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无人机》,[法]夏马尤著,焦静姝译,商(shang)务印书馆2024年12月出版,328页,59.00元
在今天的俄乌冲突中(zhong),无人机是使用(yong)频率最(zui)高的常规武器之(zhi)一(yi),其低成本、高效率、高精确度以及带来的多样(yang)化战术,重塑了战场形态,已经成为这场战争标识性的武器之(zhi)一(yi)。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广泛使用(yong)是从(cong)美国(guo)主导的反恐战争开始的。美国(guo)之(zhi)所(suo)以在这场非对称(cheng)战争中(zhong)广泛使用(yong)无人机,不仅仅出于无人机性能和战术的优(you)越(yue)性,更因为无人机是一(yi)种有道德的战争武器。它可以让驾驶员不必身临险地,实现战斗人员的零伤(shang)亡,最(zui)大程度地保护了士兵的身心安全(quan);它可以精准打(da)击(ji)目(mu)标对象,而不必担心误伤(shang)无辜,因此是一(yi)种人道主义武器;它经济成本低,在战场上实现正义目(mu)标的同时,不会过度加重国(guo)家的经济负担……可以说,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参与,让战争、战斗变得更有道德。然而,法国(guo)新锐哲学家夏马尤却不这么认为。在其2013年出版的《反思无人机》中(zhong),他(ta)在哲学上系(xi)统地反驳(bo)了这些理由(you),认为无人机非但不是有道德的武器,而且还导致多方面、多层(ceng)次、更负面的道德和伦理后果,甚至直接催(cui)生(sheng)了一(yi)种新型的军国(guo)主义——民主军国(guo)主义。
在哲学上反思无人机面临的第一(yi)个疑问是,无人机只是战场上一(yi)个新型武器而已。正如人们所(suo)熟知的,武器本身没有道德属性,其是否有道德取决于使用(yong)武器的人和使用(yong)意(yi)图。讨论(lun)无人机的哲学、道德和政治(zhi)后果会不会是在故弄玄虚,哗众取宠(chong)?对此,夏马尤提供了一(yi)个元哲学的辩护。他(ta)引用(yong)康吉兰的观点,“哲学是一(yi)种思考,对它来说,所(suo)有的新异材料都是好的,大家还可以说,所(suo)有好的材料必须是新异的”(18页)。无人机正是二(er)十一(yi)世纪的新异材料。当然,纯粹新材料本身自然不会是哲学的思考对象,而是因为新材料挑战了原有的本体论(lun)、认识论(lun)和伦理学等等哲学观念,大家需要根据这些新材料重建相关观念。无人机作为二(er)十一(yi)世纪才开始广泛应用(yong)于战场上的新型武器,它改变了大家关于战争的本体论(lun)、伦理学、战略和法律政治(zhi)范畴,让大家原有的战争观念不再适用(yong)。因此,在哲学上审视(shi)二(er)十一(yi)世纪战争,无人机是个恰当的切入口。
一(yi)、猎捕(bu)人类
无人机最(zui)显著的一(yi)个特点是,它使远程战争得以可能。在反恐战争中(zhong),远程战争的一(yi)个直接后果是,参与战争的士兵不必直接上战场,只要待在绝对安全(quan)的后方就可以操纵战场上的无人机。在美国(guo)本土的士兵可以驾驶万里之(zhi)外阿富汗(han)战场上的无人机,击(ji)杀(sha)隐藏在深山老林(lin)中(zhong)的恐怖分子(zi)。这固然可以保障驾驶员的人身安全(quan),但这产生(sheng)了新的战争形态,即战斗人员与战场的剥离。夏马尤认为,大家很多关于战争的观念不再适用(yong)于这种远程战争。例如,战场上的战斗是一(yi)种合法的暴力,即造成敌(di)人的伤(shang)害时,自己不需要负伦理责任。这种合法的暴力在一(yi)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对等原则之(zhi)上的,即敌(di)对双方都有能力造成对方的伤(shang)害,双方是对等的。在这种对等原则之(zhi)下(xia),才会有战士的美德——怜悯(min)、勇敢、坚毅、牺牲……然而,无人机实现的远程战斗不需要让驾驶员身临战场,因此这种对等原则也就不存(cun)在了,也就无所(suo)谓战士的美德。不过,很多人会反驳(bo)说,相比于对驾驶员生(sheng)命(ming)的保护来说,战士美德是不足虑的;战士的生(sheng)命(ming)才是最(zui)宝贵的。
夏马尤认为,无人机不但使对等原则不成立,更让战斗变成了单边猎捕(bu)行动。与战斗中(zhong)双方是对等的不同,猎捕(bu)中(zhong)猎捕(bu)的一(yi)方与逃跑的一(yi)方采取的行动策略不同。猎捕(bu)的一(yi)方要追击(ji)、捕(bu)获、猎杀(sha),而逃跑的一(yi)方只需要躲避就可以获胜。因此,在猎捕(bu)活动中(zhong),首要任务是识别并确认猎捕(bu)对象的位置。这就需要一(yi)整套侦(zhen)查工(gong)作。以M Q-1“捕(bu)食者”和M Q-9“死神”为代表的查杀(sha)一(yi)体无人机就成了实行猎捕(bu)行动最(zui)优(you)的武器。它们一(yi)方面可以利用(yong)空中(zhong)巡逻来实现情报搜集、监控(kong)和定位的功能,另一(yi)方面可以携带精确制导武器对猎捕(bu)目(mu)标进行猎杀(sha)。对于支撑无人机的人来说,正是侦(zhen)察和精确打(da)击(ji)功能的完美结合,使无人机成为一(yi)种人道主义武器。因为无人机可以精确侦(zhen)察、打(da)击(ji)目(mu)标人物,而不会伤(shang)及无辜平民。
从(cong)技术理想上来说,确实有这个优(you)点。不过,夏马尤认为,无人机在查杀(sha)一(yi)体的行动中(zhong)已经转变了战斗原则。在传统战争中(zhong),战斗是双方在相互通(tong)过伤(shang)害对方,来阻(zu)止对方对自己的伤(shang)害。敌(di)人是在实时实行伤(shang)害自己的行为。而在反恐猎捕(bu)行动中(zhong),无人机的猎杀(sha)并不是通(tong)过制止正在发(fa)生(sheng)着的恐怖主义行为,而是通(tong)过预测性预防行为来实施猎捕(bu)。无人机通(tong)过摄像头以及先(xian)进的传感(gan)技术进行全(quan)方位监控(kong),来侦(zhen)察、定位猎捕(bu)目(mu)标。无人机确认恐怖分子(zi)的方式不再是指定实名的目(mu)标,而是通(tong)过“基于活动的情报”的方式来定位。通(tong)过观察、收集数据,然后再通(tong)过大数据的比对,确认监控(kong)对象是否符合恐怖分子(zi)的行为模式。只要行为模式异常数据突破了一(yi)定的阈值,远在美国(guo)的驾驶员就会收到猎杀(sha)的指令。
在这种预测性预防的猎捕(bu)模式中(zhong),人作为一(yi)种生(sheng)命(ming)形态,被分解成种种数据特征。这些数据特征的统计模式反过来确定人的身份。然而,统计模式显然不能等同于实质对象。同样(yang)的模式可以对应不同的现象。这就使得通(tong)过高精确性来避免平民伤(shang)亡的理想目(mu)标只停留在理论(lun)上。在实际行动中(zhong),“结果常常是无人机根据对‘行为模式’的判(pan)断,在目(mu)标是否如大家所(suo)想的一(yi)样(yang)都没有直接确认的情况下(xia),以无辜者的生(sheng)命(ming)为代价,盲目(mu)发(fa)动袭击(ji)”(61页)。
反恐战争之(zhi)所(suo)以具有合法性,得到人们的支撑,是因为它要消灭恐怖主义。由(you)于恐怖分子(zi)往往采取游击(ji)战的方式,这使传统武器和战术很难侦(zhen)察并消灭恐怖分子(zi)。因为游击(ji)战主要在地面上采取行动,在空中(zhong)展开行动的无人机具有了战术上的优(you)越(yue)性。这使其非常适合于反恐战争。夏马尤并不赞同无人机实施的猎捕(bu)行动真正能够实现反恐战争的最(zui)终目(mu)的——消除恐怖主义。他(ta)认为,大家思考反恐战争的本质时,不应该(gai)只是考虑在肉身上消灭恐怖分子(zi),而是要将之(zhi)看作反叛乱行动。恐怖主义之(zhi)所(suo)以为现代社会所(suo)不容,是因为其实质是反现代文(wen)明(ming)的,不接受基本的人权价值。消灭恐怖分子(zi)的肉身固然是反叛乱的重要一(yi)环,但更重要的是争取人心。用(yong)无人机作战实际上是在用(yong)一(yi)种恐怖手段在作战。恐怖只会造成更多的恐怖。无人机的轰炸只会逼(bi)迫普通(tong)老百姓倒向(xiang)极端组织。人们只会用(yong)恐怖来对抗帝国(guo)的恐怖。无心、不在场的武器永远无法征服人心。
当地时间2025年3月15日,顿涅(nie)茨(ci)克地区,一(yi)名乌克兰士兵在军事演(yan)习中(zhong)举起一(yi)架FPV无人机。
二(er)、战斗精神的颠倒
从(cong)战斗精神的角度来看,夏马尤认为无人机驾驶员和自杀(sha)式袭击(ji)者是两个极端,前者遵循生(sheng)命(ming)的自我保全(quan)伦理,而后者则崇尚自我牺牲的英雄伦理。然而,在无人机支撑者的叙事中(zhong),自我牺牲是对生(sheng)命(ming)的亵渎,违背了基本的热爱生(sheng)命(ming)的伦理学。因此,自我牺牲并不是英雄行为,只是不珍惜生(sheng)命(ming)而已。夏马尤认为这一(yi)论(lun)证并不成立,自我牺牲之(zhi)所(suo)以被认为是英雄的行为,正是出于对生(sheng)命(ming)的珍视(shi)和对死亡的蔑(mie)视(shi)。对生(sheng)命(ming)越(yue)珍惜,就越(yue)能体现出对死亡蔑(mie)视(shi)的可贵。相反,无人机的猎捕(bu)行动让驾驶员躲在安全(quan)的本国(guo)国(guo)土,他(ta)们不必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quan),也就无法正视(shi)死亡的恐怖。当像打(da)电(dian)子(zi)游戏一(yi)样(yang)按下(xia)发(fa)射按钮时,他(ta)们实际上漠视(shi)了目(mu)标对象的生(sheng)命(ming)。夏马尤认为,无人机的支撑者实际上颠倒了传统的战斗道德原则。为了理想追求(qiu)而自我牺牲的英雄精神,被重新叙事为道德恐怖的化身。
这种颠倒导致了战斗精神的危(wei)机。夏马尤引用(yong)毛爷爷的辩证法:“怎样(yang)说明战争中(zhong)提倡勇敢牺牲?岂非与‘保存(cun)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zhi),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cun)),为了全(quan)体的永久的保存(cun)。”(110页)而无人机在猎杀(sha)敌(di)人时不需要自我牺牲精神,那(na)么关于牺牲的辩证法就会消解为单纯的自我保存(cun),战斗精神也就消失(shi)了。反恐战争成了“无美德的战争”。
不过,无人机的支撑者会认为,保存(cun)士兵的生(sheng)命(ming)是第一(yi)原则,是绝对的国(guo)家义务。在这点上,战斗道德是自洽的,应该(gai)高于所(suo)谓的英雄伦理:“为国(guo)捐躯当然是好的,但为国(guo)杀(sha)敌(di),并且无需搭(da)上付出生(sheng)命(ming)的沉重代价,就更好了。”(114页)英勇不需要依赖于牺牲。英勇就是根据正确的理由(you)做(zuo)正确的事。无人机驾驶员在猎捕(bu)恐怖分子(zi),有着正当理由(you),当然是英勇的。此外,无论(lun)是否身临险境,杀(sha)人需要一(yi)样(yang)的勇气。夏马尤质疑这种论(lun)证的有效性。杀(sha)人需要勇气,是因为杀(sha)戮时要克制住目(mu)睹杀(sha)戮的恶心感(gan)。无人机的猎杀(sha)行动让驾驶员免于直面他(ta)人的死亡,因此也很难称(cheng)得上英勇了。
支撑无人机猎捕(bu)行动的另一(yi)个理由(you)是,由(you)于驾驶员可以不需要身临险境,因此可以避免以往士兵战后可能遭受的创伤(shang)后应激障碍(PTSD)。然而,这些支撑者对于无人机驾驶员是否会面临PTSD,却是暧(ai)昧的。一(yi)方面,很多调查表明(ming),无人机驾驶员在实行猎捕(bu)行动时,就像玩游戏一(yi)样(yang);另一(yi)方面,又认为驾驶员们跟亲身上战场的士兵一(yi)样(yang),要承受杀(sha)戮的压力,同样(yang)需要战场士兵所(suo)具有的战斗精神。夏马尤认为,无人机驾驶员或许真的会面临不符合传统PTSD界定的战斗压力,但这种暧(ai)昧不明(ming)的态度,也支撑无人机猎捕(bu)行动是一(yi)种“不明(ming)暴力”。
此外,无人机的猎杀(sha)实现了行动与现象学同一(yi)性的割裂。由(you)于猎杀(sha)是发(fa)生(sheng)在远离驾驶员的战场上的,驾驶员在本国(guo)安全(quan)区域内,因为没有身临战场,也就不会有对战场的亲身感(gan)知。这就不需要直面死亡的惨烈与恐惧,这使驾驶员出现了认知失(shi)调:在和平环境中(zhong)实行最(zui)暴力的杀(sha)戮行动。这使得一(yi)方面驾驶员和普通(tong)平民对远程战场的感(gan)知薄弱(ruo),另一(yi)方面又让身在战场的平民感(gan)受更恐怖、更残酷的暴力行为。夏马尤认为,这导致了一(yi)种新型的人民与国(guo)家关系(xi)——民主军国(guo)主义。
三、民主军国(guo)主义
按照社会契约论(lun)的说法,人们建立国(guo)家的目(mu)的是保全(quan)自己的权利,其中(zhong)首要的是自己的生(sheng)命(ming)权。也就是说,人们需要国(guo)家的庇护,从(cong)而让渡自己一(yi)部分权利给(gei)国(guo)家,使自己臣服于国(guo)家,“我保护你,因此你必须臣服于我”。然而,战争却让社会契约论(lun)陷入悖谬。战争是人民挺身而出,保护国(guo)家。国(guo)家与人民保护-受保护的关系(xi),在战争中(zhong)颠倒了,“你必须臣服于我,使我得到保护”。这种颠倒使得国(guo)家与人民的关系(xi)在战争时变得特别脆弱(ruo)。民主政体的共和国(guo)在开战时,需要征得人民的同意(yi);而人民会非常认真地考虑自己人身安全(quan)与国(guo)家行动之(zhi)间的关系(xi),对开战会变得非常谨(jin)慎小心。因此,民主制度会最(zui)大限度地约束战争行为,进而带来和平。然而,夏马尤认为,无人机的出现使这种民主和平主义面临危(wei)机。
无人机使不对称(cheng)的战争成为远程狩猎游戏,“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you)开战,就好像决定一(yi)项消遣”。也就是说,当国(guo)家的决策者在决定开战时,组成国(guo)家的人民不再需要牺牲自己的生(sheng)命(ming)权来保卫国(guo)家。战争时人民与国(guo)家的悖谬关系(xi)消失(shi)了。战争的代价单方面地转移到了敌(di)对国(guo),国(guo)家也摆(bai)脱了动员战斗人员的束缚:“打(da)仗就像是去狩猎一(yi)样(yang),就像失(shi)去参加一(yi)次娱乐聚会一(yi)样(yang)。”(209页)无人机开启的远程战争就形成了一(yi)种新型政治(zhi)形态——民主军国(guo)主义。在这种新型态中(zhong),战争对于国(guo)内人们来说变得像远方的故事一(yi)样(yang),遥不可及。人们的生(sheng)命(ming)权也不再受到威胁,因此也就失(shi)去了对战争的发(fa)言权。
即便民主军国(guo)主义看起来是由(you)远程战争带来的新形态,但夏马尤却看到了它与传统殖民主义的继承关系(xi)。遥远的殖民地只会给(gei)宗主国(guo)带来荣耀和资源,而对殖民地土著带来的暴力却只是遥远的故事。
夏马尤是在美国(guo)主导的反恐战争的背景下(xia)撰写的《反思无人机》。伴随(sui)着美军2021年8月20日从(cong)阿富汗(han)仓促撤(che)军,塔利班(ban)再次执掌政权,这场历时二(er)十年的反恐战争留下(xia)了荒谬的现实。从(cong)背景上来说,这本书是过时的。然而,其探讨的战争哲学主题,却持久存(cun)在。尤其是,过去十几年无人装(zhuang)备更快速、多样(yang)化的发(fa)展,已经更广泛地应用(yong)于战场,夏马尤的这本书更有现实意(yi)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