mian)的转折。于是，原(yuan)本只是零星的、发(fa)生在特定时刻的举动(dong)，现在则可能受到更多鼓励而更加流行、普遍。

《孑(jie)楼随笔·庚甲散记》，林庚白著(zhu)，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

“非常国会”的选举

要从林庚白的一则笔记说(shuo)起。林庚白少年天才，十(shi)四岁考入京师(shi)大学堂，又加入同盟会，在民(min)初出任国民(min)党的议员，袁世凯覆灭后被推为众议院秘书长；1917年，响(xiang)应孙中山号召，南(nan)下广州，担任“非常国会”的秘书长和大元帅府秘书。他(ta)仿佛(fo)西人神话里的“雅努斯(si)”，具有(you)前后两只眼：他(ta)以“神算”著(zhu)称(cheng)，擅长预卜休咎吉凶（最(zui)有(you)名的是断言徐志摩、阮玲玉的血光之灾(zai)）；又颇经世事，热衷搜录近代历史轶(die)闻。他(ta)的《庚甲随笔》里有(you)一条，记录了“非常国会”时期国民(min)党人的一桩秘事：

辛酉之春，总理孙公以军政府制(zhi)度，实沿七总裁时代之旧(jiu)，不便于革命，盖有(you)一二不肖者羼处其中，即足以掣肘也，因议复“大总统”制(zhi)，有(you)“非常国会”选举。时“非常国会”议员，分(fen)左右两派，右倾者犹私相附和“联(lian)省自治”之说(shuo)，尼不听孙公改制(zhi)。于是议员之左袒孙公者，则密谋所以制(zhi)胜。党人张继、田桐(tong)等(deng)，各怀一铤(ding)，伏于议场之门外，选举之日，有(you)逸出者，辄群起击之。一时“政客”“学者”之流，诧以法兰西之“山岳党”，以为“暴民(min)政治”将复作。然(ran)孙公既膺元首，而北伐之大计定，左派议员亦谨守(shou)绳墨。盖革命之为事，固非可以十(shi)八世纪(ji)议会政治之休休有(you)容者处之，继、桐(tong)等(deng)所为是也。继党于清末留(liu)学日本之东(dong)京，与梁启超邂逅于“锦(jin)辉馆”，启超方(fang)为众演(yan)述君(jun)宪之利，继愤(fen)而击之，启超骇走(zou)。先后两击，皆革命史中佳(jia)话。

辛酉之春，总理孙公以军政府制(zhi)度，实沿七总裁时代之旧(jiu)，不便于革命，盖有(you)一二不肖者羼处其中，即足以掣肘也，因议复“大总统”制(zhi)，有(you)“非常国会”选举。时“非常国会”议员，分(fen)左右两派，右倾者犹私相附和“联(lian)省自治”之说(shuo)，尼不听孙公改制(zhi)。于是议员之左袒孙公者，则密谋所以制(zhi)胜。党人张继、田桐(tong)等(deng)，各怀一铤(ding)，伏于议场之门外，选举之日，有(you)逸出者，辄群起击之。一时“政客”“学者”之流，诧以法兰西之“山岳党”，以为“暴民(min)政治”将复作。然(ran)孙公既膺元首，而北伐之大计定，左派议员亦谨守(shou)绳墨。盖革命之为事，固非可以十(shi)八世纪(ji)议会政治之休休有(you)容者处之，继、桐(tong)等(deng)所为是也。继党于清末留(liu)学日本之东(dong)京，与梁启超邂逅于“锦(jin)辉馆”，启超方(fang)为众演(yan)述君(jun)宪之利，继愤(fen)而击之，启超骇走(zou)。先后两击，皆革命史中佳(jia)话。

这段话涉及民(min)初复杂的政局演(yan)变，不妨略加说(shuo)明。其中的一条主线是《中华民(min)国临时约法》的沉浮。1912年，南(nan)京临时参议院为了遏制(zhi)即将上台的袁世凯的权力，颁布了《临时约法》。不久，袁世凯接替孙中山，正(zheng)式就(jiu)任临时大总统。1914年，他(ta)解散国会，废止《临时约法》，1915年底更宣布恢复帝制(zhi)。袁氏称(cheng)帝失败后，由黎元洪出任总统，宣布恢复《临时约法》，但很(hen)快就(jiu)发(fa)生了由张勋主导的复辟。复辟平定后，黎元洪辞(ci)职，冯国璋(zhang)继之，但拒(ju)绝恢复此前已被解散的国会和《临时约法》。于是，1917年7月，孙中山号召国会议员南(nan)下护(hu)法，旋(xuan)在广州成立“中华民(min)国军政府”，召开(kai)“国会非常会议”（“非常国会”），否认北洋政府，号称(cheng)要恢复“法统”，是为“护(hu)法运动(dong)”。

《走(zou)向共和》剧照。

护(hu)法运动(dong)由孙中山和西南(nan)军阀合作造成，本身就(jiu)不稳定，复因各路势力的加入，罅(xia)隙不断，导致1918年5月的改制(zhi)：军政府首领由最(zui)初的大元帅（由孙中山担任）改为总裁制(zhi)，即由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xuan)七人担任政务总裁，以岑春煊(xuan)为主席总裁。孙中山自感被剥夺了领导地位，旋(xuan)即出走(zou)上海。1920年11月，孙氏又与伍廷芳、唐绍仪联(lian)名发(fa)表通电(dian)，宣布恢复军政府；1921年4月7日（即林庚白说(shuo)的“辛酉之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min)国大总统，旋(xuan)即组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ying)，准备出兵北伐。

从林庚白的记录可知，孙中山的这个“大总统”是在张继、田桐(tong)等(deng)人的暴力支撑下获得的。张、田都是同盟会员，一向是孙中山的铁杆粉丝。191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min)党为中华革命党时，在誓(shi)约中要求党员服从总理，遭到众人反对，而田桐(tong)就(jiu)是最(zui)早表示拥护(hu)的人之一。此次张、田事先“密谋”，怀揣铁棒，在现场群殴异己，用(yong)后世流行的术(shu)语说(shuo)，乃是“有(you)组织，有(you)预谋”的一次行动(dong)，和袁世凯1913年利用(yong)麾下军人假冒的“公民(min)团”选举自己为中华民(min)国大总统，并无本质不同；若说(shuo)有(you)异，则是当年的“公民(min)团”只是包围了会场，阻止议员离开(kai)，似乎并未(wei)真正(zheng)使用(yong)暴力，而张继、田桐(tong)对持有(you)不同主张的同事是真的动(dong)了手。两相比较，“公民(min)团”的举动(dong)似乎还“文明”许多。须知《临时约法》严格限制(zhi)总统的个人权力，才遭受袁世凯的拼命打(da)压，现在国民(min)党左派为支撑孙中山个人集权而大打(da)出手，岂非正(zheng)与《临时约法》的精神背道而驰？是为“佳(jia)话”，“佳(jia)”在何(he)处？

电(dian)视剧《走(zou)向共和》剧照。

锦(jin)辉馆事件

被林庚白称(cheng)作“革命史中佳(jia)话”之“两击”中的“第一击”，则是十(shi)多年前发(fa)生在日本的一桩往事。1907年，梁启超、蒋智由、徐佛(fo)苏等(deng)为推动(dong)清末立宪，组织了一个团体(ti)政闻社；10月17日，借东(dong)京神田锦(jin)辉馆召开(kai)成立大会。消(xiao)息(xi)为革命党人得知，张继、金(jin)刚、陶成章等(deng)率人到场。梁启超登台演(yan)说(shuo)，“语未(wei)卒，张继以日本语厉声叱之，曰‘马鹿！马鹿！’起立，又呼曰‘打(da)！’四百余人奔而前。启超跳自楼曲，旋(xuan)转而坠。或以草履掷之，中颊。张继驰诣(yi)坛上，政闻社员持椅格之，金(jin)刚自后搤其肩，格者僵，继得上。众鼓掌(zhang)欢呼，声殷天地。”以上描写出自张继的把兄弟、国学大师(shi)章太炎之手，虽是文言，在今日读来仍觉生动(dong)如绘。其中一些细节，如张继以日语叱骂梁启超、梁启超匆忙自楼梯跳下、慌乱中有(you)人以草鞋击中梁启超脸颊、政闻社员试图用(yong)椅子阻止张继上台而被人扼住(zhu)肩膀等(deng)，都是跃然(ran)纸面(mian)的描画。章太炎并未(wei)在场，这番(fan)描述应是得自参与其事的革命党人的复述，也可能有(you)想象成分(fen)。但张继等(deng)大闹锦(jin)辉馆，却是后人言及清季党人活动(dong)时难以绕开(kai)的情节。

革命通常伴随着暴力，尤其是狭(xia)义的、意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枪林弹雨、流血牺牲(sheng)都不可避免。不过，这两桩轶(die)事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并不发(fa)生于战场，也不是非用(yong)暴力解决(jue)。在战场上对峙的双方(fang)，拼的是真刀真枪，你死我活；但即使是革命，也还有(you)许多场合，需要以文取胜，绵里藏针，比如过去人常说(shuo)的“两国交(jiao)兵，不斩来使”、现代人所说(shuo)的“外交(jiao)”，实质都是以大家公认的“文明”方(fang)式维护(hu)自己的利益，而非凶相毕露，扑上前去狠咬(yao)对方(fang)一口。张继逢事言“打(da)”，在本应和平的场合也大打(da)出手，实际是窄(zhai)化了“革命”的丰富内涵。

梁启超。

章太炎在文中说(shuo)，张继的本意是要在政闻社的成立大会上做一番(fan)演(yan)说(shuo)，“痛驳立宪以塞莽(mang)言”，不料因“事急(ji)，至用(yong)武，亦未(wei)竟(jing)其说(shuo)也”，仿佛(fo)“用(yong)武”是不得已的事。但从太炎的描述来看，政闻社成立大会最(zui)初一切如常，“事急(ji)”是张继等(deng)人“用(yong)武”的结果，而非其原(yuan)因（梁启超演(yan)说(shuo)未(wei)毕，张继已经喊“打(da)”），太炎此论不通，甚(shen)至可说(shuo)欲盖弥(mi)彰——不过，这也似乎暗示，太炎内心深处对张继的行为也未(wei)必真正(zheng)认可，只是要为朋友两肋插刀，不得不刻意寻找(zhao)理由而已。但无论如何(he)，经过这番(fan)折腾，张继原(yuan)本的计划泡汤，不但没有(you)来得及驳斥对手的主张，而且令本来也许只是中立的观众只见到革命党人的威风(feng)，而未(wei)必认其占理：这只要看真正(zheng)对政闻社造成致命打(da)击的是清政府的查禁，而非张继的老拳，就(jiu)可知晓一二。

其实，张继在会场一声“打(da)”字出口，立即有(you)“四百余人奔而前”，怎么看也像是经过了预先谋划，而非临时起意。故张继是否像章太炎说(shuo)的，真有(you)用(yong)口舌争锋，以理服人的打(da)算，其实相当可疑，经不起推敲(qiao)——当然(ran)他(ta)也可能想过，但至少同时，也还预备了“打(da)一架”的方(fang)案，并不一定要遵守(shou)“君(jun)子动(dong)口不动(dong)手”的训(xun)诫。至于林庚白说(shuo)张继与梁启超“邂逅于锦(jin)辉馆”，仿佛(fo)只是偶然(ran)相识，无疑离真相更加遥远。

章太炎。

当“君(jun)子动(dong)手”成为“革命佳(jia)话”

张继是河北沧县人，出身保定莲池书院，名义上是晚清古(gu)文大师(shi)吴汝纶的弟子，但他(ta)给人留(liu)下的印象不是“文”，而是“武”。冀中习武风(feng)气甚(shen)盛，读书人也不例(li)外，张继似乎就(jiu)是受此风(feng)气影响(xiang)。另一位留(liu)日的革命党人邓家彦晚年回忆(yi)当日对张继的印象，说(shuo)他(ta)“悲(bei)歌慷慨，尤当酒酣耳热之余，常以日语高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歌声至今犹余音在耳”。又言：“溥泉（张继字）重义气，深获同志之尊崇。”后边这一点，从他(ta)两次战斗都能号召大批追随者，可以得到旁证。不过，这两件事不能仅从张继或者田桐(tong)的个人性格、志趣、气质上理解：他(ta)们既能一呼百应，就(jiu)意味着用(yong)武力对付异己的思(si)路，在革命党人中相当流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前边引用(yong)的两条史料，编辑都是著(zhu)名“文人”：章太炎是革命党中最(zui)有(you)知识的人，林庚白则年纪(ji)轻轻就(jiu)考入京师(shi)大学堂，号称(cheng)“民(min)国诗圣(sheng)”（注意这个“诗”不是新体(ti)诗，而是旧(jiu)体(ti)诗）。但大家看这两位对张、田暴行的描写，无不是津(jin)津(jin)有(you)味，赞赏有(you)加（至少在有(you)意识层面(mian)如此）。林庚白还特意声言，国民(min)党左派议员此后并无任何(he)轨(gui)外之举，且北伐大计正(zheng)是由此而定，表明一时的“违法”并不败坏整(zheng)个政治风(feng)气，反而因此成就(jiu)一番(fan)“大业”，为之辩护(hu)的意识相当明确。

林庚白（1897—1941），福建闽侯人，民(min)国时期著(zhu)名的才子、名士、革命家、报人、诗人，其短暂一生辗转沉浮于革命、政界、报界、文学界。早年即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dong)，后积极从事报刊(kan)宣传工作。之后对国民(min)党产生怀疑，一度消(xiao)极沉闷，转而学祢衡佯疯、刘(liu)伶嗜(shi)酒，研究起“命理之学”，以善于“鉴人”而名满天下。1941年携眷走(zou)避香港，在九龙被日寇枪杀而遇难。

如果说(shuo)“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乃是中国古(gu)训(xun)，则对18世纪(ji)“议会政治”之“休休有(you)容”的摒(bing)弃，便透露了随着20世纪(ji)革命时代的到来，整(zheng)个政治和社会风(feng)气由崇(chong)文向尚武转变的消(xiao)息(xi)。这一认知横(heng)跨了不同的派系，使政治上的对手在实际上成为彼此投射(she)的镜(jing)像：处在与林庚白对立一方(fang)的阵营(ying)，也宣布革命不是请客吃(chi)饭，用(yong)语不同，意思(si)无差。毕竟(jing)，“成大事”在过去具有(you)极为苛刻的标准，轻易难以达到，是“变态”而非“常态”，人们在生活中还是得谨守(shou)“小节”；而“革命”则是一个长期过程，尤其是革命胜利之后还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行为习惯一经养成，即如顺水推舟，无往不利，也就(jiu)无怪乎“费厄泼赖”缓之又缓，几近于无。

美国传教士卜舫(fang)济(ji)在1940年代初写的一份《自述》里，谈到20世纪(ji)上半叶中国的巨变：“旧(jiu)式的中国文人正(zheng)在逐渐消(xiao)逝，取而代之的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新文人。后者不像前者那样注重礼仪或难打(da)交(jiao)道，但有(you)时人们对那些尽管刻板守(shou)旧(jiu)但却以彬彬有(you)礼著(zhu)称(cheng)的旧(jiu)式文人的消(xiao)逝而感到惋惜。”这番(fan)话似乎给人以“礼”的消(xiao)失主要存于“新文人”中的印象。然(ran)而，我在这里摘录的两段史料表明，章太炎、林庚白这样一些受过良好的古(gu)典教育因而在学问修养层面(mian)更接近“旧(jiu)文人”的革命者，在此变动(dong)中的作用(yong)绝不亚于“新文人”，很(hen)可能还有(you)过之。毕竟(jing)，当一个社会里最(zui)能代表“文”的那些人都在为“武”呐喊助(zhu)威时，“绅士”而被“流氓鬼”附体(ti)，乃至自亦成“鬼”（精神远逝，不“鬼”而何(he)），实在毫无足怪。

与“君(jun)子”由“动(dong)口”而“动(dong)手”相伴的，是“动(dong)口”的风(feng)格也在改变。彭剑先生研究清末新加坡华侨的两份报纸《中兴日报》和《南(nan)洋总汇新报》（分(fen)别(bie)代表革命党和保皇党立场）的论战，发(fa)现他(ta)们的一个特点是“行文浅显以致于粗鄙(bi)”。彭教授道：“如果说(shuo)行文浅显反映了论战双方(fang)因时因地制(zhi)宜的灵(ling)活性——南(nan)洋华侨的学问水平远远低于在日本留(liu)学的常识分(fen)子——那么，行文粗鄙(bi)就(jiu)令人费解了。这两份报刊(kan)之间的论战一点也不文雅，充满人身攻击，满纸都是诟骂之词。”无独有(you)偶，张广海最(zui)近出版的一本著(zhu)作也注意到1920年代后期革命文学论争各方(fang)，多喜辱骂对方(fang)是“狗”：“此类论辩开(kai)启了1930年代之后，文坛论争中动(dong)物（尤其是狗）纷纷上阵参战，语言日趋粗鄙(bi)化的先河”。他(ta)对《“革命文学”论争资(zi)料选编》和《三十(shi)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zi)料》做了统计，发(fa)现在前书中“狗”字出现46次、“走(zou)狗”出现15次；在后书中，“狗”字出现150次、“走(zou)狗”出现22次，而且大都用(yong)于人身攻击。

这两个事例(li)前后跨越30余年之久，当事各方(fang)在政治和学问倾向上也各不相同（但似乎其中大部分(fen)人都自认属于“革命”一方(fang)），提示大家这个变化是根本性的，波及整(zheng)个读书人阶层。记得裴宜理、李逊两位教授曾撰文讨论红卫兵的语言修辞(ci)方(fang)式，题为《革命的粗野》。本文的观察支撑了他(ta)们的结论，而我想补充的是，这一现象的发(fa)生，较他(ta)们认识到的，还要提前一个甲子。冰(bing)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信夫！

撰文/王(wang)东(dong)杰

编辑/李永(yong)博

校对/王(wang)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