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大萧条之(zhi)所以程度如此之(zhi)深、时间如此之(zhi)长，很大程度上是因(yin)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fa)案》将(jiang)美国国内的经济困局推向全世界，而国际经贸局势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又反向回流到美国，最终导致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

另有一些(xie)经济学家认为，虽然(ran)该法(fa)案是在1930年通过的，但关于(yu)该法(fa)案的讨论已经持(chi)续了很长时间，事实上早(zao)已引起资(zi)本市场强烈不安。从某种程度上来(lai)说，这也(ye)是导致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大崩盘，进(jin)而拉开大萧条序幕(mu)的重(zhong)要“推手”之(zhi)一。

美国前副国务(wu)卿、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的新作《论美国：美国外交及(ji)外交政策史》中文版中，也(ye)对(dui)这一段历史作了详(xiang)细记述。

佐利克援引历史资(zi)料称，大概有65个国家对(dui)当时的新关税法(fa)案表达了抗议，但“国会从来(lai)没有认真考虑过国外对(dui)法(fa)案的反应”。比如，查阅《国会议事录》长达20页的“关于(yu)西红柿关税的辩论记录”可以发现，“里(li)面几乎没有人提到过国会这样(yang)做(zuo)将(jiang)带来(lai)什么样(yang)的国际影响”。编辑吐槽道：“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li)，都在收拾(shi)1930年的贸易法(fa)案给国际贸易留下的烂摊子。”

佐利克多次强调自(zi)己是“自(zi)由贸易的支撑(chi)者”，并表示“我坚信自(zi)由贸易是一件好事。实施关税壁垒将(jiang)推高成本、降低生产率，并增加经济系统运行的阻力”。他还明确表达了自(zi)己对(dui)当前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的担忧：“在我看来(lai)，美国的优势曾在于(yu)其开放性，不仅对(dui)商品，也(ye)对(dui)资(zi)本、思想和人才(cai)开放。”

佐利克的外交生涯贯穿了世纪之(zhi)交的30年，他历经里(li)根和布什父子三任总统，是后冷战时代共(gong)和党(dang)内最核心的幕(mu)僚之(zhi)一。可能正(zheng)是基于(yu)在经贸、金融和外交领域多年的工作经验，相较于(yu)其他外交家，他更关注贸易政策与(yu)外交战略的关系。在他看来(lai)，关税与(yu)贸易政策并不仅仅是美国外交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极其重(zhong)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对(dui)于(yu)美国这样(yang)一个以贸易为立国之(zhi)本的国家而言。

关税与(yu)美国政策走向自(zi)美国建政之(zhi)初就纠缠不清(qing)。美国独(du)立战争的导火索(suo)波士顿倾茶事件，就与(yu)关税政策变动(dong)密切相关。当今的关税政策又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焦点(dian)。“美国人不仅将(jiang)其视为一种获取经济收益的形式，更相信随着贸易新规(gui)则的确立，国际体系也(ye)会随之(zhi)改变。”佐利克认为，从大萧条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到冷战时期的技术出口管制，经贸在美国外交中始终发挥着至关重(zhong)要的作用。

佐利克在书(shu)中援引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的观点(dian)，将(jiang)美国贸易政策分为3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以当时国会的首要目标为标志，分别为“收入”“限制”和“互惠”。

在“收入”阶段，美国几乎完全依靠(kao)关税收入为新政府提供(gong)资(zi)金，并以此支付美国独(du)立战争（1775年至1783年）期间欠下的巨额贷(dai)款利息。在此期间，美国开国元勋之(zhi)一、美国第(di)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包括保护关税、出口限制、对(dui)于(yu)目标产业的直接政府补贴、对(dui)于(yu)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提供(gong)公(gong)共(gong)设施等基本政策原则，这也(ye)为以后的保护主义政策的发展设计出主要政策框架。

南北战争（1861年至1865年）开启了下一个阶段，也(ye)就是限制性的贸易政策阶段。此时，北方(fang)急需收入以支撑战争开支，为此国会将(jiang)进(jin)口商品的平均关税提高到了约50%。这一税率水平基本维持(chi)到了19世纪结束。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经济整体处(chu)于(yu)调整阶段，美国国内贸易局势也(ye)在发生变化(hua)。传(chuan)统上，美国农民，特别是种植棉花和谷物(wu)的农民以及(ji)一些(xie)畜(chu)牧业从业者，都是出口的“重(zhong)度依赖者”。后来(lai)，美国的大制造业主也(ye)成了净出口的一方(fang)，他们都倡导进(jin)一步(bu)调降关税，以支撑(chi)出口。但是，大多数小制造业主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dian)。

在很长时间里(li)，争论的双方(fang)都没能获得太明显的优势。直到一位当时非(fei)常有名的调查记者艾达·塔贝尔发文声讨物(wu)价上涨，称“关税是腐(fu)败政客和特殊利益者碗里(li)的肥肉(rou)”“抬高了劳工家庭的生活成本”，舆论开始偏向自(zi)由贸易。

美国第(di)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xun)也(ye)听到了这些(xie)呼声。1913年，《安德伍德-西蒙(meng)斯关税法(fa)（Underwood-Simmons bill）》颁布，将(jiang)进(jin)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从40%削减到27%，并将(jiang)许多商品加入免税品清(qing)单。

然(ran)而，此轮调降关税的政策没能延续太长时间。

1920年，美联储紧缩银根，引发了严重(zhong)的通货紧缩和经济滑坡(po)。佐利克吐槽道，美国国会对(dui)此的反应是“又一次祭出了他们最熟悉的救(jiu)急方(fang)案”——提高关税。

不过，在他看来(lai)，此次提高关税更大的影响是，为日后美国政府的操作留下了一个重(zhong)要的“口子”：当时，国会与(yu)国务(wu)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合作，通过了一个较为灵(ling)活的关税条款，试图(tu)允许总统根据专家对(dui)“生产成本的计算”来(lai)调整税率。“虽然(ran)这项政策后来(lai)被证明缺乏可行性，但它创(chuang)造了一个重(zhong)要的先例，使国会可以把调整关税的权(quan)力授予(yu)行政机构。”这一授权(quan)后来(lai)于(yu)1928年获得了最高法(fa)院的支撑(chi)。

紧接着，就轮到被后人斥为“最愚蠢法(fa)案”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fa)案》出场，并在整整4年后的1934年6月被扔进(jin)了“历史的垃圾堆”里(li)。

很多专家认为，于(yu)1933年开启第(di)一个任期的美国第(di)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贸易史上的地位被严重(zhong)低估(gu)了。佐利克虽然(ran)没有对(dui)这一评(ping)价给出正(zheng)面回应，但他在书(shu)中着重(zhong)描绘了一个细节：

1934年2月28日，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召集(ji)副总统、国务(wu)卿、参众两院中的民主党(dang)领袖、农业部部长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商议新草案。新草案的提议“很大胆也(ye)很简单”，即向行政机构授权(quan)，使其可以通过贸易谈判(pan)把《斯姆特-霍利关税法(fa)案》规(gui)定的进(jin)口关税下调或上调最多50%。这个草案隐(yin)含(han)的前提是“国会对(dui)总统的授权(quan)”，这就让(rang)行政班子绕过了参议院的职能。此外，国会仅需投票一次，因(yin)为这项新权(quan)力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总统可以通过这项法(fa)令(ling)获得极大的权(quan)限。

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fa)》得以通过。“这一次革新对(dui)美国贸易政策的改变是巨大的。此后美国大多数总统可以参考这个先例来(lai)制定贸易政策，也(ye)即把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目标结合在一起。”佐利克认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贸易政策的重(zhong)点(dian)从“把关税设定得越来(lai)越高”变成“通过协议来(lai)减少壁垒”。至此，美国贸易政策也(ye)进(jin)入了第(di)三阶段——“互惠”。

以上便是佐利克结合自(zi)身与(yu)多位专家的观点(dian)，重(zhong)新梳理出的美国关税与(yu)贸易政策的脉络。他直言不讳地评(ping)价其“看起来(lai)左摇右摆”，其实不过只是“对(dui)当时形势的一种实用主义回应”。

纵观美国贸易政策乃(nai)至整个外交战略可以看到，美国常常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孤立主义和“世界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自(zi)由贸易之(zhi)间摇摆，“但它之(zhi)所以能够摇摆，离不开那条实用主义的绳索(suo)”。（编辑：韩 叙 来(lai)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