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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是一部有(you)意创作的对话体著作，记述孟子与其(qi)弟子及同时代人的论学、治国之语，是儒家(jia)学派的代表(biao)著作之一。关于编辑，古(gu)今有(you)三种说法：一为(wei)孟子自作，二为(wei)孟子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共同记述而成，三为(wei)孟子与弟子共作。《四书》当中，《孟子》的浮沉最大，经(jing)历了由“子”到(dao)“经(jing)”的升格过(guo)程。战国后期，形成势力强大的孟子学派，但秦始皇焚书坑儒，烧孟派之书，杀孟派之儒，孟学遭受(shou)重创。汉初，由于统治的需要，孟子及其(qi)书又受(shou)到(dao)重视，汉文(wen)帝时曾立“《孟子》博士(shi)”。但总起来说地位尚不足以与后世相(xiang)比。这种情形到(dao)宋代发生了改变，其(qi)标志就是经(jing)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即《孟子》的“升经(jing)运动(dong)”。这一运动(dong)大的学术背景在于肇始于中唐的儒学更新(xin)运动(dong)，即儒学由训诂之学向义理(li)之学的演变。就自身原因而论，儒学自汉代以来的训诂之学已走向极端，变得繁琐，死气沉沉，需要更新(xin)；就外部原因而论，就是儒学受(shou)到(dao)了佛道(dao)的冲击，使原有(you)的独尊地位受(shou)到(dao)极大挑战。改变这种状况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支撑(cheng)儒学“经(jing)典(dian)”的重新(xin)选(xuan)择，从《五经(jing)》到(dao)《四书》的转(zhuan)变正是这一背景下(xia)的必然(ran)结果(guo)，而《孟子》升格是其(qi)中的一个重要组(zu)成部分。经(jing)历了韩愈、孙复、石介、二程、张载、王安石等人对《孟子》的推尊过(guo)程，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孟子》一书首次被刻成石经(jing)，列为(wei)“十三经(jing)”之一。而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yong)》并列，汇集而成《四书》，影响中国古(gu)代社会几百年。至此，宣告了《孟子》由子到(dao)经(jing)“升格运动(dong)”的完成，以后的目(mu)录学著作皆将其(qi)列置“经(jing)部”，孟子其(qi)人也于元(yuan)文(wen)宗至顺元(yuan)年（1330）被加封为(wei)“亚圣”。

《大学》是《小戴礼记》的第42篇，是一篇论述儒家(jia)人生哲学的论文(wen)，讲的是在“大学”阶段如何(he)学习修身、治国。传统认为(wei)，《大学》的编辑是孔门弟子，朱熹则认为(wei)是曾子及其(qi)弟子共同完成的。唐代韩愈之前(qian)，《大学》只是作为(wei)《礼记》一篇，并没有(you)单独受(shou)到(dao)太(tai)大的重视，也没有(you)单独刊行的本子。韩愈作《原道(dao)》曾经(jing)引用《大学》一段，《大学》一篇逐渐受(shou)人重视。较早将《大学》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并为(wei)之作注的，是北宋司马光，他曾撰《大学广义》一卷。而真正从哲学高度认识到(dao)《大学》价值的，当数二程，如程颢(hao)曾言：“《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cha)。”程颐则云：“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lai)有(you)此一篇书存，其(qi)他莫如论孟。”不仅如此，二程还为(wei)《大学》改定次序(xu)，学术史上称(cheng)为(wei)“大学改本”。不过(guo)，二程仍将《大学》视为(wei)《礼记》的一个组(zu)成部分，尚未使之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至朱熹，《大学》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分经(jing)传，划章次，补(bu)传文(wen)，作章句，提升哲学层次。《大学》以及《中庸(yong)》二篇，不仅单独刊行，而且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纳(na)入了《四书》体系。

《中庸(yong)》是《小戴礼记》第31篇，讲的是儒家(jia)的处世哲学。所谓“中庸(yong)”，程颐释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yong)。中者，天下(xia)之正道(dao)；庸(yong)者，天下(xia)之定理(li)。”朱熹释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guo)不及之名。庸(yong)，平(ping)常(chang)也。”《中庸(yong)》的编辑，通常(chang)认为(wei)是孔子的嫡孙子思。《中庸(yong)》单行要早于《大学》，“至迟在南朝宋的时候，《中庸(yong)》就被人单独从《礼记》中抽出而为(wei)之作注了”。但此后相(xiang)当长的时间里，《中庸(yong)》又不受(shou)重视，直(zhi)到(dao)唐代李翱才重新(xin)认识到(dao)它的价值。至宋代，有(you)关《中庸(yong)》的著作多了起来，这与理(li)学的兴起直(zhi)接相(xiang)关。许多理(li)学家(jia)，如胡瑗、张载、二程、司马光等，纷(fen)纷(fen)为(wei)之作注论说。当然(ran)，在这当中，对《中庸(yong)》格外重视和推崇的依然(ran)是二程。尽管(guan)未留下(xia)完整的《中庸(yong)》注本，但《二程集》中有(you)许多推崇《中庸(yong)》的论述，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朱熹重视《中庸(yong)》，则是继承了北宋以来尤其(qi)是二程重视《中庸(yong)》的传统，将其(qi)汇入《四书》，从而使《中庸(yong)》获(huo)得了更加独立的身份和更为(wei)崇高的地位。

贰

从历史的角度考(kao)察，古(gu)无“四书”之名，四部典(dian)籍在流传过(guo)程中虽偶(ou)有(you)“论孟”并称(cheng)或“学庸(yong)”并称(cheng)的情况，但与后来的“四书”差(cha)别很大，因此，《四书》有(you)一个汇集和定名的问题。通常(chang)认为(wei)，北宋的二程最先使四书并行，而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确立四书学，使《四书》的地位空前(qian)提高。朱熹是《四书》汇集工作的最后完成者，《四书》的汇集问题，实(shi)际又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过(guo)程问题。汇集过(guo)程，大端如下(xia)：

朱熹早年曾沉浸于佛老之学，并与高僧道(dao)谦交往甚(shen)密，问学延平(ping)李侗后才实(shi)现了由佛入儒的转(zhuan)变。大约在宋高宗绍兴末年，朱熹曾作《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大学集解》以及关于《中庸(yong)》的“集说”，可谓之《四书》的“集解”阶段。这是朱熹全(quan)力研治《四书》的开(kai)始，但此时的“四书学”思想尚不完备。孝宗隆兴元(yuan)年（1163），朱熹将《论语集解》删改订正为(wei)《论语要义》一书，详于义理(li)；又在此基础上删录而成《论语训蒙口义》一书，详于训诂，专供儿童学习使用。

孝宗乾道(dao)八年（1172），朱熹将修订过(guo)的《孟子集解》和《论语要义》合并为(wei)一书，称(cheng)为(wei)《论孟精义》。该书以二程论述《论语》《孟子》之说为(wei)主(zhu)，兼采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九家(jia)之说，汇于《论》《孟》二书各条之下(xia)。在该书序(xu)文(wen)中，朱熹表(biao)述了他对“道(dao)统”的基本见(jian)解，反映了他以“四书”发明(ming)道(dao)统的思想。《论孟精义》是《论孟集注》的重要原本，后来又曾改为(wei)《论孟要义》《论孟集义》之名。虽是辑录他人言论之作，但朱熹本人对该书颇为(wei)看重。

乾道(dao)六年（1170），朱熹在《中庸(yong)》“集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中庸(yong)集解》（又名《中庸(yong)详说》）一书。在与石?共订的《中庸(yong)集解序(xu)》中，朱熹以《四书》发明(ming)道(dao)统的观念更系统，更严密。两年后（1172），朱熹在《中庸(yong)集解》的基础上撰成了《中庸(yong)章句》的初稿。把朱熹乾道(dao)九年（1173）所作《中庸(yong)集解序(xu)》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正式序(xu)定的《中庸(yong)章句序(xu)》加以比较，可以发现朱熹道(dao)统观念的发展。乾道(dao)二年（1166），朱熹修改《大学集解》；乾道(dao)七年（1171），朱熹在《大学集解》的基础上，去取诸说，撰成《大学章句》初稿。

至此，朱熹可以说做好了《四书章句集注》的充分的前(qian)期工作：其(qi)一，自身对《四书》的义理(li)及道(dao)统诸问题进行了由浅入深的探索；其(qi)二，对前(qian)人尤其(qi)是北宋理(li)学家(jia)的《四书》讲解了如指掌。在经(jing)历了与张栻、陆九渊等人关于“中和”之说、治学方法等的辩(bian)论（如鹅湖之会）之后，朱熹的四书学思想逐渐成熟，于是对以往的四书学著述进行修定，而成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其(qi)具体过(guo)程是：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熹于年底完成对《大学章句》《中庸(yong)章句》的修订，同时在《论孟精义》的基础上完成《论语集注》，又于次年（1176）完成了《孟子集注》。淳熙四年（1177），朱熹序(xu)定《大学章句》和《中庸(yong)章句》，并撰成《大学或问》《中庸(yong)或问》和《论孟集注或问》，由此基本确立并构筑了一个以《四书章句集注》为(wei)代表(biao)的“四书学新(xin)经(jing)学体系”。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zhe)东提举任上，首次将四书合为(wei)一集刻于婺(mou)州，经(jing)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了。

《四书》合刻之后，朱熹又于淳熙十三年（1186）对《四书章句集注》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本子于同年分别刻印(yin)于广西静江(jiang)和四川成都。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以往修改的基础上，对《四书章句集注》又作了一次重大修改。次年，正式序(xu)定了《大学章句》《中庸(yong)章句》。光宗绍熙三年（1192），时任南康知(zhi)县的曾集将朱熹序(xu)定的《四书章句集注》刻印(yin)于南康，是为(wei)“南康本”，这是朱熹生前(qian)流传最广的本子。朱熹后来对南康本又作了修定，并于宁宗庆元(yuan)五年（1199）刻板于建阳，这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最后定本。

叁

《四书》的汇集与定名，在经(jing)学史上具有(you)重要意义。

首先，朱熹倾毕生之力，研治《四书》，首次将原来单行的四部书汇集为(wei)一个整体，并为(wei)《大学》《中庸(yong)》作《章句》，为(wei)《论语》《孟子》作《集注》，将四部书纳(na)入其(qi)严整庞大的理(li)学体系中。同时，他为(wei)《四书》规定了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yong)》的先后次序(xu)；对《四书》作了“某(mou)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qi)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qi)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qi)发越；次读《中庸(yong)》，以求(qiu)古(gu)人之微妙(miao)处”的纲目(mu)论定。这标志着学术史上“四书学”的正式确立。

其(qi)次，《四书》的汇集有(you)其(qi)深刻的历史文(wen)化背景，这主(zhu)要是指汉唐以来传统儒学出现日趋烦琐的弊端和儒学面临佛道(dao)之学的强烈冲击。朱熹在说明《四书》的过(guo)程中，在二程等前(qian)代理(li)学家(jia)解经(jing)的基础上，恰当吸取(shou)佛道(dao)心性(xing)之学在理(li)论思辨方面的优长，用以讲解《四书》。这一方面使传统儒学因注入新(xin)的营养而获(huo)得生机，另一方面也极好地回应了佛道(dao)之学的挑战，使儒学重新(xin)成为(wei)社会的主(zhu)流意识形态。同时，朱熹在讲解《四书》过(guo)程中，采取了一种既注重文(wen)字训诂，更重视义理(li)阐发的模式，呈现出简(jian)明(ming)、平(ping)易、洗练的行文(wen)风格。这既体现了宋代经(jing)学注重义理(li)的时代特色，又不废汉唐旧注。这在一定意义上超(chao)越了汉宋学的对立，开(kai)启了中国经(jing)学发展的新(xin)方向。

再次，《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标志着中国经(jing)学进入到(dao)了一个以《四书》为(wei)新(xin)的经(jing)典(dian)系统的新(xin)时代（先秦为(wei)“六艺时代”，汉唐为(wei)“五经(jing)时代”）。朱熹汇集《大学》《中庸(yong)》《论语》《孟子》而为(wei)《四书》，撰著《四书章句集注》，集儒家(jia)心性(xing)学和义理(li)解经(jing)之大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yuan)影响。自此，支撑(cheng)汉唐学术的《五经(jing)》逐渐退到(dao)历史舞台的幕(mu)后，取而代之的是程朱等人所汇集的《四书》。比如元(yuan)仁宗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科目(mu)规定士(shi)子首当其(qi)冲要考(kao)的就是《四书》，而且答题只能依据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这一规定为(wei)明(ming)、清两代所沿袭，影响中国社会近八百年。

综言之，《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既带来了传统学术的重要转(zhuan)型，也给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生活造成了重要影响。

编辑简(jian)介：周春健，历史学博士(shi)，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shi)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优秀(xiu)传统文(wen)化普(pu)及教育研究中心副主(zhu)任，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