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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jie)琳娜二世(shi)是(shi)一个来自德国的贵族女性，在欧洲的支撑下(xia)打败了奥(ao)斯曼帝国，攻灭克里米亚汗国，征服了大片土地。她自诩(xu)开明，对启(qi)蒙运(yun)动很感兴趣。她曾赞助法国的伏尔泰和狄(di)德罗，为百(bai)科全(quan)书(shu)派大开方(fang)便之门，还创(chuang)办了俄(e)国第(di)一份讽刺杂志《万象》。该杂志名义上的出(chu)版人是(shi)女皇的私人秘书(shu)科济茨基（Козицкий），但众所(suo)周知，杂志真正的主编是(shi)叶卡捷(jie)琳娜本(ben)人。此后，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而女皇的杂志徒劳地试图扮演“祖母(mu)”角色，她想控制其他杂志，确保批评不(bu)会超过自己(ji)控制的界限，但最早崭露头角的思想家往往思想芜杂，而且对俄(e)国的现状十分不(bu)满(man)，与女皇向欧洲打造文明展(zhan)示窗的想法背道而驰。

叶卡捷(jie)琳娜二世(shi)

例如，尼古拉·诺维科夫（Николай Новиков）创(chuang)办了多家出(chu)版社、杂志社，将“公共(gong)舆(yu)论(lun)”这一概念引入俄(e)国社会，还拉拢许(xu)多沙(sha)俄(e)权贵加入共(gong)济会。他出(chu)版的杂志《雄(xiong)蜂》和《画家》都对俄(e)国现实做出(chu)尖锐批评，因而被审查(cha)并很快休刊。他在最引人注目的讽刺作品《旅行(xing)记片段》里写道，在残暴不(bu)仁的农奴主统(tong)治下(xia)，百(bai)姓生活困苦，乡村一片凋敝。亚历山大·拉季舍夫（Александр Радищев）的《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xing)记》更为激进，曾连载(zai)于(yu)《画家》，成书(shu)后无一家出(chu)版社敢出(chu)版，由拉季舍夫在住(zhu)所(suo)私自印(yin)刷。拉季舍夫在书(shu)中警告沙(sha)俄(e)权贵，农民有可能(neng)“暴力推翻农奴制度”。因此，该书(shu)出(chu)版后迅速被沙(sha)俄(e)当局查(cha)禁。

法国大革命后，叶卡捷(jie)琳娜女皇决定与百(bai)科全(quan)书(shu)派分道扬(yang)镳。法国国王被处决一事，使她“像被锤(chui)击一样震惊”，但早在那之前，新(xin)思想就威胁(xie)到她的统(tong)治地位。1880年代，她将诺维科夫和共(gong)济会视为江湖骗子，为此撰(zhuan)写了讽刺喜(xi)剧《西(xi)伯利亚萨满(man)》《骗子》等。她还匿名出(chu)版一本(ben)小册子《荒谬(miu)社团之秘密》，并试图让东正教会把诺维科夫指为异(yi)端(duan)。诺维科夫名下(xia)的出(chu)版社和杂志社纷纷被查(cha)禁，他也未经审判(pan)就被囚禁。保罗一世(shi)继位后，诺维科夫被释放，回到乡下(xia)隐居。亚历山大一世(shi)继位后，曾任命拉季舍夫为法律修订委员会的委员。但是(shi)，这只是(shi)一个装点(dian)门面的职位，拉季舍夫提出(chu)的所(suo)有建议都被委员会驳回。拉季舍夫自感前途无望，在一年后自杀身亡。

亚历山大一世(shi)时代的社会思想，同样具(ju)有二律背反(fan)的特征，以卡拉姆津的保守主义和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思想为代表。尽管两派观点(dian)截(jie)然不(bu)同，但俄(e)国思想界迎来了第(di)一次繁荣。

卡拉姆津

卡拉姆津反(fan)对沙(sha)皇推行(xing)的司法和行(xing)政改革，尤其反(fan)感在修订法律时以法国的《拿破仑(lun)法典》为蓝本(ben)。守旧(jiu)派的俄(e)国贵族普遍认为，拿破仑(lun)是(shi)一个篡位者，与正统(tong)君主有云泥之别，而且对俄(e)国构成威胁(xie)。1811年，卡拉姆津将自己(ji)的回忆录《古老和现代的俄(e)罗斯》呈送给亚历山大一世(shi)，表达反(fan)对改革的态度。卡拉姆津对沙(sha)皇说(shuo)的一段话，可以概括其反(fan)对君主立宪(xian)制，赞成绝对权力的缘由：“陛下(xia)！你超越了你的权限。俄(e)国正由于(yu)其多舛的命运(yun)，才在神圣的祭(ji)坛前赋予你的祖先以专制权力，要求你的祖先以至上、无形的方(fang)式(shi)统(tong)治她。……你可以做任何事，但你不(bu)能(neng)用(yong)法律来限制你的威权。”卡拉姆津认为君主的权威尽管不(bu)受任何成文法律或宪(xian)法之限制，却(que)受制于(yu)在习俗和道德信念中形成的不(bu)成文的历史传(chuan)统(tong)。卡拉姆津以《俄(e)罗斯国家史》而闻名，该书(shu)止于(yu)第(di)十一卷的1613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登(deng)基。他强烈反(fan)对“贵族之祸”，即贵族试图通过种种法律限制来约束专制体制。

十二月党人虽(sui)然醉心于(yu)欧洲进步思想，希翼限制专制权力，建立君主立宪(xian)制政体，但也使用(yong)了某种托古改制的话术。十二月党人倾向于(yu)把罗曼诺夫王朝的前两位君主理想化，并且将大贵族组成的缙绅会议当做代议制的萌芽。与十二月党多有接触的普希金(jin)写道，卡拉姆津的《俄(e)罗斯国家史》带给他们很大的启(qi)示，前几卷为十二月党人提供了许(xu)多有关俄(e)国历史中“共(gong)和传(chuan)统(tong)”的素材，尽管卡拉姆津的论(lun)断往往与他们并不(bu)一致。例如，十二月党人多同情亡国的波兰，而卡拉姆津是(shi)反(fan)波兰政策的强烈拥护(hu)者，主张不(bu)应该有任何形式(shi)和名字的波兰存在。

理性与神秘

俄(e)国思想史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fang)向考察。从横向考察，由于(yu)科学的土壤贫瘠，以理性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不(bu)发达。从纵向考察，每(mei)当俄(e)国对外扩(kuo)张受挫时，神秘主义便会在国内(nei)大行(xing)其道。

俄(e)国思想家，常(chang)常(chang)被分为“斯拉夫派”“西(xi)化派”，另外还有“激进派”——一个与前两者游(you)离而又共(gong)生的群体。美国的派普斯教授认为，“西(xi)化派”并无系统(tong)性的思想，只是(shi)好事者为了与“斯拉夫派”对仗而创(chuang)造的一个派别。而中国的张建华教授在《俄(e)国常识分子思想史导论(lun)》里，不(bu)仅认为西(xi)化派自成体系，而且将“激进派”与这两派并列。

“斯拉夫派”无疑是(shi)最有代表性的派别，它最早的组成者是(shi)一群出(chu)身保守贵族的思想家，观点(dian)形成于(yu)1830年代末，与“西(xi)化派”针锋相对。早期(qi)的斯拉夫派更关注古代的俄(e)国社会生活和学问，对俄(e)罗斯之外各斯拉夫民族的命运(yun)并无兴趣。直到克里米亚战争时期(qi)，俄(e)国对外扩(kuo)张受挫，斯拉夫派的思想家才发现“斯拉夫兄(xiong)弟民族团结一致”的价值。以思想家伊万·基列耶夫斯基（Иван Киреевский）为例，他没(mei)有在国内(nei)外大学系统(tong)地学习哲学，但曾在德国游(you)学，在学说(shuo)中比较(jiao)了黑格尔和谢林(lin)的哲学思想与俄(e)罗斯的东正教信仰，据此认为“西(xi)方(fang)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以个人的、疏离的独(du)立概念为基础”，虽(sui)然欧洲生产力发达，但“工业(ye)统(tong)治世(shi)界，没(mei)有信仰和诗歌(ge)”。另一个思想家霍米亚科夫（Алексей Хомяков）则认为，启(qi)蒙主义哲学为法国大革命铺平了道路，德国唯心主义则导致无神论(lun)和利己(ji)主义，进而导致欧洲社会“日益(yi)原子化和理性化”。

亚历山大·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Герцен）是(shi)沙(sha)俄(e)贵族雅科夫列夫和一个德国女子的私生子。由于(yu)不(bu)能(neng)继承父姓，他以德语“心”（Herzen）的俄(e)语音译作为姓氏。赫尔岑早年对十二月党人十分崇(chong)拜，后来致力于(yu)“俄(e)国式(shi)社会主义”的发展(zhan)，在国外主编《北极星》和《钟声》杂志。斯拉夫派的保守贵族敌视革命，将其视为西(xi)方(fang)堕落的象征，而在革命者赫尔岑看来，恰恰是(shi)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的失败决定了俄(e)盛欧衰的命运(yun)。欧洲错(cuo)失了巨大的机(ji)遇，这便给斯拉夫人留下(xia)机(ji)会，使之成了人类的最后希翼。瓦利茨基写道：“赫尔岑如今看到的欧洲就像衰落时期(qi)的罗马之化身，欧洲社会主义者就像遭到迫(po)害的早期(qi)基督徒，而斯拉夫人则像那些(xie)野蛮部落，它们注定要摧毁罗马帝国，对历史做出(chu)自己(ji)的贡献(xian)，同时成为从罗马接续的基督教理想的正宗承载(zai)者。”这是(shi)一个危险而富有诱惑力的比喻。原本(ben)属(shu)于(yu)西(xi)化派的赫尔岑，在对欧洲的野心上与后来的斯拉夫派殊途同归。

赫尔岑

十九世(shi)纪六十年代是(shi)俄(e)国思想史上的“黄金(jin)时代”。1856年，沙(sha)俄(e)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新(xin)登(deng)基的亚历山大二世(shi)感到有必要广开言(yan)路，向公众征求意见。此外，1861年农奴被解放，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上这些(xie)因素促成了新(xin)闻出(chu)版业(ye)的空前繁荣，使1860年代也被称为“俄(e)国的启(qi)蒙运(yun)动”的年代。与法国的“启(qi)蒙运(yun)动”相似，它推崇(chong)理性主义，常(chang)常(chang)强调“是(shi)什么”和“应该是(shi)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bo)罗留波夫、皮萨列夫、涅克拉索夫等人是(shi)这个时代的代表性思想家。屠格涅夫的小说(shuo)《父与子》，反(fan)映了这类革新(xin)者与守旧(jiu)的父辈之间(jian)的代际矛(mao)盾，与俄(e)国大环境格格不(bu)入的现状。他们最初迫(po)切地希翼改变俄(e)国不(bu)公的社会现状，后来往往陷入精神苦闷。后来，这类人被称为“多余的人”。

在十九世(shi)纪，俄(e)国的作家们常(chang)常(chang)将文学视为一项道德使命，一种改变世(shi)界的斗争工具(ju)。最具(ju)有代表性的两个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小说(shuo)并不(bu)以修辞见长，而旨在传(chuan)达思想。托尔斯泰出(chu)身沙(sha)俄(e)顶(ding)级贵族，却(que)在《战争与和平》开篇就讽刺了“瓦西(xi)里·库拉金(jin)”公爵。此人的原型(xing)是(shi)沙(sha)皇尼古拉一世(shi)的宠臣瓦西(xi)里奇科夫，曾怂恿尼古拉开炮(pao)镇压十二月党人起(qi)义。后来，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里更是(shi)揭(jie)露了沙(sha)俄(e)权贵一系列腐败堕落的现象，为旧(jiu)制度敲响了丧(sang)钟。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不(bu)应该爱抽(chou)象的人，要爱具(ju)体的人，不(bu)应苛求道德。他笔下(xia)的主人公往往肆意挑战道德秩序，如《罪与罚(fa)》的主人公把杀人当做“克服障碍”的实验，《地下(xia)室手记》的主人公自愿(yuan)与社会脱节，并说(shuo)：“让世(shi)界毁灭吧，为了我能(neng)永远有茶(cha)喝。”

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在《忏悔录》里描(miao)述了自己(ji)面临的精神危机(ji)。一如他所(suo)属(shu)的阶级的大多数人一样，他曾在战争中杀人，与人决斗，挥霍从农民那里勒索的钱财，吃喝嫖(biao)赌，生活放荡。这些(xie)丑行(xing)在俄(e)国贵族阶层里被视为稀松(song)平常(chang)之事，他为此深感羞愧(kui)。随后，他又出(chu)版了一系列神学小册子，呼(hu)唤道德和互助精神。他创(chuang)办“媒介”出(chu)版社，出(chu)版面向普通民众的读物，并在城乡奔走，帮(bang)助穷(qiong)人。作为一名宗教思想家，托尔斯泰代表一种极端(duan)理性主义的、道德的福音主义，不(bu)为当时的东正教正统(tong)教会容纳。他批评阻挠他的教会粉饰罪恶，甘为专制君主的奴仆，教会则在1901年把他革出(chu)教门。

托尔斯泰早年在喀山大学学习鞑靼语，后来又亲身经历过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长期(qi)与东西(xi)方(fang)民族接触，使他在个人思想里把耶稣置(zhi)于(yu)孔子、老子、穆罕默德、佛陀和苏格拉底(di)之间(jian)，“在这个永恒(heng)的，普世(shi)的宗教中，基督教并不(bu)占有特殊地位”。他了解国家和精英的力量都具(ju)有局限性，因而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如果(guo)俄(e)国上层不(bu)改变自己(ji)的所(suo)作所(suo)为，扩(kuo)张的红(hong)利将会很快消失，而洒(sa)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的斯拉夫人，将会像墙上的墙皮一样风化剥落。

瓦利茨基在《俄(e)国思想史》里提到了一个关键信息(xi)：187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极右翼阵营关系密切。在主编《公民》杂志期(qi)间(jian)，他成为大法官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的座上宾，每(mei)逢周六都登(deng)门拜访，与之长谈。波别多诺斯采夫权倾朝野，不(bu)仅担任至圣治理会议总检察长（1880-1905），还负责亚历山大三世(shi)和尼古拉一世(shi)的教育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小说(shuo)《卡拉马佐夫兄(xiong)弟》，结尾是(shi)一个独(du)立的故事——《宗教大法官》。瓦利茨基认为，《宗教大法官》是(shi)一则关于(yu)社会主义者试图在地球上建立正义王国的失败寓言(yan)。故事里，当基督耶稣再次降临人间(jian)，宗教大法官却(que)把他打入大牢(lao)，打算当做异(yi)教徒烧死。小说(shuo)中宗教大法官的原型(xing)，极有可能(neng)是(shi)“沙(sha)皇的灰衣主教”——波别多诺斯采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日俄(e)战争和1905年革命期(qi)间(jian)，托尔斯泰站在了沙(sha)俄(e)政府的对立面。在《你们要反(fan)省！》里，他公开反(fan)对战争，并谴责当局对请愿(yuan)民众的屠杀。在《大罪》和《世(shi)纪之末》两文中，他捍卫农民积(ji)攒财产的权利，并呼(hu)吁土地国有化。1908年，他又在《我不(bu)能(neng)沉默》里抗议斯托雷平首相血腥镇压革命者。虽(sui)然他反(fan)对革命者的暴力，但对后者的事业(ye)十分同情，即使这意味着贵族阶层被剥夺一切。1910年，托尔斯泰试图把自己(ji)的财产和土地分给穷(qiong)人，因妻子反(fan)对而出(chu)走，病死在一个小车站。

沙(sha)俄(e)灭亡后，许(xu)多俄(e)国贵族流亡海外。这些(xie)衣食(shi)无着的侨民指责托尔斯泰帮(bang)助过革命者，他们当中很多人还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为先知，包括别尔嘉耶夫、布(bu)尔加科夫、弗(fu)兰克、梅列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洛斯基和盖森等人在内(nei)。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社会主义是(shi)天主教的产物，“是(shi)其最充分、最终的实现，是(shi)其数百(bai)年演变的致命后果(guo)”。在二十世(shi)纪，苏联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延(yan)续了这一观点(dian)，将沙(sha)俄(e)灭亡归咎于(yu)西(xi)方(fang)思想的输入。

后发与早衰

俄(e)国的学问相对于(yu)欧洲较(jiao)为滞后，而且沙(sha)俄(e)的扩(kuo)张政策不(bu)得人心，导致其长期(qi)被西(xi)方(fang)常识界排斥。出(chu)于(yu)自我安慰的心理，斯拉夫派普遍相信俄(e)罗斯拥有相对于(yu)欧洲的“后发优(you)势”。讽刺的是(shi)，这个理论(lun)出(chu)自恰达耶夫的《疯人的自白》，颇似鲁(lu)迅的《狂人日记》。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shuo)过一句名言(yan)：“历史就像一位祖母(mu)，特别宠爱最小的孙子。”但是(shi)，恰达耶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追(zhui)求的是(shi)不(bu)破不(bu)立，扫除沙(sha)俄(e)社会当中的弊病。与之不(bu)同的是(shi)，斯拉夫派相信沙(sha)俄(e)学问相较(jiao)于(yu)欧洲“拥有更纯洁的信仰，并因此拥有更大的救(jiu)赎希翼。”

斯拉夫派毫不(bu)掩饰其对欧洲乃至全(quan)世(shi)界的野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呼(hu)吁斯拉夫派与西(xi)方(fang)派和解，并宣布(bu)“要最终把和谐带入欧洲的一切纷争”，甚至“实现服务(wu)全(quan)人类的梦想”。虽(sui)然陀对欧洲的目标暂时只是(shi)精神上的主导，但在对奥(ao)斯曼的战争上，陀和他的追(zhui)随者们完全(quan)站在沙(sha)俄(e)一边。

泛斯拉夫主义者往往以整个世(shi)界为自己(ji)的思想尺度。在他们看来，当俄(e)国实现征服欧洲梦想，吞并君士坦丁堡，一统(tong)欧亚大陆后，斯拉夫派与西(xi)化派的矛(mao)盾便可迎刃而解。阿克萨科夫、达尼列夫斯基等人将领土扩(kuo)张当做必然的使命，并且拒绝以西(xi)方(fang)的标准评判(pan)俄(e)国。弗(fu)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ёв）后来成为西(xi)化派的代表人物，然而他早年与斯拉夫派关系密切，硕士论(lun)文题目是(shi)《西(xi)方(fang)哲学的危机(ji)》。他将西(xi)欧哲学的危机(ji)定义为理性主义的危机(ji)，即一切抽(chou)象的、纯粹的理论(lun)认知之危机(ji)。虽(sui)然反(fan)对十九世(shi)纪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他却(que)一度坚信俄(e)国的弥赛亚角色，即俄(e)国将在沙(sha)皇的率领下(xia)，在人类政治统(tong)一中发挥重(zhong)要作用(yong)。

索洛维约夫

1891年的沙(sha)俄(e)大饥(ji)荒后，索洛维约夫对专制国家政体失去信心，转而研究个人的欲念。在1890年代初，他以《爱的意义》为总题发表了五篇文章。瓦利茨基认为，索洛维约夫主张的“永恒(heng)温柔”是(shi)“具(ju)有特殊情色意味的乌托邦愿(yuan)景”。这似乎是(shi)一种“权宜之计”，作为十九世(shi)纪六十年代的“忏悔的贵族”的反(fan)面，他接受并融入了沙(sha)俄(e)上层腐朽堕落的现实。索洛维约夫临死前仍旧(jiu)在乐观与悲(bei)观之间(jian)摇摆，留下(xia)了一个《反(fan)基督的故事》。在故事里，二十世(shi)纪的欧洲遭到一个黄皮肤(fu)种族的入侵。随后，欧洲各民族建立联盟，推举了一个反(fan)基督者为领袖。此人以基督徒之名，行(xing)独(du)裁之事，最后被众人推翻。“反(fan)基督者”的原型(xing)，可以被说明成他一直反(fan)对的社会主义者，但是(shi)说明成征服亚洲草原又企图吞并欧洲的沙(sha)皇，也可以说(shuo)得通。

1898年，第(di)一次俄(e)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明斯克举行(xing)，标志着俄(e)国第(di)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成立。在沙(sha)俄(e)当局的打压下(xia)，九名参(can)会代表中有八名被捕，而起(qi)草该党宣言(yan)的彼得·司徒卢威（Пётр Струве）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哲学唯心主义和自由保守主义。1900年前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与俄(e)国社会民主运(yun)动割席，与地方(fang)自治会的自由派领袖联手组成一个联盟，形成了后来的立宪(xian)民主党的核心。

1909年，司徒卢威参(can)与著名文集《路标》的编辑和出(chu)版工作，这部文集呼(hu)吁彻底(di)破除俄(e)国常识分子的革命传(chuan)统(tong)和唯物主义传(chuan)统(tong)，回归俄(e)国宗教思想，尤其是(shi)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十月革命后，由于(yu)流亡的俄(e)侨的推崇(chong)，《路标》的影响力远远超出(chu)了它所(suo)在的“白银时代”（1890-1921年）。二战后，《俄(e)国思想史》的编辑瓦列茨基在波兰罗兹大学就读期(qi)间(jian)，他的一名老师谢尔盖·盖森（Сергей Гессен）便是(shi)白银时代的常识分子，曾以德语撰(zhuan)写论(lun)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世(shi)界观中的乌托邦之争与善的二律背反(fan)》。

以史学的研究方(fang)法来研究俄(e)罗斯思想，需(xu)要把思想流派放到具(ju)体的历史环境中考察。苏联解体一事，被俄(e)侨视为白银时代的“路标”派的胜(sheng)利，实际上是(shi)衰落和内(nei)卷的开始(shi)。瓦列茨基承认俄(e)罗斯人的思想具(ju)有“深刻(ke)道德责任感”，但如果(guo)他把《俄(e)罗斯思想史》写到二十世(shi)纪末，不(bu)会像某些(xie)俄(e)国常识分子那样乐观地得出(chu)“它将会得到整个世(shi)界”的推论(l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